歐美社會與文化觀察(一)| 法國:基於日常生活的國家與民族認同

2021-01-09 澎湃新聞
【導讀】歐美是中國人類學海外社會田野調查相對集中的一個區域。近十多年，中國人類學積累了二十多項以歐美國家的具體社區為參與觀察對象的研究成果，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的世界社會調查的一個先遣隊。歐美人類學對於他者的研究包括對於中國社會的參與觀察，當前我們也開始形成深入歐美社會實施參與觀察的創新團隊。我們從歐美人類學的「凝視」對象，轉而成為「凝視」對方的主體，由此奠定了知識生產的一種新型關係。我們以歐美為對象的研究固然是要認識歐美社會與文化，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同樣可以認識自身，反思過去，展望未來。這同樣具有重要價值。2019年，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推出主題為「歐美社會與文化的人類學田野考察」博雅工作坊，邀請8位長期在歐美各國從事社會田野調查的專家介紹他們的觀察感悟，現將與會者發言進行摘編，以饗讀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金嶺介紹了他在法國的觀察與感受。他表示，目前國內很多對該主題的研究大多集中於歷史上法國的國家與民族認同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基於怎樣的事件和理念形成的，在政治層面上其民族與國家的認同是如何體現的，而很少有基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的角度分析。從普通人的層面去理解法國人如何建構自己對於民族和國家的認同，能使我們真正認識到他們所倡導的理念及價值導向。

在很多民族國家的框架下，民族與國家是同構的，在法國其同構特性更為強烈。

英語的民族通常用Nation，在法語中儘管寫法一樣，但卻具有強烈的雙重語義，即在指代「法蘭西民族」時，也強烈地指向於以它為主體所建構的國家。此外，法語中有很多詞都可以用來表達民族，比如「peuple」是指人群及其構成的民族，nation是指民族及其構成的國家。還有很多詞用來表示國家，比如État，從「國家」意義上指代人類共同體，但不等同於政體意義上的「國家」。

 

法蘭西民族並不是族群的概念，而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是一種政治的建構、契約的產物。

這種民族的觀點並不是在法國大革命後才被予以明確，在13世紀初就已經有了相關的民族意識，之後在14、15世紀以法國王室為代表的世俗力量與教會鬥爭中不斷發展。

今天的法國已經從一個「契約的產物」變成超越個人利益的集體利益的保障者，作為民族它又是一個主張自由平等的公民個體以理性和自願的方式所組成的集合。

雖然它具有同構性，但當指向國家和民族兩個不同含義時，它又有了不同的意義，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二者是結合在一起的。1882年法國人類學家勒南提出，

構成一個民族的根本性要素是成員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願，這是涉及民族認同價值導向中最核心的一點，也是共和主義價值觀念的核心。

這個觀念在19世紀末也成為了德國和法國戰爭動員很重要的價值導向。如果用一個詞來表述法國民族與國家認同的機制，可以稱其為共和模式。

法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指向於民族和國家建構的符號。比如在法國各城市甚至是鄉村中都有相同的空間命名，一是共和國大道，二是戴高樂廣場。前者指向於法國政體的特殊機制，後者指向於民族國家的重要政治人物。當人們在法國看到非常多的共和國大道、戴高樂廣場、很多以著名歷史人物命名的街道時，能感覺到一種歷史的沉澱，以及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成員的強烈意識和共同意願。法國公共場所還有很多紀念碑，其中紀念一戰的是最多的，因為一戰被法國人認為是歷史上最輝煌的戰爭，他們稱之為「大戰爭」，而對於二戰，法國人則經常稱其為「抵抗運動」。這些紀念碑主要設立在法國城鄉的中心廣場上，藉助這樣一種公共生活空間的規劃時刻提醒著法國人自己民族國家的歷史。

共和國大道

戴高樂廣場

雖然法國強調的是政治共同體的建構，但在法蘭西民族的建構過程中，其族裔文化特徵從未缺席。歷史上法國人由高盧人、法蘭克人，還有被徵服而來的所謂的少數民族組成。通過共同生活，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特色逐漸融為法蘭西文化的內核。即便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法蘭西文化，它在向外呈現時也有很多文化特質，比如浪漫、精緻感等等，這些文化特質就是其族裔文化的特徵。文化建構也是法國人日常生活中強烈指向於民族國家建構的一種空間設置。比如1998年裡昂市內一片區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為世界文化遺產，因為這片區域見證了裡昂紡織工業及城市的發展歷程，也是當代法國行政機關許多重要機構的所在地。這樣一種將歷史與當下相結合，對於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實際上也是在加強人們對於民族和國家的認同。

 

世界文化遺產

除了可以感知的空間，法國很多公共場所還有很多指向於民族國家認同的無形的符號。比如瑪麗安娜頭像與紅白藍三色及自由、平等、博愛等文字組成的圖像，在許多機構、文件或個人證件上都能看到。法國沒有正式的國徽，因此很多人都將此圖像稱為國徽，因為其中既有象徵著法國民族建構的英雄瑪麗安娜，還有法國國旗的顏色及三字箴言，這些符號都指向了法國民族國家的建構。此外，時間作為現代國家治理的一種制度，也在引導著法國人的民族國家建構。法國的公共假日有11天，有兩種類型，一類是世俗節日，包括很多與民族國家建構相關的節日，比如反法西斯紀念日、一戰紀念日、國慶日；另一類是宗教文化節日，與前者相比，這些節日在法國特別強調政治共同體的民族建構中就顯得很弱，但也都強烈指向於法蘭西民族的族裔特徵和文化特徵，很多人已經不將它們作為宗教節日，而是文化節日，通過世俗的方式將其沉澱在日常生活中。

張金嶺認為，法國共和模式這種看似很好的制度導向其實存在很多困境。比如族裔認同與民族認同，

長期以來法蘭西民族的形成基

本是以法蘭西疆域下本土民族和歐洲裔外來民族作為主體的，但是二戰以後，隨著非歐洲裔移民的到來，其內部的文化多元性越來越明顯，原有的共和模式已經很難去整合這種多元性，其內部很難再產生一種忽視族裔文化特徵從而建構共同的政治共同體的意願，民族單一認同的結構慢慢受到多元現實的挑戰，成為法國面臨的嚴重問題。

 

基於上述問題產生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分離。最初二者是具有極強的同構性的，但由於外來族裔的存在，二者出現分離跡象。

一方面，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從國家層面看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公民，但從族裔特徵來看，就未必是被認可的法蘭西民族成員，由此在現實生活中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歧視。

同時，在法國政治導向中往往忽視了社會微觀層面上對於族裔認同的強調，從而導致法國內部的團結被撕裂。某種意義上說，外來族裔群體作為少數族裔群體的身份沒有被得到承認，這也就損害了他們作為法蘭西民族成員身份認同的承認。

 

綜上所述，法國共和模式實際上是存在危機的，它能否繼續整合法國社會的多元現實仍值得討論。共和模式本是一種開放的框架，但隨著多元現實的發展，封閉的認同已經出現。法國在民族國家認同方面的經驗對於當代中國社會有很強的借鑑意義。儘管兩國歷史文化傳統不同，制度設計也不一樣，但中國學者以經驗的方式研究法國，可以更好地感知人類社會現代性發展在法國語境下的歷程。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立場無關，文責自負。引用、轉載請標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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