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學術理論界新近對「後真相時代」的種種隱晦的、曖昧的讚許、寬容和追捧令人不安。從哲學深度剖析其可能性後果，多少能遏制以新聞傳播學領域為甚的非理性的狂奔。「後真相時代」思潮是非理性要素的沉渣泛起、政治「異象」的興風作浪、媒介傳播的推波助瀾。推動「後真相時代」思潮中「政治」不斷偏離本性而淪落為「私域」和「私利」的權力工具的，是政治上的種種類型的民粹主義力量。新聞傳播領域對「後真相時代」思潮的推波助瀾，其思想深處是相對主義、唯心主義和實用主義作祟。我們需要把「後真相時代」思潮區分為「經驗呈現」和「價值觀作祟」兩個層面。「經驗呈現」的思想傾向和行為表現可以理解，但「價值觀作祟」層面的思想傾向和行為表現則不可放縱。我們必須清醒，二者之間緊密聯繫相互貫通，所以，要不斷澄明「經驗呈現」層面，狙擊其長期積澱而進入「價值觀作祟」層面。
關 鍵 詞：
傳播/後真相時代/政治/哲學
作者簡介：
荊學民，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北京 100024
基金項目：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自媒體時代中國政治傳播新秩序及轉型研究」(17AXW010)、中國傳媒大學「雙一流」新時代交叉學科研究團隊支持項目「全球視野下的比較政治傳播研究」(CUC1SJC06)的階段性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
悠然間，這個時代被人從新聞傳播學的視角命名為「後真相時代」。可以看出，所謂「後真相時代」，既是對洶湧波瀾的種種非理性的「後真相」政治事件和社會景觀的經驗描述與提煉，也是對未來時代發展的極為主觀的幻想式引導。其意蘊深處大有為非理性的扭曲甚至病態的價值觀在未來時代諸多學科領域取得「合法性」的意圖，儘管這種「意圖」也許並非是自覺的。在我看來，虛妄性地冠「後真相」以「時代」而形成所謂「後真相時代」事件本身，就是典型的「後真相」思潮狂躁喧囂的表現。雖然還不能說，「後真相」追求或追求「後真相」已然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觀，但是，從學術理論界新近以來對「後真相時代」的種種隱晦的、曖昧的讚許、寬容和追捧等等事實看，著實令人不安。
本文使用「深處」這一概念，意圖著意哲學角度，揮撒「奧康姆剃刀」，盡力剝開裹挾在「後真相時代」狂躁表面的種種華麗外衣，通過學術理論層面的剝離式檢討，展現「後真相時代」思潮背後的「真相」及其狂躁無羈的可能性後果，期望多少能遏制一下以新聞傳播學領域為甚的非理性的狂奔。
一、非理性要素的沉渣泛起
先從「時代」這個詞說起。「時代」本來是一個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整體性特徵來提煉和描述歷史時期的哲學範疇。「時代」範疇的本質特徵是合理性、確定性、穩定性和延續性。舉凡偉大的思想家抽象提煉「某某時代」時，總是慎而又慎，十分嚴謹。比如，19世紀德國思想家費迪南·滕尼斯曾著有《新時代的精神》一書，他首先意味深長地指出：「每一個時代只要持續著，本身都是一個新的和年輕的時代。當然，另一方面，每一個時代都可以被稱之為老的，如果人們由它出發，回顧它身後的幾千年的話，甚至想起人類社會思想習俗之處，即人類發端的話，我們無法提出在時間上測量這些始起之發端。」①因此，當他想用「新時代」這個範疇來論述「中世紀」以後的「時代」的時候，是那樣地嚴謹和慎重——思考、寫作歷時數十年，用一部專著，從經濟的、政治的、道德的乃至於個人精神的諸多領域和方面，通過對人類生活的自然基礎和社會基礎的深邃分析，才小心翼翼地提煉出「新時代」(大體上就是我們理解的資本主義時代)這個範疇。而眼下「後真相時代」的橫空出世卻顯得浮誇和急躁。
從時間順序來，是2004年，美國作家凱伊斯(Ralph Keyes)提出了「後真相時代」(post-truth era)這一概念。他的解釋是：這個時代的人類不只擁有真相和謊言，還有一堆模稜兩可的說辭，既不能算作真相，又不能歸為謊言。麻煩在於：人類對此不像從前一樣感到有罪、焦慮和羞愧。很明顯可以看出，作為作家，凱伊斯很敏銳地觀察到了當下社會中一種「閒扯淡、扯閒淡」的社會現象，雖然使用了所謂「後真相時代」(post-truth era)這一概念，但他的著力點卻決然不是用「後真相時代」(post-truth era)這一概念來提煉和渲染這個時代。因此，正像曾有很多人熱衷於研究「後工業」「後現代」「後中心」、甚至「後普京」等等現象但並不據此認為就可以標稱「後工業時代」「後現代時代」「後中心時代」「後普京時代」一樣，把「後真相時代」作為一種嚴謹的理論「桂冠」扣之於凱伊斯，恰恰不是「後真相時代」出籠的真相。時隔十幾年的2016年，《牛津字典》把「post-truth」(被我們譯為「後真理」或「後真相」)作為年度熱詞公布於眾，進而掀起了「後真相時代」的思潮。我這裡所謂「思潮」的含義有兩個層面：一是人們似乎非常同意用「後真相」來命名這個時代；二是各個學科學術領域熱捧「後真相時代」，一時間，把它「熱騰騰」地乃至於無條件地用於分析解剖當下社會的政治、新聞傳播現象和人們的精神世界。但是，不要忽略的是，作為一種嚴謹的學術載體，《牛津字典》並沒有把「後真相」與「時代」揉在一起，而相反，把來自於凱伊斯的「後真相時代」做了分離，只是採用了「後真相」(post-truth)這個詞。應該說，這種分離，是謹慎而精當的。與凱伊斯一樣，《牛津字典》只是給我們總結和提供了當下社會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後真相」社會現象而已。
對於所謂「後真相時代」思潮的關注和研究，不要因為其新鮮和刺激，就把「後真相」神秘化和妖魔化。大可不必動輒就把「後真相」與德國古典哲學而來的「主觀性」「客觀性」「壞的主觀性」「好的主觀性」「主觀的客觀性」「客觀的主觀性」等等這些哲學思辨性的範疇纏繞在一起，不要刻意讓人重新回到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邏輯學」或「精神現象學」中去(雖然「後真相」只有通過哲學的揭示才能顯現其本質和演化邏輯)。現代人似乎已經承受不起這種思辨哲學之美和深邃思考之重，一定會引起「頭疼」而失眠的。在我看來，「後真相時代」思潮的背後，無非是人們面對懸浮多變的社會生活所誘發的精神世界中的直覺、情感、相對主義乃至信仰等非理性因素過分衝動的結果，可以從特殊的角度看作是人們並不陌生的非理性思潮的沉渣泛起。
在這裡我們當然不是無視和蔑視人類精神世界的固有要素——非理性(潛意識、直覺、情感、信仰等)。與人類的理性一樣，人類的非理性在人類的生存和生活中不可或缺。但是，人之所以為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卻在於人有理性、人是理性的。正因為理性和非理性都是人類精神結構中的自然要素，在人類精神發展和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長河中，人類的理性和非理性總是交織纏繞、彼此起伏。但我們必須清醒的是：在這種歷史長河中，雖然種種過分偏執的「理性主義」導致了人類精神世界的枯燥，多少束縛了人們對五彩斑斕的生活世界的感受和體驗，甚至導致過人類理性的桀驁不馴和狂妄自大，但是，人類精神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已然是建基在人類理性的基石之上。古往今來，舉凡脫離和偏離人類理性的種種「非理性思潮」乃至「非理性主義」，均給人類自身帶來程度不同的災難。我之所以使用「沉渣泛起」一詞，就是想說，歷史上這種非理性思潮並不鮮見。
以西方文化歷史為例，以古希臘羅馬時代為「家園」的古典理性主義，在充分綻放了人類理性的光輝之後，後期羅馬帝國的肆虐擴張所折射出的人類理性的「惡的無限」，反而把西方社會帶入了以宗教信仰為載體的非理性主義主宰的漫漫中世紀。不管現在人們怎樣評價中世紀，這個將近一千年的歷史，非理性主義對人類精神的蹂躪以及對人類社會進步的阻滯，是誰也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此後，培根「知識就是力量」的理性主義號角喚醒人文主義運動，響徹整個16、17、18世紀，到了19世紀，達到了人類理性主義主宰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直到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對理性的批判為止。長達三個世紀的理性主義的大行其道，產生了資產階級，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以科學技術為火車頭的社會生產力突飛猛進。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文中盛讚道：「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②
但是，正像中世紀在非理性主義主宰下人類精神和人類社會陷入扭曲一樣，理性是高尚的，但卻並不是萬能的。人固然是理性的，但也同時需要情感、需要信仰。將近三個世紀的「理性的獨斷」，也帶來了人類精神世界和社會生活的諸多問題。就此，西方社會學家羅斯感嘆道：「理性主義的失敗有幾個原因。它剪斷了想像力的翅膀；限制了情感；曲解了社會的衝動；掠奪了宗教的全部奇蹟；忽視了人類本性中熱情奔放的一面。」③19世紀確實潛藏著理性主義達到頂峰後必然出現的危機，這種危機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終以強大的非理性主義思潮顯現出來。從人類精神意識的深層最早看出這種危機之端倪，從而對理性的「惡」的「權力」開始限制的便是康德。康德將全世界從「獨斷的瞌睡」中叫醒，從他開始的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把人類理性送上了歷史審判臺。20世紀50年代，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用一部厚重的哲學著作為我們展示以德國為樣板的從謝林到希特勒的「理性的毀滅」過程。他無比犀利地解析和批判了以尼採、叔本華等為代表的生命哲學、新黑格爾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的「帝國主義時期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及其給人類已經帶來的和可能帶來的災難。他以此為「豐富的教訓」嚴肅地警告後人：「我們相信，這一事實屬於德國歷史中最恥辱的一頁，因此，必須深入研究它，以便德國人能夠根本克服它，並有力地阻止它的繼續存在或捲土重來。那個有過丟勒、託馬斯·閔採爾，有過歌德和馬克思的民族，在歷史上有過許多偉大東西，將來也有遠大的前途，所以她沒有理由害怕畏懼，不對有害的有威脅的遺產做好不留情的清算，在這雙重的——德國的和國際的——意義下，本書願意為每一個誠實的知識分子提出一個警告、一個教訓。」④必須指出，進入21世紀以來，對於各種非理性主義(包括民粹主義)的重新泛濫，盧卡奇的這種警告，仍然震耳欲聾，具有時代的警鐘意義。
從哲學的純學理上講，人類的理性對應的是人類對客觀真理的認知以及對追求並能獲得真理的堅定信仰。雖然，在康德對人類理性的深刻批判中，他以「物自體」為邊界，為人類的理性「限制了地盤」，但康德只是更加理性地劃分了人類精神世界中理性與非理性(情感、意志、信仰等)的界限，並沒有據此就否定了與人類理性對應的「真理」的存在，而是通過理性與非理性的劃分，確定了與人類情感對應的「美」的存在、與人類意志對應的「善」的存在，以及與人類信仰對應的「幸福」「自由」的存在。正是康德把人類對客觀真理的認知以及對真理的追求提升到了信仰的至高境界。他說：「認為某物是真實的，或認為與信仰相關的一個判斷有主觀效驗(它同時也有客觀的效驗)，可分為以下三個層次；意見、信仰和知識。意見是指不僅在客觀上，而且在主觀上都不充足的一種判斷。信仰在主觀上充足，但在客觀上不充足。知識既在主觀上、又在客現上充足。主觀上充足被稱為確信(對我自己來說)；意見上充足被叫做確實(對所有人來說)。」⑤他雖然指出「物自體」在理性上「不可知」，但是，要在信仰上「信以為真」！這就是要求人們對追求真理的追求升華到信仰的高度，警示人們不能失去追求真理的信仰！人類的非理性在不脫離理性的軌道上，會給予這種認知和信仰以極大的熱情和動力。而一旦脫離這種理性，懷疑人類的理性認知，動搖追求和獲得真理的信仰，那麼，種種非理性便會成為「脫韁的野馬」，製造出難以想像的種種「失去理性」的事情。
在目前的這場非理性主義支撐和作祟的「後真相時代」思潮中，過分熱衷於渲染所謂「後真相時代」的種種新鮮事物，其危害似乎只是表面的，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我們已經看到，在為「後真相時代」的「合法性」的種種辯護中，已經深深觸及到了人類對客觀真理的認知以及對追求並能獲得真理的堅定信仰，這便十分可怕了。在對「後真相時代」的種種辯護中，他們不但對究竟有沒有事物的真相表示質疑，而且試圖取消「真理」(乃至於「客觀性」)這一概念，更有甚者，把在「後真相時代」思潮研究中對真理的維護，看做是「有關真理的一曲曲輓歌」，認為「後真相自身就是當代真理的表達方式，它不是有待克服、規訓的情景，而是當代社會真理展現自身的唯一方式。正如我們對於後真相時代的客觀性的分析一樣，真理在當代正是依賴於諸多的悖謬而顯現出來的。面對後真相時代，應持有更為積極、樂觀的態度。它自身的存在樣態本身預設了一個全新的真理闡釋方式已經到來。」⑥
嗚呼，哀哉！我們可以想像到，這支直接毀滅真理和人類追求真理之信仰的「哲學強心針」注入「後真相時代」的思潮中，會有怎樣的後果？人類追求真理的信仰一旦倒塌，科學的光芒不再照亮世界，人類豈不又回到那在神靈的感召和牽引下摸索前行的漫漫長夜？
二、政治「異象」的興風作浪
自古以來「政治」都在人類社會的演變中扮演著主角。這次「後真相時代」思潮的發端似乎也不例外，從追索其真相的角度看，在喧囂甚上的語詞、話語及種種論斷、論調背後，是新近以來種種政治「異象」興風作浪使然。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政治中的種種政治撒謊事件的頻繁出現，就已經刺激著人們敏感的神經：美國政治中的水門事件、伊朗門事件和海灣戰爭等事件的幕後事實被揭露，統治者竭力封鎖令他們蒙羞的真相。封鎖壞消息，使「後真相」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走入人們的政治生活。
如果說，美國政治中的水門事件、伊朗門事件和海灣戰爭等，還是作為一種故意隱瞞真相或故意遠離真相的政治撒謊的「偶然事件」，那麼，川普的當選及其當選過程中新聞傳播運作背後的追求真相信仰的喪失、英國脫歐的現象與本質的荒誕背離，使人們覺得一下子自覺或不自覺地「生活在一個後真相(post-truth)的世界裡」。川普的當選與英國脫歐，從政治體制和政治傳播機制乃至於政治制度層面，凸顯了政治中的忽略真相、蔑視真相、欣賞謊言、追求新奇、玩轉規則、崇尚過程、情感宣洩、品質任性等，終於在政治的「不靠譜」和不確定的騷動中，「後真相時代」思潮逐步滲透在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而風靡全世界。就此，英國倫敦大學戈德史密斯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威廉·戴維斯乾脆直接提出了「後真相政治時代」這個概念，他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題為《後真相政治時代》一文，悲哀地認為，縱觀人類的文明史，事實一直佔據神聖的地位，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思想，人們經常以「事實」為最終的檢驗標準。但在今天，事實似乎漸漸失去了主導社會共識的力量，歷史進入了「後真相政治時代」。
「政治謊言」是自古以來人類政治運行過程的常見現象，常常被一些政治家視為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必須隱瞞真相的「政治藝術」。正像日常生活中謊言有「善意」「惡意」一樣，政治中的謊言不必大驚小怪，但如若為了某集團的一隅之利或者某個人的一己之私，就把故意隱瞞真相或故意遠離真相的政治撒謊本身作為一種政治目的、作為一種政治能力，甚至作為一種「美德」、作為一種政治信仰，那就偏離了人類政治「公共性」的天然本性，成為一種政治「異象」。
眾所周知，政治的天然本性是建構、維護和捍衛超越任何「個人」和「私域」的「公共」秩序，「公共性」是人類政治的天然本性。誠然，在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歷史長河中，「公」與「私」、「公域」與「私域」的邊界是不斷變化、具體生成的，但是，政治這條勇往直前的人類文明洪流，其維護和捍衛人類公共秩序的本性是不變的。
如果說，這次的「後真相時代」思潮中「政治」是被關注被挖掘被肢解的主要領域，那麼，接著可以說，推動「後真相時代」思潮中「政治」不斷偏離本性而淪落為「私域」和「私利」的權力工具的，則是政治上的種種類型的民粹主義力量。毫無疑問，在這次「後真相時代」思潮的「盛大演出」中，「民粹主義」是貫穿始終的主角。從理論上講，無論以「意識形態」「話語策略」抑或「政治風格」等花樣翻新的面貌出現，「民粹主義」都是地地道道的背離人類政治本性的思想和理論。現實中，從19世紀中後期的俄國「民粹派」到19世紀晚期的美國「人民黨」運動，從20世紀60年代拉美民粹主義運動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歐國家的新民粹主義思潮，最後到當前正在上演的川普所玩弄的美國政治以及英國脫歐鬧劇等等的歷史演變和演化中，民粹主義的「症候群」，是打著「人民」或「平民」的名義「反智識」「反邏輯」「反建制」「反精英」「反中心」「反真相」。民粹主義支配下的政治實質上是在「人民至上」「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幌子下，越來越背離人類政治前進的方向。一些在民粹主義簇擁下崛起的所謂政治家並沒有真正把平民尤其是底層平民的終極價值關懷作為自己的理想與事業，而只是出於政治博弈需要而採取的一種政治策略與政治手腕。他們運用這種平民主義價值觀謀取政治道德的制高點，最大限度地動員佔人口多數的平民尤其是底層平民，使自身在與政敵或反對勢力的博弈中佔據優勢。這些民粹主義政治家以平民甚至是底層民眾的激進訴求影響政治進程，其政治動員極具煽動性，是出色的「政治煽動家」。2010年，大衛·羅伯茨(David Roberts)首先提出「後真相政治」概念的時候，就認為當代民粹主義的政客們藉助媒體力量左右事實真相，使得公共輿論與新聞議題完全偏離正義精神與公共利益。⑦
所以，越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越要保持清醒的認識。要堅信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潮流是不可逆轉的。伴隨著人類社會公共領域的不斷拓展和升華，政治的公共性本性越來越彰顯和強勁，任何違背和危害公共性的私利和私慾終將在現代政治文明中被蕩滌和清除。
三、媒介傳播的推波助瀾
人類交往的發展、社會多層面全方位的「展開」依賴的是傳播。當人類社會越來越超越「經驗社會」而進入「信息社會」以來，其萬事萬物的所謂的「真相」便也越來越通過傳遞信息的媒介呈現出來，社會也越來越成為「媒介化社會」。這一點正像愛德華·薩皮爾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第一版中關於「傳播」的論證：「雖然我們談起社會時往往好像它是一個由傳統所限定的靜止的結構，但是，從更本質的意義上說，根本不是這樣，而是各種大小和複雜程度不同的有組織的單位的成員之間部分的或完全的了解所組成的一個極其錯綜複雜的網狀系統。諸如，從一對情人或一個家庭到一個若干國家結成的聯盟，或者是報紙通過它超越國界的影響所及的人類中越來越多的人，都屬於這樣的網狀系統。它顯然只是各種社會習俗慣例的靜止的總和；實際上，它正從參與這個社會的個人中獲得的帶有傳播性質的特定行為，被注入新的生氣或創造性地肯定。……我們把這個例子擴大到每一個可以想像的領域，我們很快就認識到每一種文化形式和每一社會行為的表現都或則明晰或則含糊地涉及傳播。」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會說「傳播生成社會」。⑨
「傳播生成社會」，意味著在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與進步中傳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事實上，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和躍遷中，隨著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傳播越來越成為具有「原始推動力」的活躍性變量，某種條件和情景之中甚至會成為「主變量」。當年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就傳播媒介的作用放言道：「媒介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也是區分不同社會形態的標誌，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和應用，宣告我們進入一個新的時代。」⑩
傳播在社會發展與變遷中的各個領域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最為突出的作用是對政治邏輯的「嶔入」。理論上講，政治與傳播並不處在同一等位序列之中，說到底，傳播本質上乃是一種政治需要甚或仰賴的工具而已。它們各自具有自身的規定性，在各自的領域按照各自邏輯運行。具體說來，「政治」的運行邏輯是一強制性的「權力」控制行動，政治統治階層所設置的控制社會的政治目標是政治邏輯最終的唯一的旨歸；而「傳播」則以傳遞運載客觀信息為旨歸，其運行邏輯是追求和呈現事物真相。二者的關係應該是互相利用支撐，但不相互越界「嶔入」。但是，自20世紀以降，隨著媒介技術的迅猛發展，媒介對各個社會領域的全面滲透，成為各種社會活動和社會交換的必經渠道，媒介自身獲得了一種社會制度的地位，無論是各種制度之中、各種制度之間以及整個社會中，社會交往的開展日益受到媒介的影響。這種社會與媒介通過結構性交叉，衍生出整個社會對媒介的依賴甚至「遵從」。在此種「社會媒介化」情形之下，建基於媒介發展之上的傳播，尤其是新聞傳播則瘋狂地「嶔入」政治之中。(11)
新聞傳播對政治的「嶔入」，幾近形成了美國學者蘭斯·本奈特所謂的「媒介化政治傳播」。本奈特在最新出版的《媒介化政治：政治傳播新論》一書中明確指出：「媒介化的政治傳播已經在當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佔據了核心地位。儘管傳統政治的諸多形式，諸如挨家挨戶式的遊說、政黨活動及其他社會活動的開展等仍然沒有消失，人們也依然可以在沒有媒體參與的情況下直接進行政治討論。但是很多的政治組織已經認識到，如果沒有多方面的運用，政治統治以及一系列相關的步驟(諸如形成輿論等)是不可能以其現有的方式順利實現的。」(12)麥克奈爾甚至把媒體視為更加赤裸裸的「政治行動者」，她提醒我們注意：「當今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媒體機構不僅僅具有傳播信息的認知作用，還具有分析、估價及評論的解釋功能。媒體不僅僅報導政治事件，它們還是從事政治活動的環境中的一部分。它們為政策及解決方案的討論做出了貢獻，這不僅僅因為它們設置了公共議程，或者說提供了一個平臺，讓政治家將自己的觀點公之於眾，還在於它們褒貶評議了各式各樣流通著的政治觀點。」(13)在麥克奈爾看來，媒體「定義政治事實」，即「通過新聞採訪以及新聞生產的過程，最終把一個『成型』的闡述呈現在受眾面前，告訴他在特定的時候，政治事件中哪些事情『真正』重要。記者向我們傳遞了政治的『意義』。他們把政治生活中的事件嵌入敘述框架中，這些框架讓事件以故事的方式得以陳述」。(14)
事實上，麥克奈爾所警告的現象不斷在現實中重複且越來越毫無節制地上演著。就這次的「後真相時代」思潮的喧囂而言，就正是一個新聞傳播(媒介)對政治異象狂躁不安式的推波助瀾的「活報劇」。就此，我非常贊同著名學者基恩的論斷：「『後真相』是一場由媒體助力的、因為媒體對情感和個人信仰的呼籲和宣洩而對客觀事實的公開埋葬。」(15)在這次「後真相時代」思潮「盛大演出」中，「新聞傳播」一路向前，通過基恩所說的「謊言(lies)、胡扯(bullshit)、插科打諢(buffoonery)和沉默(silence)四個維度」成為政治權力操弄「後真相思潮」的「跳梁小丑」。「當後真相被視為政治家、新聞記者、公共關係機構和其他參與者的公開表演時，它就像20世紀老上海出現的雜耍馬戲。老式雜耍馬戲的組成人員包括壯漢和歌手、舞者和鼓手、吟遊詩人和魔術師、雜技演員和運動員、喜劇演員和馬戲團的動物，這是一場表演。而後真相也是一場『秀』，它精心打造了一個公共場景，邀請數百人甚至更多的人觀摩，為他們提供娛樂。但娛樂不是後真相的全部，它具有充分的政治特質，後真相是政治操縱的新武器。」(16)
當我們繼續走進「後真相時代」思潮的深處時就會發現，依賴於媒介的新聞傳播領域對「後真相時代」思潮的推波助瀾，其思想深處是「三大主義」作祟。
第一是相對主義。從哲學理論上講，當我們不再披荊斬棘深究客觀真理的時候，就是相對主義乘虛而入的時候。在相對主義看來，世上並沒有什麼真理，何來對真理的孜孜以求？就算有真理存在，真理也是空中的月亮「你走我也走」，是一個永無盡頭的無底洞，真理就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因而「沒有真理」本身就是真理。必須指出，在人類哲學發展和理性認知中，這種相對主義哲學早已經被科學理論駁倒，已經被掃進了哲學的歷史垃圾堆之中。然而，這次「後真相時代」思潮的喧囂中，相對主義又被一些新聞傳播學者從歷史的垃圾堆中揀了出來。有學者深沉地拋出了「真相的地理學與歷史學」，試圖用地理學的「空間」理念和歷史學的「時間」理念來包裝「後真相時代」，說什麼「真相不僅僅是空間，也是時間。真相的歷史是伴隨著爭議的；真相從來沒有直截了當地成為真相。真相史表明，真相的重要性隨著時間而變化。」(17)可以看出，這種思想與論斷與前面我們批評的哲學理論的「真理輓歌」論完全同出一轍。
新聞傳播界在面對「後真相時代」思潮無情地「埋葬」人類追求真理的信仰時，不但沒有堅守自己「深度追求真相客觀呈現真理」的天然品質和「良心陣地」，反而「集體沉默」，讓射殺真理信仰的子彈在新聞傳播造就的「慢事件」(無限放大真相的浮出過程，甚至為了某種利益或者在某種權力支配下故意懸置真相)中恣意掃射。在此，我們可以仔細體會一下新聞傳播學者約翰·基恩所講一個稍長但不乏生動的「思想故事」：「簡而言之，真相會隨著時空變化，每個地方的真相是不同的。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蒙田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庇里牛斯山脈一方的真相在另一邊是虛假的。福柯也重申過他在診所和監獄內講述真相(le dire vrai)誕生的觀點。任何時候，在任何特定的社會中，真相的地理學和其概念本身都是同等重要的。……新的真相地理學也強調，在一些生活空間中，真相無足輕重；在一些地方提及真相是不合時宜的，比如，貝託爾德·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如果有人站在一群罷工者面前說『2+2=4』，無疑會被嘲笑，因為此時，人們並不關心真相是什麼，真相不需要被提起；而在有些地方，說出真相會帶來危險後果，例如羅興亞地區的父親們對巡邏、狩獵、強姦婦女的緬甸軍隊說謊，站在家門口說他們家沒有女兒。」(18)
第二是唯心主義。在現代人的哲學思維中，「唯心主義」這朵「不結果實的花」雖然已經不再是一種簡單的隨意「唬人」的標籤，但是，作為人們判斷和把握世界的前提性立場，人們理應堅守唯物主義摒棄唯心主義這一點並沒有發生改變。唯心主義的突出特徵就是無限誇大人類的「主觀能動性」，沉浸和滿足於人類精神的能動狀態，忽略、不在意和不承認精神背後的「物質根據」。事實上，在這次的「後真相時代」思潮中，一些自覺或不自覺地製造、參與和推動「後真相時代」思潮的人，不但把唯心主義作為一種思想立場，而且作為一種精神目標。正像有學者指出：『後真相』具有兩大基本特徵：一是情感大於事實。在個人私利和情感至上的鼓譟聲中，真相要麼被無情漠視，要麼被有意遺忘。在海量信息、各異觀點和各色情緒圍攻下，真相顯得不再那麼重要。二是消解事實是常態。在『後真相』時代，觀點有時比事實本身更重要，真理更是常常陷入各種言論的遮蔽之中，『事實勝於雄辯』漸行漸遠，『雄辯勝於事實』始佔上風。」(19)
從基本的哲學原理上講，相對主義最終會走向唯心主義的泥潭。在這次的「後真相時代」思潮中這一點已經充分暴露了出來。他們正是沿著「真相併不重要」——「真相難以尋找」——「真相併不存在」的「思想路線」最終走到了「真相就在心中」的唯心主義泥潭。請看一段關於「後真相」學術探討中中外學者的對話：「我認為，中國也應該被納入真相地理學和歷史學的認知框架中。自古以來，中國對『真相』也形成了獨特的理解。基恩先生所說的『真相是多元的』觀點，在中國語境中可以得到呼應。中文的『真』與『真相』更強調本真的東西，內在於人心、內在於自然。而西方對真相的理解，似乎更強調真相外在於人心，真相是外求的，而非內在的。」「您的這個討論對我很有啟發。說實話，西方人可能比較難理解中國哲學的觀點，中國的真理是在一個人的內心，而西方人總是認為真相是在人心之外的，真相是我們與外界的一種關係，存在的才是真相。這中間涉及基督教的影響，我剛才也提到了宗教的爭論。所以什麼是真相呢？從宗教的觀點看，真相就是上帝，上帝來到我們身邊，來到教堂，只有當我們接近他們，我們才接近真相。因而，真相是一種關係，真相是我們和外界的關係。」(20)多麼地昭然：我們被輕鬆地引入了往往最為吸引人的唯心主義宗教的精神境界之中；它非常巧妙地把人們帶入了中國古代哲學家王陽明的哲學境界：「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第三是實用主義。人們追求事實真相的信仰一旦崩塌，就會在唯心主義認知的支配下，打著相對主義的旗幟，對待現實生活中的萬事萬物採取實用主義的選擇。實用主義的骨子裡就是「實用便是真理」「真理的標準就是實用」。而「實用」與否的判斷依據，就是當下實實在在的「利益」。在這次的「後真相時代」思潮中，我們已經看到並體驗到了民粹主義的政治家們是如何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隱瞞真相、欺騙公眾、操弄輿論和玩弄權力。早在1992年，史蒂夫·特西齊(Steve Tesich)就在《國家》雜誌上發文批評美國政府在海灣戰爭中為了所謂「國家利益」，故意操縱媒體進行有選擇性的報導，讓民眾只能了解部分事實，從而生活在一個「後真相世界」。(21)
對於新聞傳播界來說，「後真相時代」思潮中「像颶風一樣席捲了我們生活」的「傳播的豐饒」與「豐饒的傳播」，使人們輕易就放棄了對事物或事物背後真相的艱辛探索和精神思考，沒有絲毫作為新聞傳播者的「勇士」精神和道德愧疚感，直奔各種唾手可得的「利益」而去。為了提升市場競爭力，追求利潤最大化，盈利成為媒體的主旨目的和實用目標，它們刻意營造一種介於真相與謊言之間的不三不四、不真不假的所謂「第三種現實」，以虛假傳播、戲謔受眾、玩弄真相、踐踏真理、丟棄責任。這些已然很突出的現象和事實，非但沒有受到應有的譴責和懲罰，反而卻賺得缽滿盆滿，盡顯實用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殘虐。
實用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具有無比強大支配力，時至今日仍幾乎是美國及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的「國家哲學」，它一旦成為新聞媒體的思想理念，一定會給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社會個體精神世界的健康發展帶來災難性後果。
我們無需繼續全面系統地剖析正在持續「上演」的「後真相時代」思潮。但是我們有責任發聲，理性檢討其思想深處的「根蒂」和帶來的可能性後果。當然，所謂「理性檢討」不是簡單的情感式「炮轟」(儘管有時這種「炮轟」也是十分必要的)。針對這次「後真相時代」思潮，我們不妨嘗試一種「分層對待」的學術態度，即區分一下「後真相時代」思潮的「經驗呈現」層面和「價值觀作祟」層面。所謂「經驗層面」，是指「後真相時代」思潮中模糊的、不確定的、非自覺的思想傾向和行為表現；所謂「價值觀作祟」層面，是指「後真相時代」思潮中清晰的、自覺的、確定的思想傾向和行為表現。「經驗層面」的思想傾向和行為表現可以理解，而「價值觀作祟」思想傾向和行為表現則不可放縱。我們必須清醒，二者之間緊密聯繫相互貫通，所以，不斷澄明「經驗層面」，狙擊其長期積澱而進入「價值觀作祟」層面，是這個時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①[德]費迪南·滕尼斯：《新時代的精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頁。
③[美]羅斯：《社會控制》，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頁。
④[匈]盧卡奇：《理性的毀滅》，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8頁。
⑤轉引自[美]莫蒂默·艾德勒、查爾斯·范多倫《西方思想寶庫》，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頁。
⑥夏瑩：《「後真相」：一種新的真理形態》，《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6期。
⑦Jane Suiter.Post-truth Politics,Political Insight,2016(3):25-27.
⑧轉引自[美]施拉姆等《傳播學概論》，陳亮譯，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頁。
⑨關於這一論斷的學術論證，可參閱拙著《政治傳播活動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⑩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新紀元指南》，何道寬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11)關於政治、媒介及資本三種邏輯的關係的詳細論證，請參閱荊學民、祖昊《政治傳播中政治、媒介、資本三種邏輯及其博弈》，《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9期。
(12)[美]蘭斯·本奈特等：《媒介政治化：政治傳播新論》，董關鵬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13)(14)[英]麥克奈爾：《政治傳播學引論》，殷琪譯，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76、76—77頁。
(15)(16)(17)(18)(20)參見肖珺、單波、楊家懿《數字通信革命視角下的後真相反思——與約翰·基恩的討論》，《新聞記者》2018年第8期。
(19)龐金友：《網絡時代「後真相」政治的動因、邏輯與應對》，《探索》2018年第3期。
(21)Tesich Steve.A Government of Lies,The Nation,1992(2):4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