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族是族群共同體，民族認同是族群意識和行為，指人們對自己族群的血緣、文化、歷史記憶和鄉土懷有的強烈感情及相應的行為實踐。國家是政治共同體，中國古代的國家認同即王朝意識與相應的政治行為，指人們（社會群體、族群）對王朝政權正統性、合法性及其制度和文化的認同。族群意識先於國家意識而產生，民族認同可以提升為國家認同，也可以解構國家認同。遼宋金元是中國歷史上民族大遷徙大融合、從分裂到建構更加鞏固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時期。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建立的遼金元朝各民族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突出表現了民族衝突和民族交融相互激蕩的時代特點。
渤海人對遼金兩朝認同的差異。契丹「以武立國」，相繼徵服了北方各部族。926年，滅亡「世仇未雪」的「海東盛國」渤海國，為逐鹿中原掃除了後顧之憂。遼朝將渤海人的主體部分從牡丹江流域和長白山地區遷到遼東，又陸續把一部分渤海人遷徙到契丹腹地，千餘戶渤海富人被遷到遼南京（今北京）。渤海人與漢人交錯雜居。遼朝既徵彪悍善戰的渤海人從軍，驅使他們為遼朝徵戰，守衛國土，又對他們處處設防。
渤海人在遼朝的政治地位，明顯低於漢人和奚人。渤海人對遼朝的認同感也比較低。渤海人的反抗，貫穿遼朝始終。規模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遼聖宗太平九年（1029）渤海王室後裔大延琳舉兵反叛，另一次是遼末渤海人高永昌領導的東京（今遼陽）暴動。這兩次鬥爭，渤海人都建立了政權。在反抗遼朝的鬥爭中，渤海人的民族認同得到強化，對遼朝的認同一再被解構。
女真之外的族群，渤海人最早認同金政權。在舉兵之初，女真人便提出「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的口號，以族源相近來爭取渤海人的政治認同。金朝釋放俘獲的渤海兵士，讓他們回鄉宣傳女真對渤海人的懷柔招撫政策。此後，金朝完成遼東地區的統一，渤海復國夢想破滅後，渤海人轉而支持「本同一家」的女真，共同參加到推翻遼朝、徵戰宋朝的戰鬥中。在渤海人看來，金朝是女真和渤海人共同的國家。
女真貴族扶持渤海大族，與他們通婚，並讓他們加入金政權。「契丹時不用渤海，渤海深恨契丹。女真兵興，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為要職。」（《三朝北盟會編》卷98）金朝統治者希望通過渤海大族和官員的國家認同引領渤海民眾的認同。金朝皇帝的母親和嬪妃多有出自渤海大族者，她們的家族在金朝享有榮寵，對渤海人的政治認同具有重要影響。金朝的漢人、契丹人、奚人都屢有反叛行徑，唯獨渤海人例外，說明金朝對渤海上層的籠絡政策是成功的，渤海人對金政權具有高度認同。渤海人自身的民族認同逐漸淡化，或者融入女真，或者被漢族同化。
契丹人在金元兩朝的政治認同。遼亡以後，除了追隨耶律大石西遷的部眾，大多數契丹人被迫接受了金朝的統治。金朝境內的契丹人，仍以故地為主要分布區，一部分被編置成猛安謀克組織，另一部分仍以部落形式存在。女真統治者對契丹將士並不信任。出身契丹皇族的元帥左監軍耶律餘睹，奉命徵討耶律大石，因丟失信符，受到懷疑和監視，便聯絡其他契丹將領謀叛。但計劃洩露，不少契丹人被殺害或出逃。金海陵王時期，又有契丹、奚族官員密謀反叛，擁戴遼天祚帝之孫為帝，遭到鎮壓。此後，契丹人的反叛從未間斷。金海陵王正隆末年至金世宗大定初年的契丹人起義和金末耶律留哥領導的起義規模都很大。
相較於在金朝仕宦的契丹上層人物，普通契丹人（包括部分基層官員）長期遭受剝削和壓迫，對金朝的政治認同始終不高。直到金末，不少契丹人仍難忘家仇國恨，抱有復仇復國的信念。成吉思汗以滅亡金朝、幫助契丹人復仇雪恥為號召，積極爭取契丹人的認同和效忠。故主動投奔蒙古並在蒙金戰爭中建立功勳的契丹人很多。耶律阿海、耶律禿花兄弟早在成吉思汗建國前就投奔其麾下，都是「同飲班術河水」為盟的功臣（《元史》卷149、150）。
金末契丹起義軍領袖耶律留哥力排眾議，反對稱帝，主動朝覲成吉思汗，受封遼王，子孫世襲王爵。元朝將境內人口按族群、地域以及入元前的隸屬關係，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大類，政治待遇和社會地位有所不同。漢人是原金朝治下各族的泛稱。成吉思汗接受眾將覲見，下令「漢人先納款者，先引見」，官員奏報劉伯林最先納款，成吉思汗卻說：「伯林雖先，然迫於重圍而來，未若留哥仗義效順也，其先留哥。」（《元史·耶律留哥傳》）因為契丹人能徵善戰，又較早歸附，故多數入籍軍戶，處境要比一般的民戶好一些。對徵戰有功的契丹人，蒙古統治者授予其官職，並允許世襲，這對籠絡契丹上層人物作用不小。有元一代，契丹人對蒙古統治者的政治認同是比較高的，所以他們逐漸融入漢族、蒙古族中。
遼金元國家建構中的認同問題。遼金元朝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多民族國家，對各民族大致採取因俗而治政策。他們還籠絡各民族上層人物協助其統治，逐步確立了儒家思想文化的主導地位。這是王朝建構中各民族政治認同的基礎。但是，作為少數民族通過武力徵服建立的王朝，遼金元朝推行民族本位政策，致使國內民族矛盾錯綜複雜，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渤海人、契丹人在遼金元國家建構中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凸顯了遼金元民族問題的複雜性。
在遼朝直接統治的幾大民族中，渤海人的政治認同度最低，主要原因是渤海人有亡國之恨。亡國於契丹的慘痛歷史記憶，使渤海人的民族認同與遼朝認同很難一致。對於金治下的契丹人而言，金朝滅亡遼朝的家仇國恨，以及耶律大石建立的西遼的存在，是他們難以認同金朝的重要原因。金末契丹人移剌捏兒，幼有大志，「聞（元）太祖舉兵，私語所親曰：『為國復讎，此其時也。』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元史·移剌捏兒傳》）。這說明，如果王朝國家曾給某個民族造成創傷性歷史記憶，就會凝聚其民族認同，難以建立對王朝國家的認同。
遼朝為防範渤海人反抗，多次強制渤海人集體遷徙，並長期「禁渤海人擊毬」（《遼史·蕭孝忠傳》）。經過契丹起義軍的打擊，金朝統治者加深了對契丹人的偏見。如有的大臣主張女真和各民族「今皆一家」，不應該區別對待，金世宗則堅持認為「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說：「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金史·唐括安禮傳》）蒙古人崛起後，金朝又「疑遼遺民有他志，下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元史·耶律留哥傳》）。民族歧視嚴重削弱被統治民族對王朝國家的認同。
古代民族矛盾的實質是階級矛盾。王朝國家對各族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形式上表現為統治民族對被統治民族的欺壓，其實是統治民族的統治階級對各族（包括統治民族）被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遼初，強制渤海人從舊地向遼東遷徙，「詔睏乏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贍而隸屬之」（《遼史·太宗本紀上》）。意即允許契丹貴族、牧主將貧困的渤海人收為私奴部曲。遼聖宗時期始對遼東渤海人徵榷徵商，致使其負擔加重；又值南京饑荒，下令渤海人造船，往南京運糧。這成為大延琳反叛的導火索。金朝的契丹人承擔繁重的賦役，特別是戍邊和出徵，往往導致其貧窮破產。當被統治民族感受到強烈的被剝奪感時，會在客觀上強化該民族的自我認同，解構其國家認同，造成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對立。
各民族友好交往、互通有無、融合發展、共同開發和建設祖國是中國古代民族關係史的主流。但由於歷代王朝執行民族歧視和壓迫政策，以及各民族統治階級的貪婪，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這對矛盾統一體存在一定程度的對立。唯有新中國的成立，為中華民族各成員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互輔共生提供了思想、制度、道路的保障。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項目「《中華思想通史》封建編」前期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5月25日第1932期 作者：關樹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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