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技術推廣研究之:農戶行為理論

茶園生態化建設模式，涵蓋茶葉品種、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領域。秉承以人類為中心的理性生態倫理學思想，為復興茶產業而努力。

農戶是經濟人，也是社會人，其多種行為包括生產行為、經營行為、購買行為、消費行為以及決策行為等都存在經濟屬性，這是我們研究農戶技術採納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前提和基礎。

目前，對農戶行為的研究主要分為三種流派。一是美國知名經濟學家舒爾茨為代表的「形式經濟學派」，二是以前蘇聯著名經濟學家恰亞諾夫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學派」，三是以赫伯特·西蒙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他們分別從不同角度闡述了有限理性的假說。

（1）舒爾茨代表的「形式經濟學派」

該學派從傳統農業的特徵開始研究，將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視為一種具有理性的「經濟人」，並認為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對最大利潤的追求與在一定技術和資源條件下從事生產的「資本主義企業」是相同的。農民依照價格變化配置生產要素的行為符合帕累託的最優原則，是具有最高效率的的貧窮小農經濟。塔克斯提出，小農戶與在市場經濟中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商人、企業家的行為是一樣的，會極力尋找賺錢（甚至是一個便士）的新方法、新途徑。他還指出小農戶在購買其所需的生產或生活資料時，會十分注意不同市場中各個商品的價格，並在比較後選擇他們認為性價比較高的一個。而且在生產前，小農戶通常會在將僱傭工人的工資與自己的勞動價值進行比較後才採取行動。舒爾茨認為，在傳統農業的範疇中，小農戶是能對資源做出適度運用並具有進取精神的人，他們雖然貧窮，但是有效率的。因此，舒爾茨指出改造傳統農業的有效途徑是引進先進的農業技術，從而為小農戶提供可以合理並高效利用的現代生產要素。

20世紀中期，波普金對舒爾茨的觀點做了更深層次的論述，他在《理性的小農》中寫到，農戶是一個理性的人，也是使其家庭收入或福利最大化者。波普金強調，他提出的「理性」是指農戶會依據自己的價值觀與個人喜好去評估他們決策或選擇的後果，並最終做出他們認為能夠實現自己期望目標的最大化收益的決策。波普金指出，小農戶最適合用資本主義中的「公司」或「企業」來比擬描述，因為小農戶是一個在權衡短期與長期利益之後，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做出合理決策的人，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由于波普金與舒爾茨的觀點相似，學術界將其稱為「舒爾茨—波普金命題」。

「形式經濟學派」的主要觀點是，在傳統的農業生產時期，農戶對各種農業生產資料的投入和生產要素的配置很少有明顯不合理的地方。在農戶的整個生產過程中，他的行為是完全理性的。該學派認為，傳統農業增長的停滯，不是因為農戶的努力不足、積極性的缺乏，以及市場中自由性和競爭性的不夠，而是因為在傳統的邊際投入前提下，農戶的收益呈遞減趨勢。他們指出，改造傳統農業的正確方法是合理成本下的現代投入，隨著現代技術要素的不斷投入，農戶將會在現有的價格水平上獲取更多的收益，使其毫不猶豫的成為利潤最大化的追求者。因此，改造傳統農業最有效的方法應該是在確保現存生產、組織和市場中合理成本的前提下，給農戶供應其所需的現代生產要素，而不是一味的削減農戶生產組織的功能和自由的市場體系。

（2）恰亞諾夫代表的「實體經濟學派」

上世紀年代末，「實體經濟學派」逐漸形成，主要代表人物是前蘇聯著名農業經濟學家恰亞諾夫，代表作為《農民經濟組織》。「實體經濟學派」主要以家庭農場生產組織與農業經濟結構等問題為研究重點，其理論基礎有兩個：一是以「生物學規律」為基礎的家庭周期說，它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從消費意義來看，農業生產能滿足農民家庭消費需要，給農民帶來享受與快樂，恰亞諾夫將其定義為「收入正效用」。另一方面，從生產過程來看，農民每獲得一個單位的收入，都需要付出艱辛的勞動，這對他們無疑是一種負擔，恰亞諾夫將其定義為「勞動負效用」。二是基於邊際含義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進一步來看，伴隨農戶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業生產的勞動負效用不斷增加，而收入正效用呈現出不斷遞減的趨勢，兩種效用以時間為標準逐漸趨於一種平衡狀態。

作為一個「理性人」，農戶的勞動要素投入取決於勞動負效用和收入正效用的比較，也就是說當勞動負效用大於收入正效用時，農戶是不願意提供更多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的，即便勞動力的投入可能會增加總收入，但這是在忍受更大勞累基礎上取得的。相反，如果勞動負效用小於收入正效用時，農戶會繼續追加勞動投入，以期獲取更大的生產收益。只有當勞動負效用等於收入正效用時，勞動的投入量達到最優水平。

農戶對收入正效用與勞動負效用的主觀評估主要取決於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較低，或者說是基本生活仍未能到滿足的農戶對勞動正效應的重要性評價相對較高，他們認為利用勞動要素獲取生產收益要比休閒娛樂更為重要。這種思想和行為導致勞動負效應和收入正效應相等時的均衡收益低於市場工資，即「自我剝削」現象的出現。與勞動力相類似，技術要素的採納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的最終目的在於滿足家庭成員的需要，因而無法用理論上的利潤最大化進行考量，最終表現出一種落後、保守和非理性的特徵。

總之，小規模農戶的生產目標在滿足家庭消費的各種需求而並非收益最大化，基於此，其最優化選擇取決於自身的消費滿足與勞動辛苦程度之間的均衡，而這種經營策略通常與自然經濟緊密相連；他們通常以一種規避的心態對待生產風險，家庭需要一旦得到滿足將缺乏繼續投入的欲望和動力；與家庭農場、農業企業或專業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邊際收益低於工資時便終止勞動力投入的情況所不同，小規模農戶只要生存需要沒有得到滿足，仍然會增加勞動投入，不管此時的市場工資是否已經高於邊際收益。

在《農民經濟組織》問世後的三十年後，美國人K·波蘭尼從制度和哲學維度對農戶行為理論做出了解釋和說明。他沿循恰亞耶夫的研究思路，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產生之前，農戶的經濟行為由特定的社會關係來決定，因此應當將經濟發展變量視為社會制度的函數進行考察。在此之後，美國經濟學家斯科特利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進一步闡明了波蘭尼的觀念，並明確闡述了「道義經濟」的概念。他認為，在生存安全的前提下，農民追求的是較高水平的生存保障和較低水平的風險壓力，而並非生產收益最大化，也就是堅守小農的生存邏輯。

（3）赫伯特·西蒙等提出的有限理性的假說

有限理性的概念最早是由阿羅提出的，他認為有限理性就是「人會有意識的理性，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原因有兩個，首先人類所處的環境是十分複雜的，在非個人的交換形式中，人們面臨的是一個繁雜的、未知的世界，且交易越多，未知性，即不確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次人類對環境的認識能力和計算能力和往往是有限的，因為人不可能無所不知。

在20世紀30年代，西蒙深刻並詳細地指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不符合現實的地方，找出了其兩個致命的弱點：一是假定目前狀況與未來變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二是假定全部可供選擇的「策略」和「備選方案」的可能結果都是已知的。而事實上這些都是人們不可能提前知道或確定的。西蒙指出在傳統經濟理論中有一種「經濟人」的假定，「經濟人」具有「經濟」的特徵，他們具備對所處環境有準確的認知，這種認知即使不是絕對完整的，至少也比較透徹；他們還具有一個有條理的和穩定的偏好體系，擁有很強的計算能力，並能靠此計算出在其諸多備選方案中，哪個方案是最優的，且可以使他們的利益最大化。但西蒙認為人們在做決定的過程中，尋找的往往不是「最優」或「利益最大化」的標準，而只是「滿意」的標準，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人們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的研究結論瓦解了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和管理學理論的基礎。

深層次的分析農戶行為對我們研究農業技術推廣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並了解農戶對新型農業科技成果的接受意願與程度，從而科學的傳播和推廣適用於不同類型農戶的各類農業技術。

（安根團隊摘自趙玉姝：農戶分化背景下農業技術推廣機制優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