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1972—1973年。批判極左思潮，促進農村政策的落實。
農村政策的貫徹，對抑制農村的極左思潮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影響，不少幹部仍然認為，農村工作的主要方向，還是要抓住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這個綱，批判資本主義傾向，肅清「三自一包」的餘毒。還有一些幹部雖然想落實農村政策，卻心存疑慮：不敢由大隊核算退回到生產隊核算，怕說是犯方向錯誤；不敢講按勞取酬，怕說是工分掛帥；不敢講必要的獎勵，怕說是搞「物質刺激」；不敢搞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怕被看成「資本主義傾向」等。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周恩來提出了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明確了農村工作的重點是批判極左思潮。這一問題的明確，打消了許多人執行政策的思想顧慮，為政策落實帶來新的契機。
1971年12月26日，中央專門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指出了一些地方在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有的「分光吃盡」；有的集體增產了，社員不增收；有的超支戶多，分配不能兌現等。要求：「當前要注意克服平均主義，應該按照社員的勞動質量和數量，付給合理報酬。」「學習大寨勞動管理的辦法，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不可硬搬照套」。要「劃清多種經營同『金錢掛帥』的界限，不要把黨的政策所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傾向來批判。」1972年前後，報刊針對農村工作中的極左作法發表了大量文章，在定額管理、合理獎勵、家庭副業等問題上，引導人們劃清是非界限。這些文章指出：「現階段黨在農村的各項經濟政策，毛主席、黨中央早就有過明確的規定，現在要進一步狠抓落實」，領導幹部要「發現問題，糾正錯誤傾向，使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26文章還對「割資本主義尾巴」等現象進行了解剖：「『割尾巴』的教訓發人深省」，有些基層幹部在落實農村政策時，「認為『左』一點是『好心』，右了是壞事。其實，『左』的和右的，表現形式不同，本質卻是一個，都是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違反黨的政策，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27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過程中，周恩來還於1973年1月至3月主持召開了全國計劃會議。這次會議除了繼續強調要加強農業，堅持農村政策外，還揭露和批判了林彪、陳伯達一夥強迫擴社並隊、沒收自留地、砍家庭副業、搞「一平二調」等作法。
1972—1973年是落實農村政策成效顯著的年份。全國農村普遍舉辦了落實政策的學習班。許多被打倒的基層幹部恢復了工作；一些地方建立起了生產責任制，恢復勞動定額管理、評工計分制度和小包工制度；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的規模被適當劃小，或由大隊核算退回以生產隊核算。據山西省統計，到1973年5月，全省原有的29703個生產大隊，實行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下降為9668個，佔大隊總數的32．5％，比1971年下降了21．5％。28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自北方農業會議之後，農村工作開始擺脫混亂，走向回升。1970年和1971年農業生產持續增長，總產值1970年比1969年增長5．76％，1971年又比1970年增長3．23％。1972年由於工農業比例失調和自然災害的影響，農業再次發生波折，但從1973年到1975年，農業又恢復了低速增長的勢頭，1973年比1972年增長8．3％、1974年比1973年增長3．55％。
三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農業領域做的大量工作，是他在這一時期苦撐危局，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一個方面。由於毛澤東對農業所持的相對謹慎的態度，更由於周恩來在農業領域長期不懈的糾「左」努力，我國農業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沒有出現大的「滑坡」，並有緩慢增長，這不論對當時，還是以後我國的發展都具有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