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96，是剛過去的今年前10個月在中國死於愛滋的人數，佔同期法定報告傳染病死亡總人數的82%。
25898，是一家電商店鋪愛滋檢測試紙的單月銷量。
4，是這家店鋪曾被投訴的數字。因一次產品促銷價格尾數為4，客服接到了大量顧客投訴，最終改價。
在中國，HIV感染者知曉率不超過70%，其中有些人不知道自己被感染，另一些人雖心存疑慮但不知道去哪裡諮詢或檢測。有關數據估計，全國有20萬~40萬HIV感染者未被查出，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哪。
愛滋檢測試紙如同一張張門票，在門的那邊，一顆顆不眠的心等待答案揭曉。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愛滋試紙絕非普通的網購產品。它依然隱秘、不可見光，如同初次來潮的少女，惴惴不安地去貨架拿好一包衛生巾，結帳出門時要用黑色塑膠袋包好。
網絡正是那個黑色塑膠袋。區別在於，人們認為所有少女都需要衛生巾，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愛滋檢測試紙。
因此，跟愛滋試紙行業有關的所有人，從疾控工作者，到生產商、零售商、社交軟體公司和志願者幾乎都有過線下尋找「高危人群」的經歷。他們走進夜總會，出入同志浴室，在男同交友App上發布檢測信息。他們發現，整個過程中最難敲開的是大學校門。
據中國疾控中心數據，近年來，青年學生（15~24歲）報告感染者人數持續增長，已從2008年的482例上升到2017年的3077例。在2017年的學生病例中，男性同性性傳播佔81.8%。在中國性病愛滋病防治協會官網首頁上，「高校防艾」被列為專門一欄；11月初，疾控中心性病愛滋病預防控制中心開辦公眾號「中國疾控艾防中心」，前9篇推送裡，有4篇專門針對青年學生群體。
從今年1月至今，前述電商店鋪售出的愛滋試紙最終測出陽性的，有近一半連接著高校地址。
在試紙背後，不僅有一門生意，還有中國年輕人關於性的態度。在愛滋試紙商品頁面上，評價留言堪比教堂懺悔現場。
「如果生命是一團火，你會不會只留下煙？」瀋陽大學和疾控中心合制的青年學生防艾公益宣傳片開頭這樣問道。
01
20歲的阿默用過兩次愛滋試紙。
第一次刻骨銘心。那是一個深夜，阿默跟澳洲男友的越洋電話已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試紙包裝早被拆開，男友說扎一下就完事了，阿默卻遲遲不肯下手。
「我從小就怕打針，特別怕疼，後來去疾控確診抽血時也是嚇得要死。」試紙是阿默從一個微信公眾號那裡買來的，便宜，60元三盒包郵，血檢。那是好幾年前，盒子裡躺著的是像縫衣針一樣的尖頭針，阿默在自己的小屋裡拖延了一個小時。男友在電話那頭哄他：「檢測完咱倆就都安心了。」最後，阿默一閉眼，刺破了食指指肚。
殷紅的血滴從指腹滲出來。由於不熟悉操作，空氣跑進取血的試管，血呲出來，噴到桌子和袖子上，檢測板被血糊得一片鮮紅，什麼都看不清，這一針白挨。
慌亂裡，阿默又扎了一次，用掉了第二盒試紙，10分鐘後，只有一條線，陰性。澳洲男友安心下來。
「我知道自己很乾淨，我用試紙就是為了讓他安心。」阿默說，那時候自己還未有過性經歷，但男友不相信。隨後，男友也傳來兩張試紙照片，同樣是陰性，但阿默並不相信，「那一看就不是他的手，他在騙我。」因為感情，高中生阿默當時沒有戳破。
再度使用試紙時，阿默已經是一個大二的學生，他從南方來北京上學，通過一款交友軟體認識了新男友。熱聊一個月後，對方從天津過來見面，白天去酒吧晚上去了酒店。
事後，男友說我們去測一下吧。在男同的圈子裡，有一部分人相當有自覺性，自檢就像定期理髮。男友恐艾，說自己曾有一個師哥得了愛滋病，最後獨自死在出租屋裡，「很慘」。
那一次，他們沒有買試紙，一起去了醫院的免費檢測點。除了醫院，還有很多公益組織提供線下免費試紙檢測。在北京，這樣的檢測點有329個，提供HIV病毒感染初篩服務。這些檢測點與疾控中心合作，所用試紙也從疾控中心或者廠家處免費獲得。
到達醫院門口的時候，阿默看到壽衣店外擺著花圈，覺得有意思，就指給男友看，男友說別看，太晦氣。
檢測間一次只能進去一個人測試，房間裡只有檢測員和受試者兩人，檢測結束後，出來等20分鐘，再進去看結果。
在那間不足10平方米的檢測室裡，阿默想起三年前自己扎手指的晚上，手心開始出汗。新一代的試紙取樣針已經變成彈簧針，看上去沒那麼可怕，輕輕往指腹一推，針尖出來，像螞蟻一樣咬了一口。但阿默出汗實在太多，再次用掉了兩份試紙。
20分鐘後，初篩結果有了，男友笑嘻嘻從檢測室出來，將他的好消息告訴阿默。阿默進去，試紙上兩條槓，陽性。
那一刻，阿默平靜極了，他並非對愛滋一無所知，只是靜靜坐著待了幾分鐘。志願者檢測員告訴他，這只是初篩，疑似陽性，還需再度復檢，如果仍是陽性，再去疾控或指定醫院確診，才能確診感染。阿默聽完，把男友叫進來，對志願者說：「你告訴他吧。」
重慶一家醫院的實驗員抽取分離的血清放入檢測專用試紙上，進行愛滋病初篩
來北京上大學，阿默學的是編導。早在高中的時候，阿默就關注社會新聞和弱勢群體。他曾構思過兩部紀錄片，一個關於留守兒童，一個關於愛滋病。他說這兩個群體有一個共性：沒有人真的愛他們。
阿默生在南方十八線城鎮裡一個複雜的大家庭。「爺爺出軌，奶奶是神經病，姑父是渣男，把姑姑打得腦子出了問題，叔叔是個不孝子，爸爸是個啃老的家暴男。」這是阿默對自己家族的描述，「整個家族可以拍一部狗血電視劇」。
小時候，阿默做事動作稍慢，就會被爸爸從樓梯上一腳踹下來，他指著自己歪掉的門牙，說那是父親的傑作。因為家族需要有一個孫子，阿默出生了。
小學時，阿默發現自己喜歡男孩子。初中，因為給男同學寫情書被全校知道，他從此被孤立。男生們尿尿時不跟他站一排，有人趁他上廁所兜頭澆水，他在廁所躲了一上午，最後溼噠噠地回家，被母親呵斥弄溼了校服。
直到高中，阿默在網絡上認識跟自己一樣的人，彼此抱團取暖，也因此有了幾次網戀，其中一個男孩是蘭州的。一天晚上，阿默接到蘭州男孩的電話，對方說自己得了愛滋病，問阿默怎麼辦。阿默正睡得迷糊，以為對方惡作劇，回了句「你有病吧」，掛了電話。
後來的一個禮拜，他沒有再收到蘭州男孩的任何消息，電話打過去一直關機。直到男孩的媽媽打過來，告訴阿默：男孩跳樓了。
從此，阿默開始關注愛滋病，關注被忽略掉的人。他讀到一則新聞：一個山村的小女孩第一次來月經時，不知道是什麼，就以為自己要死了。跟其他的熱點一樣，這樣的新聞轉瞬即逝，很快就沒人記得那個小女孩了。
阿默想要把這件事記錄下來。上大學後，他對這個主題做了走訪，最終寫出一個劇本。但本子遞出去，很多人不相信，覺得太假。「城市裡面很多人對這個世界了解太少，他們只熟悉自己的生活狀態，然後就覺得每個人都是這樣生活的。」阿默很無奈。
初潮女孩的故事沒拍成，愛滋病的劇本還沒有成型，阿默就看到了那兩道槓，「沒想到自己成了男主角。」阿默笑著打趣。
回想起來，應該是那個澳洲男友傳染給他的，儘管他從沒有開口問過對方。
志願者開口了——「陽性」。阿默不吭聲，盯著男友看，「我一點都不怕，我在意的也不是檢測結果，只在乎他的反應。」男友很慌，連連問志願者，「那我會不會感染，我會不會死？要不要吃阻斷藥？」
20歲的阿默「好失望，好心寒」，他感覺有些東西正在被碾碎。直到上計程車前，男友都在想自己，沒對阿默問過一句「你該怎麼辦呢？」計程車上，阿默向「那個渣男」提出了分手，自己掏了車費。
兩次檢測、四張檢測試紙至今還守護著阿默的秘密。後來，阿默去了疾控中心確診，除了工作人員和志願者，沒人知道他是一個HIV感染者。在發病之前，HIV病毒攜帶者表現出的身體狀況與一般人無異，通過服藥壓制病毒複製，感染者可以極大推後發病時間。
事實上，醫學發展至今，愛滋病已經從一種致死性疾病逐漸變為一種可控的慢性病。有效的抗病毒治療可以讓患者正常存活30至40年以上。
直到上個禮拜，大學生阿默還在每天熬著大夜，趕拍攝影作業。
02
11月6日，成都武侯區益新大道的一個工業園裡，鍵盤聲像子彈一樣噼裡啪啦響了整整一個上午。
客服小陶的電腦上正往外同時蹦出十幾個對話框，還沒有看清問題，小陶已經回復過去。旁觀了10分鐘後，我終於看清一條諮詢問題：「啥高危行為都沒有，也沒有任何徵兆，就是看了一些報導恐艾了。」
就在前一晚，「愛滋病人報復社會」上了微博熱搜，恐艾的情緒在網絡瀰漫，這讓小陶所在的網上藥房的諮詢量暴增。
那天夜裡，店裡突然湧進了平時數倍的瀏覽量，臨時增派兩人後，每人仍需要接納超過700人的諮詢。「諮詢的對話框一排刷下去都是黃的（等待回復的狀態），完全忙不過來。」客服小組負責人小唐回憶。
忙到夜裡11點，諮詢量才逐漸降下來，小唐終於吃上晚飯。
過去一年，這家線上店鋪售出各類試紙200萬盒，盒子連起來長達300公裡，其中愛滋病檢測佔到80%，單一愛滋試紙商品評論達十幾萬條，銷售額超過4000萬元。在剛剛過去的雙十一，僅11月11日當天，這家店就賣出了13108盒愛滋試紙，銷售額近40萬元。
在2013年以前，這家藥房還是成都的一家線下連鎖藥房。隨著醫藥電商的起步，2013年，藥房轉型開始在線上銷售愛滋檢測試紙。
更早之前，政策上早已在快檢方面表達過積極信號。2010年12月31日，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愛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下一步工作重點是「擴大監測檢測覆蓋面，最大限度發現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推廣使用快速、簡便的檢測方法，提高檢測可及性」是重要手段之一。
重慶，醫務人員和學生志願者向學生們宣傳防艾知識
同一時間，試紙生產廠家也正在瞄準線上，積極與各大藥房建立聯繫，親密合作，HIV檢測試紙開始在網上售賣。HIV檢測試紙屬於第三類醫療器械，線下、線上售賣要求嚴格，不僅要獲得三類醫療器械的經營資質和銷售資質，還需要有冷庫和檢驗師。
跟如今比起來，當時的銷量堪稱慘澹。「愛滋」和「HIV」是敏感詞，被電商平臺屏蔽，想要找到商品，要麼搜「檢測試紙」，要麼搜同音字。
「為什麼屏蔽？是覺得會造成社會恐慌。」這家藥房的運營總監黃攀清楚記得，在「愛滋」被屏蔽的歲月裡，各種類試紙的總銷量只有月均一兩千盒。
隨著屏蔽詞被解除，政策逐步放寬，生意的閘門才緩緩打開。那是2014年12月到2015年年初，兩三個月的時間裡，試紙的月銷量從兩千漲到一萬多，客服一下子忙不過來了。
消費者的問題越來越多。最初的問題僅僅是「試紙準不準，有沒有推薦」，後來有人開始問試紙的原理和技術方法，有人問怎麼去疾控，還有一大批覺得自己感染了實際並沒有的恐艾人員來尋求一個肯定的答案。
很快，針對HIV檢測試紙這一單一品類，公司設置了專門的運營崗位。後來他們又將客服部獨立出來，專門成立一個部門，請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前來做愛滋知識講解，還找來專門的心理諮詢師給客服們做培訓——由於工作性質，客服們經常要面對一些恐艾人員，還有一些人在測出陽性後心態大受影響，也會向客服求助。這時候，客服需要有專業知識，了解並掌握恐艾心理，才能更好地開展工作。
小唐總感覺，自己跟其他店的客服很不一樣，「有時候像一個醫生」 。由於工作量大且容易被騷擾，HIV小組成員的平均工資比其他客服高30%。
在過去一年多時間裡，95後小唐接待了超過兩萬名購買愛滋檢測試紙的諮詢者。最執著的一個客戶從店裡連續買了32盒試紙，消費800多元。讓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個上海重點大學的學生，那學生在網上「約」了一次，一個月後偶然看到有關愛滋的新聞，開始感到害怕，找到了小唐這裡。
不論是客服或線下的志願者、疾控人員，面對諮詢者，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都是：是否有高危行為、什麼時候發生的？「高危行為」即不戴安全套的性行為。上海學生回復小唐：有，當時「約」的女孩主動提出不戴套。
小唐告訴他，這種很可疑，建議立即檢測。上海學生的試紙初篩結果是陽性，在客服的建議下，他又去了疾控中心，確診感染。「我當時覺得好可惜，因為跟他聊天知道他在讀碩士，馬上就要出去工作了。辛辛苦苦讀書讀這麼久，就一次就沒有回頭路了。」小唐嘆息道。
在小唐的印象裡，購買試紙的顧客有一半是高校學生，有人檢測出陽性後不敢告訴父母，只好來客服這裡尋求支持。
在小唐這行，開展業務的第一步都需要自己去找「高危人群」，包括性工作者、男同和高校學生。早年，小唐、公益組織志願者、疾控人員踏遍了桑拿房、夜總會、男同浴室和gay吧的門檻。
北京西城區一家男同性戀聚集的酒吧，一位客人向工作人員了解HIV快速檢測的方法
在這其中，高校學生是最難以直接觸達的。黃攀曾想進成都高校設一個檢測點，定期為學生們做檢測，但即使託上各種人情和關係，都以失敗告終。
高校對愛滋和性避之不及。不論商家或公益組織，想要叩開校門殊為不易。北京同行公益服務中心負責人董文吉表達了同樣的困擾，當時，他們只是想做一場線下的愛滋知識宣教，卻沒有一家高校願意接納。
情況在2016年出現轉機，一盒小小的尿液檢測包打響了高校愛滋宣教的頭一炮。
03
康寶在家躲了一個禮拜，他沒有去學校。
前段時間，學校風傳康寶得了愛滋病，有人開始想起他每天都吃藥，而且體弱和多病，進而討論起他的性取向。
這些議論讓康寶無措，他無法忽略，因為那些不是謠言。去年11月，康寶確認感染HIV，他不想任何人知道，尤其是同學。
病情是在一次長達一個月的感冒中發現的，父母比康寶提前一個星期先看到確診書。康寶反覆說：「我沒那麼害怕，生了病就吃藥唄，我就怕我爸媽壓力太大。」說到最後，聲音輕得快要聽不見。
那段時間他狀態不好，頭髮又黃又稀，皮膚暗沉，話也變得少，他獨守著秘密，只告訴了最好的一個女生朋友和學校的心理老師。意外的是，心理老師告訴他，有好幾個同學跟他一樣，只要好好吃藥，就沒問題。
確診後不久，康寶加入了一個公益組織，這個組織主要做一些免費的線下愛滋檢測，康寶在這裡找到了歸屬感。有時候，康寶會在交友軟體上發布免費檢測的信息，有人看到就會問他怎麼做檢測，「找我的人裡面還有好幾個是我學長。」說到這裡，康寶不好意思地笑了。
康寶的學校裡沒有愛滋自檢產品，在他看來，學校對此毫不在意，沒有意識。
在學校態度方面，中國傳媒大學的學生比康寶幸運。
2016年開始，中國傳媒大學從新生著手，在軍訓基地就開始做愛滋防治教育宣傳。從2018年開始，由於新生人數太多，學校把重點放在了男生身上，要求全體男同學必須參加相關宣教培訓，包括研究生。
中國傳媒大學校醫院院長馬少剛告訴AI財經社，前兩年，傳媒大學的愛滋感染情況不容樂觀，但2017年和2018年疾控發布的數據顯示，這兩年中國傳媒大學愛滋感染人數是0。
馬少剛清楚，這裡可能會存在各種情況的統計遺漏，也有些學生可能自行購買試紙檢測，但不論如何，相比前幾年的數據，學校的重視正在起作用。
儘管如此，對於愛滋病的校內宣傳工作，馬少剛仍然保持著謹慎態度：「到處都宣傳這個的話，外界還以為我們傳媒大學愛滋病有多嚴重呢。」
今年9月中旬，一臺自動販賣機還是入駐了校醫院二樓的大廳，在貨架一角，尿液檢測包和其他飲料零食擺在一起，售價30元。
傳媒大學的自動販賣機中，擺在貨架上的尿液檢測包，售價30元
此前，學校裡已試行過投放免費的檢測包。相關記錄顯示，在一年多的免費試行時間裡，傳媒大學一共發放出接近400份檢測包，回收率卻僅有20%。「太不知道珍惜了。」馬少剛嘆息。
回收率低的原因在於回寄過程可能存在的信息洩漏。
保護隱私是愛滋快檢中最重要的守則，商家也為郵寄過程中如何保護消費者的隱私而煞費苦心。
前述網上藥房的倉儲負責人表示，他們跟快遞公司有合作，快遞條形碼裡面刷出來是「醫療器械」，不會有任何跟HIV有關的字樣，甚至包裹上的寄出地址和膠帶上的「xx藥房」字樣也被隱去。
公益機構提供的線下快檢同樣要保護受試者的隱私。記錄時可以登記暱稱，只要手機號是真實的就可以。
一切都在悄悄進行著。
高校售貨機裡的尿液檢測包也是匿名的，每份檢測包對應一個編號，檢測包回收後，將被送到相關醫院的實驗室進行檢測和判讀，一周後，檢測者可自行登陸網站憑編號獲得檢測結果，全程匿名。
樣品回收郵寄是免費的，儘管如此，幾乎沒有學生選擇自主郵寄。後來，學校想了新方法，在校醫院放了一隻回收籃，收集到一起後由學校統一寄出，這才有了20%的回收率。
今年9月開始，傳媒大學不再提供免費檢測包，而是引進自動售貨機。像買零食飲料一樣買完檢測包後，取好尿液樣本，從售貨機上的一個專用投放口扔進去，整個回收過程只需一秒鐘，很難被旁人發現。售貨機擺出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裡，已售出8份檢測包，回收箱裡已收回5份樣本。
去年4月，湖南長沙嶽麓區大學城爆出106名大學生感染愛滋，引發社會關注。今年3月20日，北京市教委通報北京市高等學校愛滋病疫情。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17年6月底，北京市接到報告的學生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累計1244例。
北京海澱區疾控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從2017年9月27日至11月5日，一個多月時間裡，海澱區10所高校的售賣機共賣出37個檢測包，其中14個送檢，檢測結果全部為陰性（未感染）；清華大學的售賣機安裝後，檢測包在兩天內售空。
北京，清華大學「HIV尿液匿名檢測包」的自動售賣機
目前，類似的尿液檢測包已經入駐北京、上海、廣西、雲南、四川、黑龍江等六個省市自治區的多家高校。
一位公益組織的負責人則表示，由於尿液檢測的回執時間過長，對於倡導愛滋自檢而言其實是一種後退，但是，這種檢測方法從矛盾特殊性出發，幫的是不敢去線下檢測、也不願網購試紙的人。
那個黑色塑膠袋無處不在。
它可以是隔著一根網線的匿名感；可以是商家絞盡腦汁抹去一切包裝上的信息，使它看起來像一件「正常」商品；可以是線下檢測點的登記本上齊刷刷的暱稱；可以是試紙廠家煞費苦心的一次次改良升級；更是被當事人孤獨保守著的秘密。
04
「貨發的比較多，現在沒庫存。」梁滿達夫掛掉了客戶的電話。臨近年底，12月1日的世界愛滋病日就要到了，梁滿達夫所在的北京瑪諾生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簡稱為「瑪諾生物」）常常要在周末加班。
梁滿達夫是瑪諾生物的銷售總監，已在這一行做了十幾年，這是他習慣的工作節奏：每年的情人節、七夕、聖誕節，以及後來興起的雙11，這些日子前後都是愛滋檢測試紙銷售的高峰。
瑪諾生物成立於2005年，原本是由美國克利普特生物醫學公司與瑪諾科技亞洲有限公司共同在華投資成立的外資企業。在過去10年裡，瑪諾生物旗下的「愛衛」品牌佔據著愛滋唾液檢測市場的主流地位，政府採購超過八成的唾檢產品都來自於愛衛。
血檢、唾檢和尿液檢測都屬於初篩，而初篩一般指的是抗體檢測。在臨床診斷愛滋病的方法中，抗體檢測最便捷，也是最易推行的自檢手段。
1985年，美國FDA批准了第一個HIV抗體篩查試紙，並將其應用於獻血員的篩查，至今，愛滋檢測試紙已經技術迭代到第四代。
「血檢在國內的價格競爭太激烈了，實際上已經沒有人願意去做，因為已經沒有利潤。」梁滿達夫總結道，從一開始，血檢就在打價格戰，經銷商沒錢賺，只能廠家賠錢去做。目前，市面上的血檢產品價格不一，充斥著大量二三十元的產品，以及少量的超過百元的產品。其中高端產品由國外的幾個大牌如雅培和SD壟斷，國內則以低端為主。
愛衛主做唾檢試紙，主打高端，定價超過200元，一些公益組織和藥房對此高價頗有意見。梁滿達夫解釋說，除了說明書和包裝盒，所有原材料包括試管、拭子均屬進口。
檢測者正使用採樣刷取樣
原材料進口的背後其實是國內在愛滋快檢技術方面的乏力。梁滿達夫介紹，他們曾為降低成本考慮找國內供應商，卻一直沒有找到合格的。以試紙中的抗原濃度為例，要求的數值是大於95，國內供應商有時候能達到，有時候達不到，「我們就不敢換」。
試管和拭子同樣如此，國內的一套模具常常在運輸過程中就被壓碎。種種因素之下，瑪諾生物保持高價，並因此走了另一條道路：不在零售端發力，而是以政府採購和實驗室為主——對愛滋相關產業，國家有稅收利好政策及相應補貼。
儘管如此，這家做了10年唾檢的上市公司仍困境重重，其2018年上半年的營業收入不到900萬元，淨利潤則虧損240餘萬元。瑪諾生物副總經理劉滿江告訴AI財經社，2008年到2010年期間，瑪諾生物的日子非常苦，銷售量非常少，幾乎是半停滯的狀態。
「錢砸進去差不多8000萬元左右，沒什麼用，後來人福收購過來，2010年底在中國市場開始重新規劃。」 劉滿江說，由於在中國市場的艱難推進，2010年，瑪諾生物引入中國藥企人福醫藥成為其大股東，美資退出，由外資企業轉為本土，拓寬了政府資源，又適逢相關政策春風，情況才有所好轉。
2005年5月20日，瑪諾生物為愛滋檢測的唾檢技術申請發明專利，歷經10年，到2015年1月份才獲批，專利保護期是20年，2025年到期之前，留給瑪諾生物的時間也不多了。
一個行業內人士則稱，實際上，在愛滋快檢產品方面，中國並沒有核心技術，幾乎都是引進後做升級，包括以研發見長的瑪諾生物同樣如此，其產品也是當年美國人研究出來的，沿用至今。
05
如果將自己的人生拍成紀錄片，第一個鏡頭會是什麼？
「一顆精子吧。」阿默想了5秒鐘，「我會配一個旁白，大概意思就是：如果可以，我寧願選擇不出生，我的父母沒有問過我，就把我生下來。」
阿默沒有把感染愛滋的事告訴任何家裡人。好在，對窮學生的他而言，國家提供免費的愛滋治療藥品。在中國，上市的抗HIV病毒藥物有22種，其中8種國產藥被收錄在免費名單中，且這一名單有望擴容。
西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個月可以免費領取抗病毒的藥物
進口藥副作用小一些，但連生活費都要自己掙的阿默只能吃免費國產藥。吃藥的第一個月，他一直處在眩暈裡，整日如同宿醉一般，總是連著兩天吃不下一口飯。直到第二個月，情況才有所緩解。多位感染者向AI財經社描述了這種眩暈感。
幸運的是，阿默並不耐藥。康寶則不同，免費藥吃到第四個月，出現耐藥了，轉而開始吃每月2000元的進口藥。不論幸與不幸，他們都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代價：藥物必須嚴格按時按量服用，到點就吃，否則病毒會報復性反彈複製，功虧一簣；這種嚴苛帶來的緊張將纏繞餘生的每一天，而只可控制、不可治癒的絕望也總會在脆弱時分擊碎睡眠。
公益組織會貼心提供一些減輕外界壓力的竅門，比如只把感染情況告訴少數最信任的人，或者不告訴任何人；去掉藥瓶上的標籤；避免在公共場所服藥；去醫院定期複查時不使用醫療保險；告訴別人自己服用的是維生素
確診後，阿默也有過幾次談戀愛的機會。「現在大家談戀愛之前，都會說測一下（HIV）。」每一次，阿默都坦誠相告，並向對方解釋因為按時服藥，他體內的病毒量已經被控制得很低，從二十幾萬降到小於40，基本無法檢測出來，即使發生性行為也不會感染他人。
但是沒人不害怕。「他們就是不明白，即使明白了，還是會害怕。」阿默很懊惱，覺得人都是自私的。20歲的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可是我覺得人都是需要愛的。」
康寶看起來輕鬆很多，他反覆說自己覺得只要吃藥就好了。但他又總會說：「活著就已經很幸福了，不會像以前那樣希望得到這個得到那個，不會跟父母什麼都要。」
有次，父親來學校給康寶送東西，從家裡到學校坐公交來回得四五個小時。父親把東西交給康寶，轉身離開，康寶看到他後腦勺的白髮覺得心酸。那天是父親的生日，他猶豫了一下，一直目送父親走到公交站，後來才在微信上祝父親生日快樂，「挺後悔的，應該當面說的」。
父子關係因為這場人禍得到了重構，最熟悉的陌生人有了真切的羈絆。提到父親時，康寶會忍不住低頭啜泣，其餘時候他總是溫柔地笑嘻嘻。他本來打算去法國留學，但計劃在確診後被打破了。一方面，每三個月他就要做定期檢查，出國不方便；另一方面，每月額外2000元的進口藥費，再加上留學，經濟負擔一下子大了起來。
黑色塑膠袋之下是殘酷的現實，他們不得不重新規劃未來。
往回找感染原因時，阿默、康寶和董文吉都語焉不詳。阿默覺得是澳洲男友傳染給他的，「應該吧」；康寶則是在初一發生的初次性行為，他在網上認識了一個大學生，對方來了家裡，因為長得年輕，康寶騙當時在家的媽媽，說這是他的同學。就在那天，他們在康寶家發生了關係。事後，康寶就將其刪除，因為他感覺對方沒有真感情，「自己被騙」；董文吉只是笑笑，說自己跟男友同時確診，已經不知道是誰傳染給誰了，也沒想過要弄清楚。
在中國，經輸血及使用血液製品傳播病例已接近零報告；經注射吸毒感染者也得到有效控制，2017年報告經注射吸毒感染者較2012年下降44.5%；母嬰傳播也得到有效控制，從2012年的7.1%下降至2017年的4.9%，處於歷史最低水平。
性傳播成為中國愛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2017年報告的感染者中，69.6%經由異性傳播，25.5%由男性同性傳播。由於直腸黏膜比陰道黏膜更脆弱，男同性戀發生愛滋病的機率是異性的10倍，可能達到1%或2%的機率。
「過來檢測的，大部分都是交友軟體上看到我們的信息自己找過來的。」不止一位公益機構的負責人這樣說。
交友App是否擴大了年輕人的性選擇？答案很顯然。但是，交友App並非導致愛滋感染的根本原因。
「Blued沒出來之前，也有網站、聊天室，類似QQ，註冊完之後，一進去成千的人在裡面同時聊天，你說那個平臺會不會造成疾病傳播？」董文吉反問。
29歲的董文吉在5年前被確診感染HIV，之後他辭去海洋世界的馴獸師職務，開始專職做男同愛滋檢測方面的公益。在他看來，只要人跟人聯繫在一起就一定會出現各種關係，「軟體本身無罪，要看怎麼用」。
現在，董文吉常做的是在交友軟體上發布信息，告訴人們「你需要定期做檢測」。這看起來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從感染者到公益組織創始人，董文吉五年來感觸最深的是：沒有高危人群，只有高危行為。
阿默沒有否認圈子裡的「以性交友」，普遍存在的是廣撒網的形式。他很矛盾。他認為這種開放式關係是一種進步和解放，同時他又不喜歡這種「進步」，覺得很孤獨，很多人因此談不了戀愛。他希望能夠真正去愛一個人，然後在一起。
「以前找對象一定要長得好看，現在不恐艾就行。」談到愛情時，康寶如此回應。
2018年12月1日，第31個「世界愛滋病日」到來，今年中國的宣傳主題是「主動檢測，知艾防艾，共享健康」（英文是「Know your status」，知道你的感染狀況）。從2012年到去年，中國愛滋病檢測人次從1億上升到了2億。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最新官方數字：中國愛滋病全人群感染率約為9.0/萬，處於低流行水平。據官方評估，截至2018年底，中國估計存活愛滋病感染者約125萬。截至2018年9月底，全國報告存活感染者85.0萬，死亡26.2萬例。估計新發感染者每年8萬例左右。
（應受訪者要求，阿默、康寶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