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大國崛起》 唐晉主編 人民出版社出版)
強國萌芽: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
在百年戰爭後的一個多世紀裡，英國在歐洲國際舞臺上無所作為，幾乎被他國所忽略。但英國與歐洲大陸間的經濟和文化往來卻從未中斷，反而日益加強。與此同時，英國開始了從中世紀向近代形態轉變的緩慢進程，其社會、經濟和政治機制及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經歷了艱難的內部調整和更新。正是在這樣一種外交沉寂的時期，英國積聚著再度在歐洲崛起的力量。
面向海洋:英格蘭島國民族性格的確立
1558年是英國歷史上的多事之秋。先是加萊港的喪失，接著是瑪麗女王的去世，隨後她同父異母的妹妹即位為伊莉莎白一世。這一連串事件，標誌著從中世紀英國到近代英國轉型的完成。新時代英國最突出的特性是其島國地位的確立及以此角色在歐洲和世界歷史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一方面，英國人警惕地注視歐洲的局勢併力圖充當歐洲力量均衡的制衡者；另一方面，英國人的目光則超越了歐洲大陸，逐漸將擴張的重點放到了海洋和海外殖民地的開拓上。
從根本上說，地理位置使英國的歷史和文化多少具備不同於歐洲大陸的某種獨特性，也影響了群島上居民的思維意識。18世紀初英國著名政治家亨利·博林布魯克（Henry Bolingbroke）的一段話反映了英國人的傳統心理:「我們的民族住在一個島嶼上……我們必須記住，我們不是大陸的一部分；當然，我們也永遠不能忘記，我們是它的鄰居。」然而，英國人作為一個島國民族的固有特性在很長時期被各種因素所掩蓋住了。在百年戰爭結束之前，英國人懷著強烈的「大陸情結」。只是在百年戰爭結束後，英國人才被迫放棄了對大陸的激情，但仍未能徹底離別大陸，在此後的105年裡他們依然不惜耗費巨資固守在大陸的最後一小塊領土加萊港，守備加萊的費用幾乎佔英國國會每年撥給王室。瑪麗女王的輕率使英國人最終喪失了在大陸的橋頭堡，也迫使他們不得不告別大陸。加萊的失去不僅使英國在地理上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島國，還加深了英國人對大陸政治的厭惡感，菲利浦二世對英國的赤裸裸背叛，促使英國人在此後努力保持與大陸的距離，時刻警惕不讓大陸列強侵犯英國的利益。這樣英國人在心理上也不斷朝島國民族的方向發展。這種「島國心理」，在女王伊莉莎白一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強國萌芽:伊莉莎白一世與「英格蘭主義」
與瑪麗女王不同，伊莉莎白的母親安妮·博琳（Anne Boleyn）是個地道的英國女子，因此伊莉莎白一世的血管裡流著純正的英格蘭人的血液，也許正因如此，伊莉莎白視英格蘭為她的一切，她比其他任何統治者都更好地代表了英格蘭；同莎士比亞一樣，伊莉莎白女王逐漸成為這個英格蘭民族自我意識覺醒時代的等同物。伊莉莎白對自己婚姻的處理是她「英格蘭主義」的最好體現。在她即位後，包括她的姐夫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以及瑞典國王、奧地利大公、法國國王、薩伏依公爵、安茹公爵等王公貴戚紛紛向她求婚。但她明白，與任何這些外國求婚者的結合都可能使英國捲入歐洲大陸無窮無盡的矛盾糾葛，從而危及英國的利益。因此她便用各種滑稽可笑的藉口和搪塞拖延的手段來冷卻眾多外國求婚者的熱情，結果她終身未嫁。但伊莉莎白女王並不感到遺憾，她或許很滿足做英國人民「公共情人」的狀況，就像溫斯頓·邱吉爾所說，「她和臣民的關係是長期調情的關係。」與其說是女王有多少英明的政策，還不如說是她對待英國臣民的這種脈脈溫情的姿態，使女王贏得幾乎全體英國人投桃報李般的愛戴。這種愛戴之情四百多年後在黛安娜王妃身上又得到了再現，特別是當她與查爾斯王子感情破裂之時。自然，女王的獨身，也被英國人看做是英國擺脫任何外來幹涉或控制的一種特立獨行。
如同女王的婚姻一樣，英國的宗教事務也與其島國民族特性的顯現聯繫在一起。伊莉莎白即位時的英國遠非平靜的國度，天主教與新教之間以及教派內部的爭鬥十分激烈。英國宗教事態的處理意味著英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捲入一場遍及整個歐洲的意識形態衝突。伊莉莎白一世及其大臣們明智地選擇了走中間道路，回復到介於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英國國教體系。女王的做法可以說大獲成功，這與歐洲大陸國家相比更是如此，同時期的德國宗教戰爭中，大約1/4的人喪生。到伊莉莎白統治後期，新一代成長起來的英國人已習慣於英國國教制度，英國國教信仰成為英國人區別於歐洲其他任何國家人民的特有標誌。
保持自己的個性且相對獨立於大陸是島國民族的一大特性，其另一個特性則是面向海洋發展。雖然在都鐸王朝時期，英國的海外貿易不斷增長，但其在海外拓展勢力的事業總不順利，原因在於兩個領先的海上強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已佔據了勢力範圍。英國可以對1494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為西葡兩國瓜分世界的通諭不加理睬，卻沒有足夠的海上力量來挑戰強大的西班牙艦隊，特別是在1571年勒班陀戰役中西班牙艦隊摧毀盛極一時的土耳其艦隊後，西班牙海軍的龐大實力令任何歐洲國家都望而生畏。但英國海上力量並不是體現在其海軍的規模上，而是體現在它所擁有的海上鬥士的數量和素質上。居住在島國的英格蘭民族應該具有某種當「海盜」的天分。英吉利海峽作為當時最重要的國際貿易通道，也為英格蘭人做海盜這種有前途的職業提供了天時地利。在英格蘭西南沿海和愛爾蘭諸海港一帶，幹著這類殺人越貨營生的不但有亡命天涯的船員水手，一些擁有莊園地產的鄉紳和有頭有臉的商人也時時參與到海上的劫掠活動中來。對於這些亦商亦盜的海上鬥士，伊莉莎白女王及其政府從未作過認真的禁止，相反還時時予以鼓勵，如1573年8月德雷克船長將辛辛苦苦從西班牙人手中搶來的財寶大部敬獻給伊莉莎白女王，而女王也居然像一個貪財的小家婦人那樣欣然接受，1580年還授予德雷克爵士封號。而這些類同匪徒的英國冒險家們對網開一面的女王也心存感恩，在與外國商船尤其是西班牙金銀運輸船隊不斷的對抗中，海盜們的英格蘭民族意識和對伊莉莎白女王的忠誠感持續增強，直至願為女王陛下英勇獻身。正是這段長期的海上劫掠活動培養出了一批日後英國皇家海軍的精英。
伊莉莎白一世時期是英國確立島國民族特性的時期，也是英國走向輝煌、成為歐洲舉足輕重的強國的時期，崛起的關鍵是英國對西班牙的戰爭。步入16世紀80年代之後，歐洲的均勢格局逐漸向西班牙傾斜。1580年菲利浦二世吞併了葡萄牙，將葡萄牙本土及其龐大的海外殖民地據為己有，西班牙帝國的力量大增。解決英格蘭問題也擺上了菲利浦國王的日程，在其他手段用盡後，只剩下戰爭一條路了。1588年春，由梅迪納·西多尼亞公爵指揮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啟航，殺向英格蘭。就軍事力量對比而言，形勢明顯有利於西班牙。在英國一方，無論是陸軍還是海軍，女王所能調集的力量都很有限。但在如此危急關頭，英格蘭民族最寶貴的品質顯露了出來，那就是鎮靜與自信。當德雷克爵士率隊迫近無敵艦隊時，西班牙艦隊的規模和陣勢也著實令這位縱橫四海的勇士感到驚詫，但他只說了一句話:「還從沒有過如此強大的艦隊，但全能的上帝更強大。」英國人的勇氣使無敵艦隊遭受了沉重打擊，「全能的上帝」則讓西班牙艦隊遇上了大風暴，17艘船隻和5000人葬身大海，沮喪不堪的西班牙人退回了本土港口。一次轟轟烈烈的遠徵就這樣結束了。在這場導致西班牙無敵艦隊喪失一半船隻的系列海戰中，英國海軍的損失出奇的小，它沒有一艘船受損，戰死的士兵也不到100人。勝利之後的英國人也難能可貴地保持鎮靜，為紀念這次勝利而鑄造的獎章上有這樣一句話:「上帝一揮神手，他們四處逃走。」這句話比其他的戰鬥神話更接近真實。不管怎樣，英國抵禦了自羅馬時代以來最強大的帝國的進攻，激發了英國人的民族精神，為以後發展大不列顛帝國奠定了基礎。
「新教革命」與「光榮革命」
伊莉莎白女王之後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兩位國王的我行我素最終引起了英國革命。英國革命是專制王權與「生而自由的」英格蘭人之間的激烈衝突。專制王權是時代的產物，它崛起於給英國貴族帶來滅頂之災的玫瑰戰爭之中，興盛於民族呼喚獨立主權國家之時，它肩負著兩個重大的歷史使命——實現國家的統一和自立。歷史賦予它代表英格蘭民族的資格，使它可以超越於整個社會之上，國王在實現國家統一和自立的過程中扮演了引領民族的角色。
都鐸王朝創建了民族國家，也是王權最盛之時。但由於英國在中世紀業已形成的「自由」傳統，使國王的權力仍然受到三大原則的限制。據英國史學家馬考萊說，這三大原則是:其一，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立法。其二，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其三，他必須按國家法律掌管行政，如果他違背法律，其謀臣及代辦官員應負責任。這些原則即使在都鐸統治時期也沒有消失，所以，都鐸國王仍需與議會合作，否則權力就會發生動搖。這就使都鐸英國的專制統治不同於歐洲大陸其他國家（如法國）的專制制度，形成了獨特的「國王在議會」的憲政，即國王的政策必須經過議會認可，一般不能撇開議會實行國王的絕對統治。
蔡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