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南峰 吳靖:「工業黨」網絡思潮的政治分析

【本文原載於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出品的《東方學刊》創刊號，學刊致力於中國學術界的思想解放，致力於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推動中國思想和中國學術在世界範圍內的崛起。我們將陸續刊載學刊的精彩內容，敬請期待~】

一、誰是「工業黨」？

2018年「美國制裁中興事件」將「中國製造」的「缺芯」困境戲劇性地砸在中國公眾和知識群體面前。網民或批判中國公司不遵守國際規則招致惡果，或反思中國核心技術依賴進口發展滯後，或警惕冷戰對抗邏輯重新主導世界，或慶幸美國當頭一棒倒逼中國自主研發。在話語紛擾中，一支將工業化知識背景和科學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立場相結合的網絡話語力量異軍突起，主導了圍繞這一議題的公共討論。

正如近來輿論場上的討論所反映出來的，人們最大程度地擺脫了那些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政治哲學「大詞」的折磨，也最大程度地排除了那些故弄玄虛、自說自話的經濟理論模型的幹擾，既然核心問題是晶片和科技，那麼即使涉及中美關係這個龐雜問題，也同樣可以運用科學的思維、按照科學的方法來理解問題、討論問題並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 文揚：《也許這是一場及時爆發的技術戰爭》，觀察者網http://m.guancha.cn/WenYang/2018_04_24_454658.shtml?from=singlemessage,2018-04-24.]

這支話語力量在網際網路輿論場中有時被稱為「工業黨」。根據目前可考的文本，這一命名最早出自王小東2011 年的文章《中國的工業化將決定中國與世界的命運—兼論「工業黨」對決「情懷黨」》。在這篇文章中，「工業黨」是區別於「情懷黨」的群體和思潮，前者思維方式偏向於科學家和工程師，後者則類似於農業文明時代的純粹文人，文章將當前中國主流知識界的左右兩派都歸為「情懷黨」。「工業黨」信奉生產力與技術至上，認為工業化的價值超越政黨、政權的更替、政治制度與一時的文化思潮。[王小東：《中國的工業化將決定中國與世界的命運—兼論「工業黨」對決「情懷黨」》，載《綠葉》，2011年第1 期.]

但作為一種立場、邏輯和話語策略的「工業黨」並非近兩年橫空出世，它有著十餘年的發展脈絡。「工業黨」思潮大致萌芽於21世紀初的軍史時政類BBS，當時一批具有理工科知識背景的網絡民族主義者聚集在反自由派言論的大旗下。然而，網絡民族主義的人員構成十分駁雜，除了愛國的基本共識， 「在意識形態上是沒有立起什麼東西」（訪談記錄 J20180407），缺乏共同的思想支撐與行動目標。在這種「沒有什麼凝聚點」（訪談記錄J20180407）的狀態中，「工業黨」初具雛形的思想體系開始浮出水面，其核心是用理工科的科學精神和工程思維改造所謂的「文科」知識，以介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共和國）歷史敘事和國家發展路徑的討論中。其萌芽的標誌性事件是2004年底到2005年初論壇上的意見領袖鍾慶與陳經關於中國工業化路徑的長篇網絡論戰。後來鍾慶一方將論戰文稿結集成書，於2005年出版了「工業黨」早期的重要出版物《刷盤子，還是讀書》。這批「民間青年學者」聚集於網絡空間的邊緣地帶闡發其對政治經濟的看法，在溝通交流中達成了關於共和國歷史和國家發展路徑的基本共識，並組織起最初的成員與受眾。

另一個對早期「工業黨」思潮形成至關重要的載體是網絡穿越小說。當時各大軍史時政BBS大都闢有專門的「穿越版」或「架空版」供網友揮灑政治軍事想像，通過想像創作彌補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歷史缺憾。最為著名的「工業黨」小說《臨高啟明》起源於2006年音速論壇的軍事架空版上的討論。相較於一般男性向「爽文」，「工業黨」小說極其強調技術與工程細節，不厭其煩地論證現實可操作性， 展現從無到有建立大工業生產的具體步驟，《臨高啟明》就由於這種現實可操作性而被譽為「穿越說明書」。

2008年後，網絡民族主義迎來了一波高潮。2008年4月前後，Anti-CNN網站成立，後更名為四月網，成為反擊西方媒體歪曲報導的民間陣地。但四月網同樣面臨「沒有什麼凝聚點」的問題，它的早期人氣隨著西方媒體報導回歸正常而遭遇困境，內部又面臨嚴重的經營問題，最終走向了分裂。[曾鳴：《四月的「叛徒」：一家「正面民族主義網站」的成立與分裂》，載《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 content/96821,2013-12-19. ]2012年觀察者網繼之而起，較之四月網的理念依附性，觀察者網則致力於打造理念自主性，資方與管理層嘗試打造一套兼具民族性和現代性的「中國立場」話語解釋「中國模式」。而隨著「馬前卒」等「工業黨」 進入觀察者網，觀察者網在一些「工業黨」代表人物眼裡成為「第一個明確的『工業黨』思維為主的網絡宣傳陣地，對『工業黨』名稱及其相關思想的傳播，影響非常大，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訪談記錄 K20180407）。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工業黨」只不過是一種思想傾向而不是具有實體的組織，觀察者網也不是純粹的「工業黨」的「大本營」。「工業黨」話語只是「思想與資本的合作關係」。（訪談記錄J20180407）

同樣在2012年，「馬前卒」等4位80後[ 80後又稱八零後，「80後」一詞來源於國際社會學家們討論社會發展一代名詞。社會學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每10年分成一個階段加以研究，80後就是1980年1月1日至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人群，有時也泛指出生於1970年代末期，即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年輕一代。70後，90後如上.]合著出版了《大目標：文明與這個世界的政治協商》，儘管後來「馬前卒」在知乎問答中直言「我不是工業黨」，[參見究竟什麼是工業黨？有自認為是工業黨人的權威定義嗎？— 馬前卒的回答 — 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590959/answer/34954146. ]但這本書仍被視作80後「工業黨」的「宣言」，其核心主張是「用『工業黨』的方式把工業社會的發展看作一個工程問題來處理」。隨著網際網路從門戶網站向社交網絡發展，2011年，網絡民族主義群體從BBS和門戶網站轉戰社交網絡，微博上「自乾五」[「自乾五」，全稱為「自帶乾糧的五毛」，指那些自覺自愿為社會正能量點讚、為中國發展鼓勁的網民. ] 群體興起，「公知」的汙名化開始。「工業黨」代表人物逐漸成為微博和知乎等社交網絡上的大V，源源不斷地進行知識和話語的輸出。

值得注意的是，知乎社區並未形成如觀察者網般明確的「工業黨」思潮，但從其宏觀趨向上仍能看出「工業黨」思想的傾向，諸如國際知識精英強烈的中國認同、對西方主流媒體和自由派話語的免疫、對中國工業化建設經驗和實用主義施政經驗的認同、在民族宗教問題上的態度等。[盧南峰 ,許諾 , 吳靖：《辨析「川普粉」現象—唐納·川普作為中國知識青年議題》，載《汕頭大學學報 (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1期，第69-77 頁.]這些基本立場的相似性，為「工業黨」思維在知乎的蔓延提供了土壤。

正如「工業黨」早期論戰所揭示的，「工業黨」內部存在不同的支流，為了行文敘述的方便，這裡將他們粗略地分為三類：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設基幹工業的「基幹工業黨」，支持改革開放經濟制度、強力促進工業化進程的「經濟工業黨」，由於迷戀軍事技術裝備而支持大工業發展的「軍宅工業黨」。需要注意的是，這並非「工業黨」自己認可的分類方式，各個支流之間也不是涇渭分明，這裡僅僅是提示讀者注意「工業黨」內部不同敘事之間的張力，並勾勒「工業黨」內部人員構成的大致輪廓。

「工業黨」並不是一個邊界清晰的群體，他們的思想體系也存在諸多內在張力和不確定性，只不過擁有一些共同的特徵：支持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倡導工業強國、科技強國，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以《刷盤子》《大目標》為代表的「基幹工業黨」為例，他們的思想主張可大致概括為：堅持技術體系和工業體系水準決定人類社會形態發展，信奉國家至上和工業化至上理念。在經濟上主張重工業優先、國有化、計劃經濟、獨立自主的技術體系，反金融資本主義，批判自由市場；政治上偏好集中高效的體制，認可政治服務於生產力；文化上強調科學精神與工程思維，貶低農業文明和小農思維，反「情懷黨」與「文藝腔」；在國際秩序上，堅持反帝國主義，展望中國作為世界領袖的未來，主張中國向第三世界輸出工業化而非工業製成品。

「馬前卒」任衝昊

若是跳出當代網絡現象，我們就能發現「工業黨」這一能指有著更加廣泛的所指。

工業化是現代社會理論的根本前提，從工業社會早期開始，工業主義和「技術專家治國論」就形成了強大的社會思潮，這兩者與「工業黨」網絡思潮有著很強的聯繫。早在19世紀初期，昂利·聖西門（Henri de Saint- Simon）開始不定期出版《工業》雜誌，促使「工業主義」一詞的流行，並提出未來社會的治理者將是工程師和企業家，[丹尼爾·貝爾,高銛：《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北京:新華出版社 ,1997年版，第51頁.]這一學說可被視為「技術專家治國論」之濫觴。

而在實踐層面上，20世紀20年代，蘇聯曾爆發著名的「沙赫特案件」與「工業黨事件」，就是為了清算當時蘇聯工業部門風行的「技術專家治國」思想。[20 世紀 20 年代，蘇聯專業技術人員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提高工程師政治地位的呼聲也隨之興起，乃至強調科學技術比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更加重要。1928 年「沙赫特案件」審判了一批技術廠長，該案被定性為反革命經濟事件。為了進一步清除工業部門的「沙赫特分子」，1930 年又爆發了「工業黨事件」，八名技術權威和經濟管理部門要員被判刑，「工業黨」 和「現代技術專家治國論」得到徹底的清算。可參見樊玉紅 ,萬長松：《20 世紀 20 年代蘇聯「專家治國運動」研究》，載《東北大學學報 ( 社會科學版 )》，2014年第4期，第343-348頁.]

20世紀60年代，赫魯雪夫曾對蘇共黨組織進行了重大改組，將黨自上而下一分為二劃為工業黨和農業黨，其目的是使蘇聯共產黨更加高效地領導工業和農業，實行專業化和克服官僚主義，結果反而給蘇聯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帶來很多混亂和問題。[1962 年 11 月，赫魯雪夫在執政後期對蘇共的組織領導和結構進行一次重大改組，根據生產原則自上而下地成立兩個黨組織，即工業黨和農業黨，其目的是使黨更加具體地領導工業和農業，實行專業化和克服官僚主義。然而，這一人為割斷工農生產的領 導結構的改革卻給蘇聯的社會生產和生活秩序帶來嚴重的混亂和很多問題。這一改革持續了兩年，直到 1964 年勃列日涅夫執政廢止。可參見俞良早：《東方社會主義行進中：共產黨執政與黨的建設》，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50-152 頁.]

這些歷史片段都與「工業黨」思想有著譜系學意義上的聯繫。在當代中國網絡「工業黨」的構想中，修鐵路開工廠的閻錫山、東非接受工業化輸出的坦尚尼亞政府，都可歸為「半吊子工業黨」「準工業黨」。[任衝昊等：《大目標：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政治協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 頁。]「工業黨」思潮提供了一個樣本，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民族主義與工業主義相結合的現代社會理論的民間表達。

綜上所述，可以給「工業黨」下一個臨時定義：「工業黨」並不具有正式的組織形態，而是21世紀初中國網際網路上一個聯繫鬆散的知識群體和一股成分駁雜的政治思潮。其基本特徵是主張用工業化程度與社會轉型之間關係的知識體系處理國家發展和社會治理問題。「工業黨」信奉國家至上和工業化至上的理念，以工業化和技術升級的線索翻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敘事；以明確的民族主義立場對抗自由派網絡話語，形成了規模龐大的網絡粉絲社群和亞文化。廣義的「工業黨」還泛指帶有「技術專家治國」 和工業主義色彩的各類思潮，也指各國支持和實踐工業化的技術工程人員、政黨和政治力量。

「工業黨」思潮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基本與中國網際網路新媒介的社會使用史相重疊，為我們觀察新媒介技術對公共話語空間的影響提供了一個窗口。這一思潮背後的意見領袖群體多為70後、80後男性理工科知識精英，這兩代人的成長生活經歷與80年代、90年代宏觀社會結構的劇烈變遷相映照。由此，「工業黨」是理解當代中國青年歷史認知與政治想像的一個抓手，也是進入當代中國網絡意識形態光譜，理解實踐中的公共領域動態的一個入口。我們希望通過梳理「工業黨」政治理念聚焦的過程與他們發表政治理念的渠道、方式、媒介平臺與互動形態，去管窺中國政治公共領域動態和中國具有主體性的政治群體的形成方式及其歷史社會意涵。

二、歷史轉折中的「工業黨」

「工業黨」代表人物群體出生前後，共和國經歷了最重大的歷史轉折—改革開放。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問題成為當下中國社會思潮和政治思考都很關注的核心關切之一。[甘陽：《通三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7年版，第3-49頁，劉小楓：《如何認識百年共和的 歷史含義》，《開放時代》， 2013年第5期，第183-193頁。張旭東：《作為「主權者」的鄧小平》，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zhang-xu-dong/2014_08_20_257504_s.shtml,2014-08-02.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19/c85037-20530313.html。2013年2月，習近平執政初期就強調：「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習近平的講話並非無的放矢，他所要回應的正是講話中指出的兩種思想傾向，即兩個「三十年」相互否定。但在改革開放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官方媒體保持「不爭論」的默契中，迴避這一分歧。21世紀後，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暗流湧動的民間輿論開始倒逼執政者處理這一基本問題。在官方表態之前，民間尤其是知識群體已經開始利用政治修辭試圖抹平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的分歧，尤其是在毛澤東的110周年誕辰（2003）和 120 周年誕辰（2013）、鄧小平的 100 周年誕辰（2004）和 110 周年誕辰（2014）幾個時間節點上，重新審視和評價毛澤東與鄧小平留下的遺產成為知識群體的一大風潮.]

以鄧小平時代為中介進入「工業黨」生活現實的毛澤東時代成為其理論、經驗與藍圖不斷萌生的土壤。而「工業黨」大都在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成長並接受教育，「馬前卒」將80後視作「第一代生在工業時代的中國人」，並認為「這個時代特徵對我們個人觀點有很重要的影響」。[《工業體系建設決定我們的歷史和未來》，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MaPing/2012_08_20_92038shtml.]

80年代和90年代的宏觀社會結構性變遷是「工業黨」這一代人認知結構形成的現實環境，更進一步說，這一時期的現實構成了其最主要的問題來源。由此，我們需要將「工業黨」個體的生活經驗、情感結構和思想體系與更廣泛的社會存在及社會意識進行斯圖亞特·霍爾 (Stuart Hall) 意義上的接合（articulation），最終達到以個人生活史為入口構築社會史和社會觀念史的研究目的。

（一） 「文化熱」與知識的人文化

「工業黨」代表人物多為70後和80後，他們在觀念史意義上的「父輩」是所謂的「80年代人」。 在中國，80年代往往被認為是「文化的年代」，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思想限制也隨之放開，在國家對社會放權所釋放的言論空間中開始形成與官方意識形態不同的話語體系。日後被「工業黨」所貶斥的「情懷黨」或人文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逐漸興起。

80年代中期，知識界逐漸從控訴「文革」的傷痕文學框架中走出來，圍繞中西文化比較、文化與現代化關係和傳統與現代衝突等核心問題展開討論，這些問題被甘陽概括為「古今中西之爭」，而在當時的甘陽看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地域文化差異常常被無限突出，從而掩蓋中華文化本身必須從傳統文化形態走向現代文化形態這一更為實質、更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異問題。」[甘陽：《古今中西之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版，第 35 頁.]換言之，甘陽認為，「中西之爭」是被誇大的，「古今之爭」才是根本。李澤厚認為，當時流行的「人道主義」「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接續了並創造性地轉換了「五四」運動的傳統。[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載許紀霖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 100-101 頁.]80年代的知識分子急切地渴望現代化，在此語境中，「五四」的核心內涵轉變為現代化的問題。「五四」運動所處的年代是中國「全盤西化」論濫觴的年代。

李澤厚

80年代的知識分子將中西文化比較作為求索現代化的知識路徑，而對於剛剛開放的中國而言，中蘇關係仍未正常化，且蘇聯泥足深陷，處於劣勢，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現代化的樣板。在「文化熱」的背景下，國人不免產生「西方崇拜」的思想傾向。同時期的中國也經歷了從「文學時代」到「電視時代」 的轉型，[白惠元：《英雄變格：孫悟空與現代中國的自我超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132頁. ]「文化熱」中的精英們也開始藉助這一媒介進行「啟蒙」大眾的事業，而「西化論」的巔峰之一是 1988 年央視的電視政論片《河殤》，這部片子以激進的姿態和詩化的語言，對中國傳統的社會組織機制和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進行了剖析和批判，並呼喚西方式的民主與法制，引發全國性的轟動，也預示了80年代「文化熱」的最終收場。

這一時期的人文知識分子生產了繁複的話語，賀桂梅認為，80年代的突出特徵之一是「能指的剩餘」般的話語湧流。[賀桂梅：《1980 年代「文化熱」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 (上)》，載《勵耘學刊 (文學卷)》，2008年第1期，第 210-226頁.]當時知識分子結成各類知識團體，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三家：以李澤厚、湯一介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書院匯聚國學精英，旨在復興中國傳統文化；金觀濤、劉青峰夫婦主編「走向未來叢書」，從控制論、資訊理論、系統論出發做東西方的歷史比較研究；以甘陽為代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譯介20世紀西方主流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金觀濤、劉青峰夫婦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將原為系統與工程學知識的「三論」包裝成人文知識用作歷史比較研究，鮮活地展現了當時知識的人文化風潮。同樣的人文熱潮也出現在文學、美術和電影等領域。而這些話語在後來恰恰被「工業黨」認為是低效乃至無用的。

80年代是「工業黨」父輩的年代，如果將弗洛伊德的「弒父」情結庸俗化理解，80年代繁複的人文話語和對西方的崇拜日後將成為後一代年輕人批判、拆解和重構的對象。

（二）市場化大潮與宏大敘事的退場

隨著 「文化80年代」風流雲散，知識分子迎來了「市場的年代」，面臨與80年代截然不同的挑戰。在許紀霖看來，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面臨三方面的挑戰。首先是公共性的喪失，知識分子進入現代學院的知識體制，成為缺乏人文關懷的技術專家，受到功利主義和工具理性的主宰；其次是知識分子的再度邊緣化，隨著市場社會的出現，社會階層發生變化並趨於多元化與發散化，新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傳媒與演藝圈中的明星成為中心；最後，知識分子還面臨理論上的致命挑戰，即「後現代」崛起消解了宏大敘事，在理論意義上宣告了傳統知識分子的死亡。[許紀霖：《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的三大挑戰—關於知識分子的系列思考之六》，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097. html. ]

公共知識分子暫時退場了，他們將在21世紀網際網路興起的時代回歸，而90年代成為了技術專家和去意識形態化的工具理性的主場，知識開始了「去人文化」的進程。與此同時，符合市場邏輯的知識分子的文化資本迅速增值，下海經商也在知識分子中成為熱潮。經濟專家開始取代人文知識分子佔據舞臺的中心。

隨著「經濟」成為知識界的中心議題，社會觀念中的工具理性也強勢崛起，在毛澤東時代和80年代佔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道德與理想黯然失色。「工業黨」以「情懷黨」為論敵，而後者正是80年代人文知識分子的苗裔。「工業黨」吸收其成長於其間的90年代的精神特質，徹底摒棄了80年代生產的繁複的人文知識話語，高度強調專業性。「兩個人辯論高鐵問題，一個能說出標準輪距，能說出區分客運專線鐵路和貨運鐵路的道理，而另一個不能，前者就贏了一半。」（訪談記錄 A20180316）90年代是「工業黨」的工具理性思維和貶斥人文知識傾向的起始年代。

隨著90年代的展開，伴隨著國企改制、金融資本崛起、消費主義興起、社會階層分化等大趨勢和大變革，全面市場化改革與「工業黨」的個人成長史相交疊。他們已經能夠看到在經濟領域學習西方造成的一些問題，比如俄羅斯經歷「休克療法」後的寡頭統治、激進的國企改製造成中國北方一些城市的凋敝和嚴重的社會失序。缺乏戰略思維的工具理性並不能饜足「工業黨」這一世代對於理想世界的渴望。 由此，「工業黨」不同於90年代放棄了公共性而進入學院體制的專家，他們繼承了80年代的宏大敘事，在「草莽」之間仍然關心國家與社會的走向。「工業黨」思潮在21世紀初同時回應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問題，完成了80年代宏大敘事與90年代工具理性的嫁接。

（三）兩套工業化方案的分歧

在2004年底至2005年初「工業黨」思潮萌芽階段，軍史BBS意見領袖鍾慶和陳經曾就中國工業化路徑的選擇爆發一場長篇論戰。他們有著基本的共識，即認可工業實力是國家實力的基礎，工業化是國家發展的目標，但雙方卻對工業化路徑有著不同的選擇。概言之，鍾慶偏好毛澤東時代重工業優先的工業化模式，國家和企業通過計劃經濟體制忍受巨大的艱辛積累基幹工業和技術。鍾慶大力批判當時甚囂塵上的「比較優勢理論」，他認為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和勞動密集產業，瓦解了本國相對幼稚的重工業體系和技術力。而陳經則不排斥利用外資發展技術、引進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經濟以提升被長期壓抑的居民消費水平，他批評鍾慶對改革開放前經濟路線的幻想過於完美，而對現實中國經濟政策發展的預測過於悲觀。陳經總體上認為，工業問題的本質是經濟問題，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工業化的發展。

陳經與鍾慶的不同主張後來演變為「工業黨」的不同支流，這裡姑且稱之為「基幹工業黨」與「經濟工業黨」的分野。兩者之間的齟齬實質上是共和國史上兩個時代的非連續性問題，毛澤東與鄧小平領導的雖然是同一個中國，但他們之間的差異不僅是建設方案上的區別，更是價值取向和治國理念上的分歧。毛澤東與鄧小平兩個時代的工業化有其內在延續性，改革開放時期工業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有賴於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基礎，尤其是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相對高素質的勞動力。在「文革」時期，「四三方案」就已經開始了西方現成工業技術引進的預演。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建設，為改革開放後中國仍能保持獨立自主的地位，而非淪為全球市場的附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但是，國防和民用兩套工業體系在有限的資源之下必須有所取捨。根據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毛澤東選擇前者，而鄧小平偏向後者。工業化方向的調整緣於中共領導人對國內和國際基本形勢的判斷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向。毛澤東對獨立自主和國防安全的極端重視基於當時嚴峻的冷戰形勢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進逼，而到中國先後與美日關係正常化、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幹講話」釋放了中蘇關係解凍的信號， 鄧小平判斷「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而這一判斷成為制定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依據，開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

三、革命敘事與現代化敘事之後

明晰了以上的時代背景，我們可以嘗試對「工業黨」話語進行政治分析。

2015年，澎湃新聞的一篇思想周報敏銳地認識到「工業黨」與中國近現代史主流敘事的異同。[辛束：《工業黨的歷史敘事：生產力和國家讚歌》，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國內思想周報），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1304231.]該文認為，關於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主流，大體上有兩種不同的觀察和描述，即革命敘事和現代化敘事。革命敘事基於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現實，將階級鬥爭和革命視作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和主線，其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而現代化敘事則勃興在改革開放之後，著眼於近代中國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完成器物、政制與文化的現代轉型。

如果借用這一框架對「工業黨」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工業黨」話語對幾種敘事的雜糅與取捨。 「工業黨」認同革命敘事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基本判斷，也認同徹底改造社會的劇烈革命，並能夠接受為革命付出的代價。「工業黨」還吸收了革命敘事的話語體系，如獨立自主、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壓迫等。 但是，「工業黨」敘事與革命敘事的不同之處在於，弱化了傳統革命敘事中的個體改造和制度改造部分的討論，而更多強調工業化本身作為經濟基礎的變化對於上層建築中的制度和文化變革帶來的歷史性衝擊與改造。

與80年代向西方學習的現代化敘事不同，基於社會主義前期的建設經驗，「工業黨」強調中國工業化路徑與西方工業化的時代差異。中國可以吸取西方先進技術卻不能完全依賴西方，更不能複製西方對外掠奪的工業化道路，他們高度認同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工業化路徑。「工業黨」將工業化與現代化敘事中的其他維度，如政治參與、思想解放與個人價值，放到比較從屬的位置上，批判文人的主觀唯心主義，認為歷史有其客觀發展規律，並不能按照「情懷黨」的主觀期待，發生奇蹟般的變化，強調科學家和工程文化中實幹興邦、艱苦奮鬥的傳統。

此外，「工業黨」接受了嵌入革命敘事的民族主義敘事，表現出較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感， 反對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霸權，倡導平視乃至俯視西方的民族自信。在某種意義上，「工業黨」用革命敘事的外殼包裹了工業化與民族主義的雙內核。

而這種敘事的取捨，尤其是對民族主義敘事的體認，影響了「工業黨」話語鬥爭的現實策略。「工業黨」與革命敘事和現代化敘事都存在齟齬，同時反對各種「情懷黨」：懷著共產主義和工人國家理想的馬克思主義者或毛澤東主義者，倡導向西方學習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的「公知」與「主流經濟學家」， 此外還有倡導復興傳統文化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脫不開民族主義的底色，所以他們與「工業黨」能在民族復興和工業化的大目標上達成共識，同時也都認為只有國有化和計劃經濟能夠達成這一大目標，所以常常共同阻擊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自由派和西化派。至於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或許不認同工業化的價值，而對傳統文化抱有浪漫化的想像，但至少強調中華文明的主體性，所以儘管「工業黨」對其沒有什麼認同感，卻也不至於與其發生激烈的對抗。

如前所述，在消費主義開始擴張的90年代成長起來的「工業黨」沒有放棄對公共性與宏大敘事的追求。但是，要重構一套宏大敘事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對於這批中國青年而言，擺在眼前有兩套現成的敘事可供改造：第一是向外看，即歐美國家的政治經濟方案，其主要意涵是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和自由市場與全球化的經濟秩序；第二是回頭看，即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方案。隨著90年代的實踐發展，他們已經能夠看到經濟領域學習西方造成的一些問題。所以，他們的「父輩」選擇向外看，而他們選擇回頭向後看，求助於毛澤東時代的理論與經驗。但是，他們對毛澤東時代並非全盤接受，否則他們僅僅是鄧小平時代的毛主義者，而不能成為「工業黨」。

90年代的大學生

對於有志於重構共和國歷史敘事的「工業黨」而言，兩個「三十年」的分歧同樣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們創造性地轉換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與鄧小平兩個時代都處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脈絡中，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的價值根基所在，所以「工業黨」不可能徹底拋棄。在馬克思那裡，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核心問題，儘管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但生產關係在政治經濟學中佔據了核心中的核心地位，毛澤東與鄧小平兩套治國方案的根本差異也落在生產關係上。

儘管不同的「工業黨」派別對共和國歷史各有偏好，但作為一個整體的「工業黨」摒除了在他們看來低效的共和國前期的社會理想。同時由於不認同80年代包含了政治進步和思想解放內容的現代化敘事，「工業黨」也沒有採用21世紀初期的「中國歷史文明的連續統一」[(1) 甘陽：《通三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6頁. ]這樣缺乏直接可操作性的文化敘事來彌合兩個時代的分歧。為了統合兩個時代，他們接受了更加偏向工具理性與工程思維的、以生產力為核心問題的、與蘇聯模式在形式上相通的國有化、計劃經濟和重工業優先的建設方案，而淡化或迴避了更加深刻地改造生產關係、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政治運動，並將前者與改革開放時期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打通，最終統合進中國崛起的宏大敘事中。「工業黨」同時接受並工具性地闡釋兩個時代的生產關係，將生產力置於核心中的核心地位，將「現代化」和「工業化」作為新中國一以貫之的追求， 重構了宏大敘事的路徑，從而取消或者迴避了兩個「三十年」的分歧。

四、討論：「去政治化」年代的「再政治化」

（一）「工業黨」與「小粉紅」

王洪喆等人將當代中國網絡民族主義大致劃分為三波，第一波網絡民族主義中的主體以70後大學生為主，對官方在國際關係重大事件（如印尼排華事件、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上的表現不滿，以強國論壇、鐵血社區等 BBS為陣地介入社會議題批判現實。第二波當中的網絡民族主義者被稱為「知情的民族主義者」，除了強烈的愛國情感外，還兼通網絡與英文，能夠直接接觸西方媒體，對中國歷史和國際秩序有著系統的、基於大國博弈的分析框架。而第三波網絡民族主義的主體是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培養的「小粉紅」群體。[ 王洪喆 , 李思閩 , 吳靖：《從「迷妹」到「小粉紅」：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下的國族身份生產和動員機制研究》，載《國際新聞 界》，2016年第11期，第33-53頁.]

2016 年是網絡民族主義的關鍵性年份。這一年，「帝吧出徵 Facebook」「趙薇事件」「奧運霍頓事件」「薩德飛彈事件」折射出網絡民族主義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輿論動員能力，同時也揭示了網絡民族主義的形態轉變，新媒介商業文化和中國崛起語境生產出來的「小粉紅」登上公共舞臺，與作為「知情的民族主義者」的「軍迷」群體及「工業黨」群體共同演進，各自發展。[ 同上. ]

「小粉紅」成為一種「去政治化」時代與「再政治化」渴望的奇特結合。但這種新媒介商業文化生產的民族意識具有鮮明的表現形式，最為著名的就是「表情包大戰」。而這種充滿後現代意味的「演戲」 形式是在商業化的粉絲實踐中逐步鍛鍊出來的，其主要特徵是缺乏明確表徵的、具有凝聚性和共識性的政治內核，消解意義之後並沒有建立新的敘事，而其所形成的輿論動員能力可以被各種力量利用與形塑。

雷蒙·阿隆對法國「五月風暴」的評價也可以挪用到這裡：「日常的沉悶生活突然得到了發洩消遣的機會。半真半假的革命，與其說是真幹，還不如說是演戲，可是很能引人同情，甚至能激起人們的熱情。……而人們卻沉迷於錯覺，自以為親歷了偉大的歷史時刻。」[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憶錄（下冊）》，楊祖功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79頁.]

雖然舞臺上「半真半假」的「演戲」仍在繼續，但這種「私密的反抗」的話語也正在遭受青年的質疑，部分人開始提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困擾：當20世紀的政治組織、政治辯論、政治鬥爭與社會運動暫別歷史後，日常生活革命何以導向真實的社會變革？從2008年到2016年這一時段的事態來看，許多群體開始轉向20世紀的歷史經驗，「再政治化」的渴望超越後現代，有了歷久彌新的內涵。世界從後現代的反抗表演往回退了一步，回頭處理未完成的現代政治議題。

作為「小粉紅」「兄長」一輩的「工業黨」受到 90 年代工具理性的浸染，但與新媒介商業文化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們「再政治化」的渴望並不滿足於空虛的表現形式，而試圖尋找凝聚的內核，召回並生產宏大敘事。「工業黨」如何與「小粉紅」進行有建設性的社會互動和爭論？在網絡技術與市場機制不斷製造「部落化」的時代，他們是走入「回音壁」式的自我言說與自我強化，還是能夠繼續其跨媒體、跨領域的話語實踐，形成更加開放多元的公共領域與社會團結？這是值得我們持續觀察的。

法國五月風暴

（二）召回宏大敘事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工具理性和專業主義到了2008年，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共同體，導致了某種歷史感與超越性社會關懷匱乏的狀態，這符合前述的許紀霖的時代論斷，也符合汪暉關於90年代「去政治化」的基本判斷。汪暉的「去政治化」指的是基於特定價值的政治組織、政治辯論、政治鬥爭與社會運動的喪失，同時也意味著公共性與批判性的喪失。[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 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 37-40 頁.]

然而，從2008年到2018年，變革的激情似乎正在被召回。回溯50年到1968年，戰後維繫了二十餘年的世界格局和社會結構遭遇了世界性的反叛浪潮，經歷了世界大戰的一代人「不僅是不願提起過去，他們對政治許諾和宏大思想持懷疑態度，他們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物質享受、穩定和體面上，同時又稍感不安」。[ 託尼·朱特 , 林鑲華：《戰後歐洲史 ( 卷二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頁.]而他們戰後成長起來的子女卻召回了政治渴望與宏大敘事，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造反」運動，志在打破僵化的現存體制、固化的社會結構和沉悶的主流文化。

今天距冷戰結束也是二十餘年，恰好一代人的成長時間，我們也能看到與1968年同構的時代情緒。全世界似乎重新燃起了政治化的渴望，動搖了後冷戰工具理性、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時代趨勢。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與英國脫歐，加泰隆尼亞和庫德的獨立公投，「阿拉伯之春」後的政局動蕩與敘利亞戰爭，還有歐洲的右翼民粹主義崛起，世界性的政治伊斯蘭浪潮，摩洛哥、亞美尼亞等國家的社會抗議運動，都說明了90年代形成的穩定秩序並不足以饜足當代青年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要，打破現存秩序的渴望蓄勢待發或噴薄而出，對另類社會發展方案的追求也開始超越「歷史終結論」，開始了新的探索。

以2008年北京奧運會為標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60年與改革開放30年所蓄積的政治經濟力量磅礴而出，伴隨著中國崛起的進程，青年一代的民族主義意識高漲。這個世代出生於「文化再啟蒙」的80年代，成長於全面市場化改革的90年代，在中國網際網路方興未艾之時加入了公共話語的戰場，試圖求索新的理論以測定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並打開國家的未來。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工業黨」敘事及其「中國立場」可被視作全球政經格局與中國社會結構激變時期的一個片斷。他們拆解了「父輩」的人文知識話語，又不滿足於「兄輩」缺乏理想主義的工具理性，而同時他們並沒有能力擺脫「父兄」的文化遺產，於是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將80年代的宏大敘事與90年代的工具理性嫁接在一起，並創造性地轉換了「祖輩」的革命敘事與「父兄輩」的現代化敘事，推出了屬於這個世代的工業化敘事，並逐漸從邊緣地帶崛起走向主流。

隨著網際網路進入中國並蓬勃發展，為「工業黨」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公共話語空間。當報紙和電視的公共話語空間被主流社會所控制，他們在 BBS、門戶網站和社交媒體幾個階段展現出比前一代人更強的媒介適應性，同時大眾傳媒改變了這一代人的交流方式和表達方式，網際網路成為他們呼朋引伴、激烈交鋒的主戰場，而他們也摒棄了80年代人文知識分子和90年代學院知識分子繁複的術語，開始用通俗的語言和媒體的邏輯組織公共言說的宏大敘事。

（三）政治公共領域與政治階層的生成

在討論現代政治制度生成或者國家轉型的過程中新階層的政治主體性和政治認同如何塑造的時候，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是一個繞不開的理想模板。他以歐洲現代共和制國家形成的歷史過程為經驗材料，描述了資產階級如何從受封建宮廷控制的公共領域中解放出來，在由印刷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文學公共領域中塑造了資產階級的內心和政治品格，進而在規範性的政治公共領域中採取政治行動和政治實踐。[[德] 尤爾根·哈貝馬斯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這一模板一度在後冷戰的高潮中成為理解前社會主義國家和傳統國家政治轉型的標準敘事，通過公民社會組織、基金會、國際組織、自由媒體等聯合互動的機制，以歐洲福利資本主義及其自由民主制度為普世價值，強勢改造原有的社會結構、經濟制度和政治權力關係。

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蔓延，傳媒和社交媒體的資本化程度加劇，傳統政治代表性斷裂，國家轉型失敗、治理危機深化和社會分裂加深等多重困境中，我們看到那種依靠強權、威權或者資本的公共領域轉型在文化價值觀塑造和社會認同建構中的虛弱表現。

在中國，喧囂繁榮的市場化媒體、公共知識分子的活躍、社交媒體中的眾聲喧譁都流於表面，並沒有導向一個穩定的、有自我意識的、有主動價值認同的、有自治能力的中產階層或者知識階層。熱鬧的媒體公共領域和新興的精英階層，不僅沒有為轉型社會進入更具挑戰性的政治公共領域準備一個負責任的政治階層，從而促使社會進入更具挑戰性的政治公共領域，反而由於資本、技術升級、權力、個體利益等多重原因，很快處於分崩離析和動蕩不安的狀態。

在新階層惶恐不安，不知如何應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新生力量崛起和新常態到來的氛圍中，「工業黨」從邊緣地帶的公共領域深耕細作、逐步匯集意見和力量，在相對健康的內部競爭和爭論中，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穩定共識、話語體系和相當的群體識別度，並在主流社會產生一定的文化領導權，是一個值得研究者關注的公共領域建構的正面案例。

但我們同時應該注意到「工業黨」話語的缺陷。「工業黨」以反抗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為名興起，他們採取的對抗策略是推出一套工業化的「普世價值」與之分庭抗禮，並把工業化價值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他們在公共辯論中很大程度上拒絕了多元化未來社會的探討，拒絕所有非進步主義或非現代化的觀念，如宗教信仰、文化保守主義、環保主義等，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抹除工業化「普世價值」中的「異數」（訪談記錄 J20180407），在「工業黨」的邏輯中並不允許拒絕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變態」存在。同樣的態度能夠在對待民族、地域、性別等議題上找到。對於建構一個多元、寬容和平等的社會共同體來說，僅有高度的智識自信與強烈的政治渴望是不夠的，即便再加上強大的輿論動員能力，對於建構一個多元、寬容和平等的社會共同體來說，進一步的文化自省和更活躍多樣的政治論爭亦不可或缺。

附錄：研究方法

20世紀80年代，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發展了「接合」概念（articulation），「接合」指的是兩個不同的要素能在一定的情境下勾連形成一個統一體。簡而言之，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某些話語之間，或某些社會力量之間，或話語與社會力量之間能夠以並非必然永恆的方式連接在一起。本研究採取類似的方法，嘗試從文本呈現的思想認知出發，將其與個人生活史（尤其是教育經歷、閱讀經歷和媒介使用）進行勾連，從而將個人的生活經驗、情感結構和思想體系與更廣泛的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進行接合，最終達到以個人生活史為入口構築社會史和社會觀念史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深度訪談與虛擬民族志三種具體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對集中展現「工業黨」思想體系的時政暢銷書進行分析，從而概括「工業黨」思潮的基本特徵和話語風格，輔助的材料還包括「工業黨」代表人物的社交網絡發言和網絡穿越小說。

深度訪談：對「工業黨」代表人物或相關人物分別進行了1到3個小時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主要包括其歷史認知、政治經濟主張、個人生活史，用以探索其思想主張形成的經驗來源。

虛擬民族志：採用虛擬民族志的方法，進入 BBS、百度貼吧、網站跟帖區、微信群聊等平臺，對「工業黨」群體、粉絲社群和論敵進行社會身份分析並描述其群體特徵，同時著重探索他們在現實和網絡兩個層面上的溝通與交往方式，勾勒「工業黨」群體的社會網絡。本研究重點在2018年3月20日至4月20日期間對某「實業黨」微信群進行虛擬民族志的參與式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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