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最吸引我們的地方,正是我們最脆弱的一方面。我們都很脆弱——我們很孤獨,卻又害怕親密的關係。所以我們發明出社交網站和「社會性機器人」這樣的技術,使我們可以在不需要真正友情的情況下,體驗被關心和陪伴的幻覺。——謝麗·圖爾克(Sherry Turkle)
社交網絡的承諾
網絡的本義是消除孤獨。從網際網路誕生之初,就許諾我們一個無國界的烏託邦。剛剛知道「六度空間」理論的時候,我們覺得整個世界是向你打開的——只要通過6個人,地球上任何兩個人之間都可以建立聯繫。那是一種巨大的幸福感——孤立的個人能夠相互交流,文藝青年可以找到靈魂伴侶,同性戀青年不再覺得自己像怪物,每一個人都不是局外人。
到Facebook和微博的時代,社交網絡的目的,是連接所有人——一個以你為中心組建起來的龐大的社交群,意味著更多的社會資本,有著巨大的價值。但在這樣無所不在的連接中,我們的孤獨感似乎並沒有減輕,很可能反而加重了。為什麼?
孤獨是一種內心深處的感覺,它與連接的人數或頻率無關,而與連接的質量和意義有關。你可以在高朋滿座的喧譁中仍然感到深刻的孤獨。婚姻會減輕一個人的孤獨感,但前提是你的婚姻是幸福的,否則婚姻只能讓你更孤獨。信仰也會減輕一個人的孤獨感,前提是你的上帝是一個抽象、溫暖的存在。
技術傾向於簡化生活中一切複雜的事物。人類的關係豐富、複雜,需要技巧、精力和耐心才能處理。但在網絡時代,我們最缺乏的是耐心,而最吝於付出的是注意力。所以,社交網絡在擴大社交群體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導致人際關係的扁平化和膚淺化。分手的情侶只需在主頁上輕輕點一下「刪除」,就可以讓對方在自己的世界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你能跟刷來的「粉絲」推心置腹嗎?
人的天性是珍惜那些得之不易的東西——千金易求,知己難得。
美國的一項調查發現,一個人的「知己」數量從1985年的2.94人降低到2004年的2.08人。同樣,在1985年,只有10%的人表示沒有一個人可以討論生活中的重要問題,15%的人表示只有一個這樣的朋友。到了2004年,這兩個比例分別升至25%和20%。
在《一起孤獨》中,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女教授謝麗·圖爾克認為,社交網絡對於友誼的侵蝕,主要是通過將「對話」(conversation)簡化為連接(connection)——在網絡的連接中,我們永遠期待更快、更簡單的回應。為了得到最快的答案,我們只問最簡單的問題。而對話是慢慢展開的,它需要耐心與技巧,花時間去體會對方神情動作中微妙的變化,從對方的視角看待問題。最重要的是,我們真的需要面對面,聆聽彼此,包括那些無聊的細節。因為正是在結巴、遲疑、詞不達意的時候,我們才向對方展現出真實的自我。而當我們回憶起一個朋友的時候,最動人的往往不是他的一句話,而是他的某個眼神、某個肢體小動作。
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在研究兒童的心智發育時發現,在8歲之前,小孩子沒辦法從別人的視角看世界。我們最終都會成長,脫離那個階段,學會理解、揣度對方的心意。但在社交網絡時代,我們的心智似乎重新向兒童靠攏。所有社交網絡的設計都是基於「自我中心」的。你的廣播,你的相冊,你的「粉絲」、你的審美趣味(喜歡的音樂、電影、電視劇)、你加入的小組……一切都是關於你。
一個人在社交網站上等待回應的心態,像極了一個孩子想要得到大人的關注。孩子總是高估別人對自己的興趣,所以他們發明出想像的觀眾。人們在Facebook、微博上不斷更新自己的狀態,就好像全世界都在傾聽一樣。
在心理分析的傳統裡,自戀並不是一個人多麼愛戀自己,而是他/她如此脆弱,必須不斷得到別人的支持與讚許,才能肯定自我的存在。技術也許沒有導致,但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這種心智習慣——一種感覺必須經過別人的印證才能成立,甚至成為感覺本身的一部分。
我們在社交網絡上的種種行為,無非是為了讓自己「被看到」。在別人的目光中,確認自我的存在,得到理解、關注與愛。被愛的感覺,比其他任何東西都能提高人的熱情,哪怕它很可能只是一種錯覺或一廂情願。為了得到肯定和印證,我們處處展示最好的自我。存在變成了表演——曬幸福的,曬恩愛的,曬豪車豪宅的……種種表演,一旦沒有得到回應,就陷入巨大的失落或者焦慮之中。
走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你都會看到同樣的景象:人們通過鍵盤和小小的觸控螢幕連接在一起,但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泡泡裡。我們並不想要真正靠近一個人,他人的目光只是支撐我們脆弱的自我感的工具。
心理學家一直懷疑,社交網絡使人變得更自戀。不久前,西伊利諾伊大學的一項研究第一次證實了二者之間的直接關聯。研究者跟蹤294名學生的Facebook使用習慣,年齡在18~65歲之間,並測量了自戀性格中「社交擾亂性」的兩個層面——誇大型暴露癖(GE)和自命不凡/壓榨欲(EE)。GE包括自我陶醉、虛榮、優越性、暴露癖傾向。這種人經常說一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不能忍受被忽視,也不錯過任何自我宣傳的機會。EE則包括「一種自認為值得尊敬的感覺,以及操縱和利用他人的意願」。
實驗結果表明,GE得分越高,Facebook上的朋友數量越多,有些超過800個以上。在GE和EE上同時得分越高的人,在Facebook上越容易接受陌生人的交友請求,也更可能尋求幫助而不提供幫助。
研究者認為,除了手機和社交網絡之外,美國年輕人的自戀傾向很可能還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推崇的自尊教育有關。別的國家是否也如此,還沒有得到研究的證實。但英國人已經開始抱怨,越來越多的英國年輕人從美國那裡感染了自戀症。
在《Facebook是否讓我們更孤獨》一文中,作者還提到了瑞典的一項長期跟蹤研究顯示,年輕時的自戀程度與年老時的孤獨程度呈強烈正相關。或許這會給很多人敲響警鐘。
獨處的終結?
不久前,謝麗·圖爾克在TED的演講中提到,有一次,她走進一家療養院,看到一位失去孩子的婦女正在對著一個小海豹形狀的機器人說話。這個機器人看上去像在看她的眼睛,聽得懂她說話,很多人都在稱讚這個技術很棒。那是她自己的實驗室裡研發的機器人,本意也是為了陪伴和撫慰老人的孤獨。但她覺得那是她15年工作裡最複雜、最糾結、最不是滋味的時刻——一個人居然在試圖讓一個對人類的生活軌跡毫無感受的機器理解她!那個機器人只是完成了一場很棒的表演。它不用面對死亡,也根本不懂人生。
我們不是第一次在技術的繁華背後看到讓人悚然心驚的荒涼。如謝麗·圖爾克所說:「技術最吸引我們的地方,正是我們最脆弱的一方面。我們都很脆弱——我們很孤獨,卻又害怕親密的關係。所以我們發明出社交網站和社會性機器人這樣的技術,使我們可以在不需要真正友情的情況下,體驗被關心和陪伴的幻覺。」
當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的時候,獨處與冥思是對自我的探索,以獲得自我的完整性。現在,我們如此習慣於連接狀態,以至於獨處變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只有幾秒鐘,人們也會變得焦慮、恐慌、坐立難安,隨時準備掏出手機,分享關於自己的想法與情感。以前的情況是,「我有了一個想法,我想打電話告訴別人」;現在則是「我想要有個想法,所以我需要發簡訊告訴別人」。
網絡時代的價值觀是「我分享故我在」——我們並不想在真正親密的意義上靠近一個人,但一旦斷開連接,切斷分享,自我也隨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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