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在我國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它延綿千年而傳承至今，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符號。本文將以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作為切入點，從文化認知、文化認同和文化自覺的視角，全面梳理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的文化內涵，充分挖掘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呂韶鈞
內容摘要：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在我國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它延綿千年而傳承至今，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符號。本文將以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作為切入點，從文化認知、文化認同和文化自覺的視角，全面梳理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的文化內涵，充分挖掘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的精神實質，喚醒中華兒女的「文化自覺」，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重新構築起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
關 鍵 詞：山嶽文化 文化認同 文化自覺民族精神 精神紐帶
作者簡介：呂韶鈞，男，博士，教授。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以鄉土社會為主體的，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石必然凸顯鄉土文化的基本特徵。山嶽文化作為人類的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或隱或顯地折射出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域的文化生態。雖然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化歷經，有的早已失去了原質原創，有的留下的也只是一些記憶殘片或舊夢組合。當我們站在時代的坐標軸上重新審視古老的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時，會驚奇地發現在它厚厚歷史的掩蓋下有著頑強的民俗文化和民族精神，使之能夠在歷史的長河中得以生存與發展。「一種古老的文化長入一種現代文明之中時，開始，人們總是無法準確地認識前者之於後者的真實意義。只有當兩種文化經過適當時間的衝撞之後，傳統的東西磨去了歷史的厚厚的鏽垢，才能在新的文化模式中找到一個適合於自己的位置。」[1]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村中的民間鄉土文化活動又重新復活，並且深受廣大民眾的喜愛，表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作為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也在中華大地上紅紅火火地開展起來。
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的產生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變化發展和民間宗教信仰活動的開展逐步發展起來的，帶有原始、神秘色彩，具有濃厚的中國鄉土文化特徵。它與廣大民眾的民間信仰、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認同等方面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中國鄉土社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當我們在對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進行全面梳理的過程中，也必定會投射出整個鄉土社會的文化譜系。這些文化現象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民族的優秀文化，在其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和風俗習慣等文化心理，已經深深地溶進了一個民族的血脈之中，陶鑄著民族的心靈，對民族的凝聚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正是在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機製作用下形成的，可以說文化共根和文化認同是民族凝聚的基礎，也必然成為維繫民族的精神紐帶。
一、山嶽文化認同與民眾精神生活追求
從傳播學的角度講，受眾對事物的接受有如下的心理過程，就是從認知到認同，從認同到信念，再從信念到忠誠。因此，認知是前提和基礎；認同是核心和關鍵；而信念和忠誠則是對某一事物的最高表達形式。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這種最高形式可以讓民族文化經歷從抽象到具體，從理念到行動的過程，並且可以使其真正內化於國人的點滴生活之中。
關於認同理論是近幾十年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使用十分廣泛的一個術語，許多學者從社會學、文化學、歷史學等視角對「認同」這一概念進行了多維的解讀。從本源上來看，認同意味著一種「同一性」。作為識別象徵體系，用來界定「自我」的特徵，以示與「他者」的不同。威廉·康納利指出：「差異需要認同，認同需要差異……解決對自我認同懷疑的辦法，在於通過構建與自我對立的他者，由此來建構自我認同。」[2]馬克斯·韋伯也從橫向分類的視角把社會群體定義為人們基於價值取向和對生活意義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民族、族群、宗教、語言、地域等文化認同群體。由此可以看出，文化認同十分強調文化特質的重構以及認同在文化體系中的首要性，它通常是指人們對於某種相對穩定的文化模式的歸屬感。文化認同主要包括社會價值規範認同、宗教信仰認同、風俗習慣認同、語言藝術認同等，其特性比起政治、經濟結構更加牢固。由此可見，文化認同具有可塑性、重構性、多樣性與複雜性的特徵。
山嶽崇拜是我國古代自然崇拜的重要內容，也是最為原始的一個宗教形式，在古代盛極一時。我國對山嶽的崇拜，可追溯到遠古時代，《山海經·五藏山經》中就將我國大山劃為5方21個山區，並分別記載了關於這些山區內各座山的神靈和祭祀。[3]所以，柳詒徵先生在談到中國文明起源時曾經指出：「世多謂文明起於河流，吾謂吾國文明，實先發生於山嶽。」[4]而石興邦先生更是從人類與所處的地形地貌的文化關係，將人類的文明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即：「1、山林文化時期：採獵文化時期，以靠採獵天然物為生活資料的時期。2、山麓文化時期：（或山前文化時期）採集農業時期，從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過渡階段（過去稱中石器時代），以細石器文化為特點。3、河谷階地時期：發明農業和家畜飼養時期，新石器時代的聚落文化階段，人們進人創造生活資料以維持生存的時期。」[5]中國先民們之所以崇奉山嶽，不僅是由於山嶽作為神靈的化身猶如通往天上的道略，正所謂「崧高維嶽，峻極於天」（《詩經·大雅》），「蓋名山大川，兩者物形之最巨者，巨則氣之所鍾也巨，而神必依之。」（《明孝宗御製重修東嶽廟碑記》）。而且，他們還認為高山巖谷間的變幻莫測，被視為神靈在興雲作雨，於是又把山嶽作為祈求風調雨順的對象來崇拜。正如《禮記·祭法》所生動概括的那樣：「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這說明上古典籍中所提到的許多名山都具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帶有明顯的原始宗教神秘色彩，為後人所崇奉。因此，「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古代中國人民的居住之所，也是中國農業的發源地，具有交通天地的功能，所以山一度成為宗教、政治的中心。」[6]正是由於我們古人對於山之高、山之重的敬仰，山也由此成為了天人溝通的重要平臺。因此，孔子在《論語·雍也》中提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在這裡，孔子把自然現象與人的精神境界有機地聯繫起來了，闡發了深刻的哲理。《韓詩外傳》中也做了解釋：「夫山者，萬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導民異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山也。」當然，在中國鄉土社會中，廣大的民眾並不是從哲學的高度去看待山嶽文化的，他們只是通過人格化的方式將其表達出來，象我國老百姓對於泰山的崇拜就很有代表性。「泰山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世界中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除被認為能夠通天外，還被認為是世界上生命所由產生的地方、人死後靈魂的回歸之處。它是華夏民族古神話世界裡的神聖之山，我國不少的神話故事都發生在這座神聖而神秘的山上。」[7]葉濤先生也認為：「山嶽崇拜與神靈信仰是泰山文化的核心內容，這在國家正祀和民間信仰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山嶽崇拜致使封禪儀典制度化、神聖化，泰山封禪成為歷代帝王夢寐以求的國家政治行為；神靈信仰直接導致了東嶽大帝、碧霞元君等泰山神靈群體的出現，使國家與民眾兩個方面都可以在泰山尋求到自己的崇祀對象，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國家與民眾共享泰山的先河。」[8]這也說明，作為官方的山嶽文化及其祭祀活動也完成了重要的世俗化轉型，逐步走向了民間，並得到了廣大民眾的認同和尊崇，於是產生以朝山進香為主要形式的民間習俗活動也就成為了必然，而這一習俗活動也成為了中國鄉土社會中廣大民眾精神生命的一種外在表達形式。長期以來，在民間人們一直把山嶽作為祀典中的重要神祗，被供奉為萬能的神靈。相信它能興雲作雨、降福旺丁、消災保佑、除惡闢邪和降妖伏魔。也正由於此，山嶽文化中的民間信仰也就具有了多種功能內涵。因此，祈求豐年、旺丁納福等就成為中國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的主要民間信仰主題。
因此，這說明在民間，人們所進行的山嶽崇拜和香會活動不僅僅體現在對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和碧霞元君為主的宗教神靈信仰）的祭祀活動上，而且還集中表現出了廣大民眾對世俗功利性的追求上。這種功利性都是從廣大民眾的現實生活需要出發的，通過山嶽崇拜及其香會所進行的一系列儀式活動，而達到對精神需求的滿足。僅以對「泰山娘娘」的崇拜就可見一斑，正像專家分析的那樣：「泰山碧霞元君的信仰，是各種關於生育成長神話傳說的綜合，最後集中到『泰山娘娘』身上。宋真宗築『昭真祠』供奉的只是玉女，但因祠建在與生育觀念關係密切的泰山，於是日漸匯集各種生育觀念，成為我國古代婦女信仰的主要偶像。」[9]因此，在泰山崇拜及其香會活動中，生育觀念是其信仰的核心內容，而民間相傳碧霞元君女神具有能使婦女多子的功能，這也恰恰迎合了古代民眾多子多福的傳統心理。
二、山嶽文化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自覺
在人類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人類依靠集體記憶傳承文明，不僅能把個體的心理感受變成群體，乃至國家的歷史記憶，而且能把記憶從生存本能的需要上升為文明進化的動力。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決定一個族群、一個國家不同命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是否能持續地保持這種集體記憶。因此，集體記憶就成為構成各個族群自我認同的基礎，其內涵、風格與強韌性構成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素質。[10]而所謂的「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也就是基於「集體記憶」或「共同記憶」（shared memories）之上的族群中的個體對族群共同體的歸屬認知和情感依附。因此，認同對於任何群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僅是群體藉以團結其成員的核心力量，而且也是一個社會群體或機構藉以證明自身合法性的依據。只有有了民族的認同感，一個民族才可能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時也才可能具有前進和發展的持久動力。唯其如此，「民族需要認同，族群需要認同，氏族需要認同，人也需要認同，認同是對一種文化價值的確認，是一個行動訴諸的前奏，因之是一種『能量』；雖然它經常表現在認識層面，但它對行動具有直接的引導作用，所以這種『能量』可以轉化為各種有形的效益。」[11]民族文化是本民族在生產、交往及各種實踐活動中長期發展、不斷積澱的結晶，是該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作為一種民族文化的行為儀式在中國人心裡佔據了十分特殊的地位，它是一種較為典型的民間集體性儀式活動，它蘊含著的民間信仰很容易把民眾聚集起來，構築起強大的群體意識和集體行為。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它延綿千年而傳承至今，它擁有著共同的神話背景、民間信仰，以及象徵文化。它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符號，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普遍認同，已經形成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文化自覺。
中華民族對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的這種文化自覺，主要是來源於對山嶽文化的尊崇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種民間信仰所致，它也逐步地形成了鄉土社會人們內心中追求的文化中心和精神的寄託。正像趙世瑜在《明清時期華北廟會研究》一文中所描述的：「無論在城鎮還是鄉村，寺廟大多地處交通要道左近和人口稠密地區的中心（除了那些「藏諸名山」者外）。他們往往成為一個特定區域（如任何級別的社區）的政治、宗教中心和經濟、文化中心——這些中心往往還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中心，而且是人們心目中的『中心』，及文化凝聚力之所在。」[12]這也充分印證了共同的民族文化和傳統價值對個體認同的形成，以及對個體做出有意義的選擇至關重要。同時米勒也提到了：「這樣一種共同文化不僅使它的承擔者們能夠明白他們身處何處、向他們提供一種共同的歷史認同感，而且讓他們在決定如何生活時可以為他們提供更豐富、更有意義的選擇的背景。」[13]正是由於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積澱中形成的燦爛的山嶽文化，對每一位華夏兒女所產生的文化影響力，一直影響著中華民族一代一代自覺地將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中的精神內涵傳承下去，甚至影響到了長期在海外的華僑華人，這一點也充分顯示出山嶽文化強有力的同根性、凝聚性。
因此，我們認為從民間文化的發生機制來看，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與鄉土社會民眾的文化認知、文化認同，以及文化自覺有著密切的聯繫，同時這種文化自覺也極易形成國家、族群乃至個體十分重要的精神紐帶。這也說明文化認知、文化認同和文化自覺對於國家、族群和個體精神紐帶的形成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從本文所涉及到的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來看，它之所以能夠在中華大地上傳承千百年，並且被不同地域的民眾所接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中所蘊含的優秀民族文化得到了中華兒女的普遍認同，它不僅折射出了中華民族在千百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集體記憶，而且也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種特殊文化符號，具有廣泛的文化認同。蓋爾納在他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就曾指出：農業社會的集體認同與它之前的氏族社會以及其後的民族國家的集體認同有著很大的不同。農業社會的集體認同的特點在於局限於分散的地域，並靠語言、風俗以及出生地等因素而聯繫起來。[14]而「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中，泰山和泰山文化起著『凝聚』（聯合和統一）『支撐』（慰藉、希望和追求）的作用。其『凝聚』作用之持久，『凝聚』影響之廣泛，使中國幅員內所有名山高山望塵莫及。」[15]因此，我們認為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在中華民族多元民族文化或思想觀念中，逐步具有了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所共同持有的文化體系，並由此產生了具有指導意義的價值觀念模式，從而促使族群內部人員在行動自覺地上加以理性地守持，從而形成了牢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內聚力。
三、山嶽文化與民族精神的凝聚
「民族凝聚力是在特定民族的共同價值導向下所產生的一種精神力量，這種力量能夠把民族這一人類共同體中全體成員集聚結合在一起，逐步達到情感、觀念、思想、行為等多方面的相互認同，成為統一的有機整體並推動特定民族不斷向前發展。民族之所以能產生認同，就在於民族成員對特定民族文化所產生的認同，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的基礎，文化認同促進民族認同，進而產生民族凝聚力。」[16]中國社會自古就有很強的凝聚力。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就曾講過:「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17]這段總結是發人深思的。
民族的存在源於共同的民族文化和認同意識以及共同的情感體驗。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它是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這個民族實體是相互依存不能分割的統一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裡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這個論點後被陳連開先生引申為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論。多元一體格局中，56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任繼愈先生在給《中華民族精神——我國各民族精神的融匯與凝聚全國學術討論會》的賀電中也提到：「秦漢以來，境內各個兄弟民族長期融合、共同進步，形成了統一的中華民族文化和共同的民族意識。中華民族精神是境內各民族不斷融匯和凝聚的結晶，這是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強大紐帶，是極其珍貴的歷史遺產。」論及這種強大凝聚力的維繫因素，不僅要推究於古代中國特殊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民族關係，更為重要的是歸功於幾千年形成的文化凝聚力。所以，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傳統文化資源是我們國家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園，它承載著人們對國家文化的普遍認同，同時也向外展示的是具有一定凝聚力的集體文化。
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同樣凝聚著中華民族千百年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構成了鄉土社會廣大民眾樸素的精神追求。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自然地構成了一個民族國家精神家園中重要的內核與靈魂。「因為有著厚重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的維繫，才使不同的地方制度和倫理風俗凝聚成一種民族國家的整體的文化精神鎖鏈。」[18]
我們認為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在增強民族凝聚力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其凝聚機制主要體現在穩定的地緣、血緣關係和共同信仰等方面，這些都決定了山嶽文化的內在凝聚力。其實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並受到社會生活的深刻影響。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是建立在一定的地緣和血緣關係上的一種社會模式，由於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孕育於民間，表徵著鄉土社會中廣大民眾的基本生存需求和生活智慧，帶有鮮明的生活氣息和頑強的生命力。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講是國家、族群及個人並存機制的重要表現形式。
從國家的角度看，香會組織這種建立在一定的民間信仰儀式中的地方團體，他們有著共同的信仰、有著相同的生產生活方式、有著一致的民俗習慣和文化背景，可以成為某一地域民眾重要的精神粘合劑，這對於國家和地方的社會穩定有著積極的作用。
從宗族的角度來看，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是展示地方（宗族）組織團結的重要形式。一方面通過香會這樣的社會組織模式，有利於把信仰成員匯聚成一個團體，以顯示組織力量的強大，不受外來的影響和侵害。另一方面，由於鄉土社會中的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是建立在祖先崇拜、家族繼嗣等信仰儀式活動上的，因此也隱含著本宗族的人丁興旺寓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完全是由於「自外而內」和「自上而下」的雙向衝擊下，逐步形成的一種內聚性的信仰儀式模式，這種行為模式具有強大凝聚力。關於這一點，巴博德的一句話值得引用：「在所有中國村落裡，都可能存在兩種以上或多或少互相對立的行為模式、制度與信仰。一種是廣義的合作性、凝聚性的原則，其作用在於促使社區形成一個共同體。另一種原則是自我觀照的、裂變的，其作用在於強調分立與差異性。」[19]
民族凝聚力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系統，它是在特定民族的共同價值導向下所產生的一種精神力量，它是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這種力量能夠把民族這一人類共同體中全體成員在情感、觀念、思想、行為等多方面達到相互認同，使其成為統一的有機整體並推動特定民族不斷向前發展。因此，共同的歷史背景和獨特的優秀文化，能夠促使產生對本民族文化自我的認同，並能以此維繫著民族的存在和發展，產生著民族自身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具體表現為文化心理的自我認同感和超地域、超國界的文化群體歸屬感。而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也同樣具有這一特徵，它作為一個民族文化現象，千百年來已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在其漫長的歷史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它不僅擁有著多樣的有形文化形態，也凝聚著豐富的無形精神內涵。這種民族優秀文化的映射和升華，已成為了中華民族一個貫穿人們日常生活重要的文化鏈，從而也不斷地推引著中華民族文明的延續，成為炎黃子孫生存繁衍重要的文化（精神）土壤。我們可以充分認識到，在民間的山嶽文化及其香會習俗傳承中，不斷地營造和渲染著一種濃鬱的鄉土文化氛圍，正是在這種潛移默化的文化氛圍之中，一種共同的精神和氣質就會不知不覺地融入到每一個龍的傳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
總之，「民族凝聚力，無論是作為一種觀念、一種意識，還是作為一種文化、一種價值，它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內在動力，是綜合國力中的『軟指標』。因此，一個國家，在其整體的發展過程中，既要重視物質基礎、物質條件的創造和發展，同時，更要重視其民族精神塑造和民族文化的創造和發展。民族凝聚力作為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體現，它能夠把民族結成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在民族的理想、目標和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礎上，形成一種親和力、向心力和聚合力，推動著民族和社會的發展。」[20]
四、結語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議中明確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在我國五千多年文明發展歷程中，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自強不息，共同創造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21]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都是建立在既往的民族感情、民族意識的基礎上對時代精神和價值取向的凝結。當今的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可以說已經完全從原始祭祀迷信的神秘文化活動中解放了出來，逐步發展成為一項集文化藝術、休閒娛樂、商業經貿等多種形式為一體的文化空間，其原有的社會價值功能也發生了重要的轉型。這種轉變不僅反映了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所具有的廣泛的適應性，而且也體現出山嶽文化作為國家安定、人民祥和的文化象徵符號得到了中華民族的普遍認同。然而，在全球化、現代化浪潮撲面而來的今天，如何保持和發展中華民傳統族文化的先進性，如何展示自己特殊的文化魅力，如何提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競爭力和影響力，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加緊對傳統文化進行必要的反思和創新，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戰略任務。因此，在當代語境下，我們應該充分利用中國傳統山嶽文化及其香會活動中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價值，構築起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以此喚醒中華兒女的「文化自覺」，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這也是時代所賦予中國傳統文化的崇高使命和歷史責任。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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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 野 孔建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