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未莊、莫言的高密、賈平凹的商州、蘇童的香椿街，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馬爾克斯的馬孔多小鎮……以一個具體地理空間為基礎展開的書寫，在文學史上留下了無數經典。
「85後」潮汕作家林培源尤其偏愛這樣的小說。他喜歡魯迅的《吶喊》與《彷徨》、詹姆斯 · 喬伊斯的《都柏林人》、舍伍德 · 安德森的《小鎮畸人》、奈保爾的《米格爾街》、奧康納的《好人難尋》與《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它們都圍繞著某種空間結構來敘述，在這個空間裡，作品和作品相互纏繞、生長，形成了一個繁複的小說宇宙。按他的說法，「它們有根，有靈魂的落腳處。」
林培源從小在潮汕小鎮長大，讀到高中才去了縣城。十八歲以後，他一直輾轉各地求學和生活，從珠三角到北京，中間又去美國訪學一年。在地理空間上，他離潮汕故鄉越來越遠；但在小說中，在情感認知裡，他和它反而越來越近。
近日，林培源的最新小說集《小鎮生活指南》由中信·春潮出版，書中那些故事裡既有滷鵝、青梅釀酒、牛丸粿條等繚繞著煙火氣息的「潮汕誘惑」，又有民間七月半「普度」的傳統風俗，還總能讓人感覺到一種嶺南獨有的溼熱。不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在這片泥濘之地上奔來走去的戰後士兵、越南新娘、單親媽媽、失孤父母、裁縫匠、制棺人、廟祝、神婆……他們形形色色，既好像每天生活在你我身邊，又像是生命中的過客。
比起去年出版的富有魔幻和寓言色彩的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小鎮生活指南》呈現出另一副敘事面孔：更紮實，更日常，也更具耐心。兩本集子似是截然不同，卻又都源自林培源心中的「原鄉小鎮」。或許就像他自己說過的那樣：「只要我在寫，我便不可能繞開故鄉。我的根在那裡，魂也在那裡。我是身體裡住著『老靈魂』的人。我無法將自己連根拔起，去書寫其他陌生的物事。」
「85後」潮汕作家林培源
今年上半年，由於疫情，林培源與家鄉小鎮有了久違的「慢慢相處」的時光。「最大的感受是學會了和家人相處。以往寒暑假，我在家待的時間非常短，通常只有半個月左右。回了家，也基本足不出戶。今年不同，我有了更多的機會四處走走，『道聽途說』了不少故事，了解了更多人的生活狀態。我還騎著小摩託在鎮上四處去，錄了不少素材，算是一次難得的田野調查吧。」在剛結束博士畢業答辯之際，林培源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對話】《小鎮生活指南》裡出現了一些好玩的潮汕方言，比如姿娘仔（年輕姑娘）、新厝（新房子）、厝邊頭尾（街坊鄰居）、後生仔（年輕人）等等。這些方言在你《小鎮生活指南》之外的作品裡也有出現過，是一種有意為之嗎？在方言使用上，會有意控制一個「度」嗎？
林培源：對我來說，把潮汕方言寫進小說是件自然而然的事，也是這部「潮汕故事集」最鮮明的標識之一。不過方言進入小說有一定的危險性。為了維持平衡和語言的流暢度，就需要克制，需要把握一個「度」。
《小鎮生活指南》的後記有這樣一段話：「潮汕方言異於現代漢語，它並非『言文一致』……我的做法是，只保留個別的潮汕方言用詞，將其植入敘事，像蟬蛹一樣，蛻掉累贅的外殼，露出真身。不過這樣一種語言，是經過裁剪和修飾的，它們附著於小說表面，尚不足以構成一種獨立的風格。」
從具體的技術層面看，我保留的多半是些習慣性用法，如你舉的這些例子，另外就是模擬人物說話的口吻，這個一般出現在對話當中。如果涉及到敘述的語句，我多用通行的現代漢語，但敘述語句裡的個別動詞我會用潮汕方言，比如在《最後一次「普度」》中用「刣」替換「宰」「殺」。
《小鎮生活指南》由中信·春潮新近出版
澎湃新聞：要寫好你心中的潮汕小鎮生活，你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在「地域性」呈現上，你更側重「潮汕」，還是「小鎮」？
林培源：中學初拾寫作到現在，我的小說大多取材於家鄉的小鎮。即便去年出版的《神童與錄音機》寫到了北京，也是鄉鎮和城市經驗的交匯與碰撞。在我看來，要寫好小鎮生活，最主要是寫活其中的「人」，《小鎮生活指南》寫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廟祝、養蜂人、失孤父母、賣菜婦人、逃債的男子、遊戲廳老闆娘……不少朋友和我說，讀完集子，他們記住了裡面的人，這是很讓我欣慰的。
在「地域性」的書寫上，潮汕和小鎮是互為表裡的。相比已經越來越同質化、城市化的城區，鄉鎮才最大程度保留了地方特色，對潮汕地區來說更是如此。想吃地道的美食、看最正宗的祠堂，了解傳統民俗，我能想到的，也只有鄉鎮了。
打個比方，我喜歡吃糕粿（一種潮汕小吃，也叫豬朥粿、豆糕粿），城裡流動攤販做的，就沒有我們鎮上大榕樹下擺攤、賣了幾十年的攤主做得好吃。我在小鎮上長大，讀高中才去縣城。高中三年住校，除了學校周圍那一帶熟悉些，我對縣城其他地方是陌生的。可以說我幾乎沒有縣城和城市生活的經驗。最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小鎮生活的片段、氛圍、人物的形象和熟悉的空間，就像潛意識攜帶的東西一樣自然地冒出來。在我眼裡，小鎮就是潮汕的代名詞。
鄉裡的三山國王廟，《小鎮生活指南》故事發生地之一。林培源 圖
澎湃新聞：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小鎮生活指南》接連出版，一部具有鮮明的魔幻性和隱喻性，一部充滿了日常煙火氣。它們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風格，那為什麼說「它們都發軔於同一個『原型故鄉』？」這個「原型故鄉」是什麼，對你的寫作意味著什麼？
林培源：小說家本來應該讓作品說話，不要現身說法。但既然提到這個問題，我就不妨閒話幾句。我寫小說，和中學階段對《百年孤獨》《佩德羅·巴拉莫》等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痴迷不無關係。讀高一的時候寫的仍是些傷春悲秋的青春文學，後來經文學社指導老師的點撥，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青春文學裡的城市、大學校園，離我這個小鎮青年太遙遠了，為什麼要放著自己熟悉的地方不寫，而去寫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呢？
我第一篇比較像樣的短篇講的是一個獨居老人在春天的死亡事件，當時讀完餘華的《活著》有感而發，就寫了這麼一個故事。有了個良好的開頭，後來就陸陸續續寫了一系列潮汕題材的故事。這裡面又分出兩種不同的小說路子，一是追求技巧、形式（互文、元小說等），帶有些魔幻和寓言色彩的，另一路是剔除掉這些外在、炫技的東西，老老實實講故事的。但不管怎麼寫，最內在的現實經驗還是來自小鎮，小鎮的經驗是基石，將它抽掉的話，恐怕我苦心經營的文學大廈就只有坍塌的份了。
澎湃新聞：對於「小鎮文學」，也有批評家曾質疑「千鎮一面」，甚至認為存在「消費小鎮」的嫌疑。你怎麼看待這樣的質疑？
林培源：我們當下的文學是依託一套成熟的生產制度在運作的，從寫作、發表到出版流通，再到被讀者閱讀、被批評家研究，形成了一套話語方式。我並不認同「千鎮一面」的說法，如果存在，那恐怕更多是因為作者寫得不好，而不是批評家看走了眼。
另外，的確存在你說的「消費小鎮」的現象，何止是小鎮呢，我們的鄉村不也被消費了嗎？快手、抖音……新媒體把很多原本日常的東西變成了奇觀，滿足人的獵奇心理。但小說的存在不是為了滿足這種獵奇，而是去靠近、去觸摸和呈現人的精神世界。在這點上，我是個絕對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擁護者。寫作者需要和當下時代保持一定距離，要帶著批判性的目光，去凝視、去質疑生活。我寫潮汕小鎮，也不是為了迎合部分讀者的獵奇心理。
鎮上賣粿條面的小店。林培源 圖
潮州市饒平縣汛洲島，遊客正步行往碼頭準備登船。林銳彪 圖
從潮汕小鎮，望向更多人共同的精神困境澎湃新聞：我發現在《小鎮生活指南》裡，《躺下去就好》《最後一次「普度」》《秋聲賦》都寫到了「父子關係」，尤其《瀕死之夜》更讓我想到你的長篇小說《以父之名》：小說主人公都身處「失父」的困境，試圖去異鄉尋找自己精神上的歸依，最後無功而返。為什麼對「父子關係」這一命題格外關注？
林培源：不單是你提到的這些，《神童與錄音機》裡的幾篇如《消失的父親》《誕生》也寫到了父子關係，我曾說那是一部「父子之書」，而《小鎮生活指南》更多寫到了女性。如果非得找個理由的話，可能我在潛意識裡把潮汕當成了一種「父權制」的象徵。我是家裡也是家族這一輩唯一的「男丁」，從小生活在一種「光宗耀祖」的壓力之下，長大後從事文學，又和大環境格格不入——這麼說露骨了些，不過話說回來，現實生活中我和父親相處得不錯，「家人父子」那一套倫理在我身上很牢固地存在著的。這好像又是矛盾的。
澎湃新聞：確實，《小鎮生活指南》裡許多故事寫到了「重男輕女」，寫到了女性的被動與卑微，比如越南新娘陳文瑛、單親媽媽慕雲、因為兒子被拐而發瘋的張翠霞、獨自養育一雙兒女的張寡婦……你對小鎮女性生存境況的觀察與反思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林培源：我從小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中。在計劃生育時代，身邊有為了偷偷生二胎而將生下來的孩子寄養在別人家裡的，現在也有連生了幾個女兒還不罷休的，這些現象當然不是普遍的，但極端的「重男輕女」的現象對我刺激很大。如果非要找一個開端的話，我的反思可能從2014年寫《奧黛》的時候就付諸筆端了。2016年出版的長篇《以父之名》是從《奧黛》那裡「長」出來的，裡面的信德老人年輕時候娶了個越南新娘，但生不出孩子，最後不得不去「借種」。
澎湃新聞：《奧黛》確實讓人印象很深。其實《小鎮生活指南》裡的其他故事也多以小家庭為單位，無論衣食住行、歲時節俗都充滿了濃鬱的地方色彩。但在我看來，小說裡寫到的人性之謎與人生之苦其實超越了地域，指向了人類共同的更為廣大的精神困境——已經很努力地想過好日子，但總有意外擊碎一切努力。書名叫「指南」，有想給這個困境找出一個方向嗎？
林培源：我覺得你的解讀很好。取名《小鎮生活指南》又冠之以「潮汕故事集」，我是有些忐忑的，畢竟我眼中和筆下的小鎮並不能代表整個潮汕，它可能更多指向80後、90後這一代在鄉鎮長大的潮汕人的集體記憶。書名原本是其中一篇小說的名字，後來那篇小說改了題目，「小鎮生活指南」就用來做書名了。這多少有點討巧的意思，畢竟很多讀者關注這本書是從書名開始的。名為「指南」，但小說寫到的多是破碎的、被命運摧折的人生，談不上指明道路。魯迅的很多小說都寫了人「無地彷徨」的狀態，《小鎮生活指南》也希望向此靠攏。所以說這個書名是帶有些反諷意味的。
澎湃新聞：在很多人的印象裡，潮汕是一個鄉土秩序極強、傳統觀念極深的地方。隨著現代社會不斷發展，你認為老家的傳統秩序維繫面臨著哪些衝擊？這些衝擊對當地人的生存狀態產生了哪些影響？
林培源：我不是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沒法從學理和知識體系上對你提出的問題做準確概括。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對生活在本地的人來說，宗族秩序依然是個具體且強大的磁場，婚喪嫁娶，總要親戚幫忙，做生意的，也要藉助人脈關係，有個朋友在銀行工作，剛入職時為了衝業績，需要從內到外，向親朋好友拉存款……可以說，宗族秩序還是個人依靠的基石。潮汕人講求「人情世事」，除了逢年過節，平時也注重禮尚往來。說個有趣的細節吧，在我老家，父母一輩人的交往基於一種近乎前現代的信任感，互相串門無需事先打招呼，別人送自家種的水果，比如青棗、荔枝、龍眼、火龍果之類，如果碰到我們家沒人，就會放到門口，不用擔心會給人拿走。我的父母會判斷這是誰送的，下次家裡有了好吃的再送過去。但我已經不習慣這樣的交往方式了，去別人家總要先打招呼，掐準了時間去。我們鎮上每年正月初十、十一都有遊神賽會，今年因為疫情取消了，社日到宮廟內祭神（俗稱「拜老爺」）也禁止了，鄉裡人也都配合。春節雖然冷清了不少，但大家不會覺得不妥，日子照舊過。
舉這些例子是想說，傳統秩序的內在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不過人的日常生活、交往方式、價值認同等卻在經歷著巨大的變化。不管是在年輕一代還是老一輩人身上，變化都確確實實發生了。《小鎮生活指南》試圖用小說的形式去捕捉這些變化。
小鎮「局外人」，慢慢學會和周遭相處澎湃新聞：《小鎮生活指南》裡寫到了很多「去異鄉」的小鎮人，有為了幫女兒帶外孫去深圳的藍姨，有在福建學開男式摩託的姚美麗，有外出務工的慶喜……在城市化進程中，小鎮的人口出現了巨大的流動。你怎麼理解這些人的「去與回」，以及他們的喜怒哀樂？
林培源：《小鎮生活指南》並不是只寫小鎮無涉其他，「去異鄉」也是小鎮人的一種生活常態。《青梅》裡的藍姨代表了一個女性群體，她們大半輩子也沒有去過大城市，在高鐵還沒普及的時代，為了子女，她們坐大巴，提著家鄉物產，大包小包，寒來暑往，也是一個現象。我身邊就有不少這樣的女性長輩。《奧黛》《青梅》寫的是到城市裡生活的中年男女，《姚美麗》《拐腳喜》《瀕死之夜》寫的是從外地歸來的年輕人。在寫這些人物時，我著重的還是他們的生存狀態——無奈的、被現實打回原形的，找不到出路而走向寂滅的……印象中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是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的，犯罪率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提高，拐賣兒童、偷竊等時有發生。我們潮汕話裡稱外地來的講普通話的人為「外省仔」，帶有些排外的、不太友好的色彩，可惜我很少寫這類人物，唯一涉及的是《姚美麗》裡為歌舞團開車的啞巴司機。姚美麗和啞巴司機相遇，一個說話，一個沉默，那種微妙的關係和情態，是這個小說裡很動人的片段。
澎湃新聞：是的。許多人恰是在離開家鄉之後，才重新審視自己與故土的關聯。十幾年來，你一直輾轉各地求學和生活，從珠三角到北京，中間還去美國訪學一年。在熟悉的故土面前，你是陌生的「異鄉人」，既無法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也無法重新適應成長的故鄉。但我好奇的是，小鎮「異鄉人」這一身份，給你的寫作帶來怎樣的影響？
林培源：我覺得，一個作家寫什麼題材似乎是命定的。1994還是1995年，我頭次出遠門，跟我爸一起搭鄉裡的貨車去深圳探親。那時要辦邊防證才能入關，我只會說幾句簡單的普通話，我爸則幾乎不會。我們入關後折騰很久，才跟的士司機講明白要去的目的地。我爸普通話發音不準，把「羅湖」說成「羅福」。在深圳的那個暑假，我開了眼界，除了學好普通話，就是暗下決心長大後要到大城市生活。那時候深圳給我的衝擊太大了，我從小性格比較敏感，下鄉人的自卑和落差大概就是從那時冒出來的。後來一路求學，到外地生活，那種自卑演變成了焦慮，即使投身寫作，出了書，讀了博士，焦慮感還是揮之不去。到現在，我還是覺得自己就是夾心餅乾裡的那塊小小的「夾心」——不過我有一種能力，不論身處什麼樣的境地，總是可以抽開身，用一種局外人的目光來打量自己和周邊的世界。我寫小鎮可能也受這種經歷的影響吧，可以和人物共情，也可以拉開距離，變成一個「冷漠」的敘述者。我喜歡加繆的《局外人》（這部小說也被翻譯成《異鄉人》《陌路人》），用「小鎮異鄉人」來形容自己，倒不如用「局外人」，後者可能更貼切。
澎湃新聞：未來你可能回家鄉生活嗎？離開家鄉，來到外面的大城市，無論留下或是離開皆需要很大勇氣。我自己經歷過這樣的糾結，所以好奇你有過這樣的困惑時刻嗎？
林培源：我未來不會回老家工作，不過父母在老家，根在那裡，從情感上來說是割捨不斷的。隨著年歲的增長，我變得寬容一些，可以和過去、和曾經極不喜歡的家鄉達成某種和解。
但是回過頭來看，在幾個重要的節點，比如本科畢業、考研、讀博上，我是有過恐懼和動搖的——萬一失敗了，就要面臨被「打回原形」的命運。可以說，我自己身上有一套非常偏執甚至固執的成功學：一路念書，希望擺落在身上的那種將我「拉回來」的力量。人最怕失去了選擇的自由，我一直追求的就是這樣的自由。
澎湃新聞：說到一路念書，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從深圳大學到暨南大學再到清華大學，你的青春時光和讀書是密不可分的。《秋聲賦》這篇寫到了因為沒錢上大學而發瘋的阿秋，讓人很是感慨。按照另一篇主人公姚美麗的說法——「（小鎮）是塊貧瘠的鹽鹼地，長不出什麼好果子來，即使沒有遊戲廳，還是有其他新鮮東西闖進來『誤人子弟』的。」就你自己的觀察和體會，讀書對於小鎮青年而言最大的意義在哪裡？
林培源：《秋聲賦》主人公的原型是我一個小學同學，《姚美麗》則更多是虛構，他們形成了某種關聯和對照。目前來看，對小鎮青年而言，「讀書」可能是最穩妥也是最公平的一種改變命運、擺脫自身所處境地的渠道之一。從個人成長的層面來看，我是通過讀書、求學走出小鎮的，所以我一直相信知識的力量。但我對讀書這件事並不「迷信」，想要改變命運，並不只有讀書這種方式。
澎湃新聞：你說「《小鎮生活指南》中收錄的作品，大部分寫於 2012 年到 2017 年間，它們代表了我對文學最初的認知和理解」。這段時間你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為什麼說是「對文學最初的認知和理解」？這些認識和理解到了今天，有些什麼變化嗎？
林培源：我集中精力寫中短篇小說是從2012年開始的。那時在廣州讀研，課業相對輕鬆，當時還沒有抱定考博的念頭，所以課餘時間全拿來寫小說了。寫完了小說，我會發給身邊的師友看，打電話交流。後來考博，寫小說的熱情驟降，也沒有那麼多精力了。現在回過頭去看，讀研的三年是很快樂的，每個月都沉浸在創造的快樂之中，很純粹，也很難忘。我對短篇小說的認識，怎麼寫，寫什麼，細部如何刻畫，措辭如何講究，採用什麼樣的視角等等，也是從那時候才篤定起來的。
2013年，我花了幾個月時間讀了《金瓶梅》，後來嘗試著用一種略帶古雅的現代白話寫了一篇叫《白鴉》的小說。這個小說我至今還很喜歡，它為我撐開了觀察現實別樣的角度。卡爾維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裡講到珀修斯用盾牌做鏡子殺死了不能直視其眼睛的美杜莎，以此說明文學和現實的關係。我想，我「對文學最初的認識和理解」，也可以用卡爾維諾舉的例子來說明。
我在《小鎮生活指南》「後記」裡提到我們的寫作總是受到「偉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的「調教」，實際上，我一開始對文學的認知也是受文學經典影響的，但隨著生活閱歷的增加，慢慢地就擺脫了閱讀施加的影響，轉而朝向生活經驗，注重從生活、從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從內心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去尋求對文學的理解。如果說對文學的認知有變化的話，就是不再對「文學」那麼「痴迷」了，有了更寬容的態度，也嘗試著更用心地去觀察當下所處的世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痛苦。我現在覺得，文學是用來盛放「世道人心」的一個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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