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學堂——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現代大學

作者：吳驍（武漢大學）

按：今天，是本國歷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現代大學——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前身）正式開學125周年紀念日，事實上，這一日期直到最近幾年才被考證出來，實屬不易。

1925年，全國國立大學中歷史最為悠久的北洋大學首次舉辦校慶活動。當時，機械專業出身的時任校長劉振華（字仙洲，後以字行）曾撰文指出，「本校成立紀念日，因庚子以前案卷毀於兵燹，向來未有記述。振華到校後，時遇學生詢問，亦未能置答。今春窮治校史，將歷年檔案暨印行《一覽》、《同學錄》等，儘量搜討」，最後查到該校在清末「奉旨批准」的時間為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即公元1895年10月2日），鑑於「本校庚子以前數年曾有極重要不可刪之歷史，其正式成立及正式開學之日期雖無從徵信，而奉旨批准之日，實為本校一切進程發源之日」，故在前兩個標誌性日期一時暫不可考的前提下，只能將當時可以查明的「奉旨批准之日」（10月2日）確定為「本校成立紀念日」，「以較為合宜」。從此，這個「校慶日」便被北洋大學（天津大學）一直沿用了近百年的時間，直至今日。

2015年，上海交通大學黨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歐七斤老師根據上海圖書館館藏盛宣懷檔案中的相關內容，考證出北洋大學堂正式「開辦」的日期為1895年10月18日，同時，還將該學堂「開課」日期的時間範圍縮小至1895年11月17－21日。

2017年，珠海市高新區唐家歷史文化研究會秘書長唐越先生根據1895年底的《香港華字日報》中的相關記載，最終考證出北洋大學堂正式開學的日期為1895年11月17日。至此，這一跨越了三個世紀的歷史懸案，方才最終得以破解。

關於這一學術問題前後「接力」將近百年的考證過程與結果，也充分說明，「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作為100多年前在救亡圖存、興學強國的時代洪流中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現代大學，北洋大學堂波瀾壯闊的建校歷史，當然也不應該僅僅只是今天的天津大學所獨享的歷史遺產，而更應被視為整個中國學術、教育界所共同擁有的寶貴歷史財富。

謹以此文，向百餘年前共同創造了這段光輝史跡的時代先驅與先賢們致以最誠摯的敬意！

眾所周知，作為一個在19世紀中期因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國門，慢慢地陷入半殖民地化的歷史深淵，最終被迫走上「後發外生型」現代化道路的後起國家，中國的現代高等教育並非是由本國源遠流長的古代高等教育一脈相承地延續發展而來，而是在國門洞開、「西學東漸」的歷史背景下，由國內外的若干先進人士直接將西方現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與形式逐步引進和「移植」而來。

從19世紀30年代末開始，西方各國教會在中國的領土上陸陸續續地創辦了不少教會學校。當時，西方社會的「小學－中學－大學」三級學制早已成型，故外國傳教士在華辦學時，通常都是首先從最低層次的啟蒙教育或初等教育入手，然後再在此基礎上循序漸進地陸續開辦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從19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山東登州文會館（齊魯大學前身）、北京匯文書院與潞河書院（均為燕京大學前身）、上海聖約翰書院（聖約翰大學前身）等著名教會學校先後開設了大學課程，成為中國的土地上最早出現的幾所現代大學。

另一方面，從19世紀60年代初開始，為禦侮圖強，清政府中的洋務派也在全國各地開辦了不少以「西文」、「西藝」為主要學習內容的所謂「洋務學堂」。與教會學校的辦學路徑截然相反的是，由于洋務派最初對西方的教育制度所知甚少，只是要針對各項洋務事業的具體需要直接培養相應的各類專門人才，故從一開始就選擇了開辦各種專門教育。然而，由於這些專門教育缺乏普通教育作為基礎，因此，所有的洋務學堂均須從初等教育或中等教育開始「補課」，然後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施行專門教育。在實際的辦理過程中，大多數洋務學堂的基本程度只是停留在中等專業教育層次，但也有少數水平較高者如京師同文館、福建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等脫穎而出，突破了中等教育的範疇，初步地達到了相當於現代高等專科教育的辦學層次。然而，由于洋務教育始終未能構築起一套層次分明、界限清晰的學制體系，因此，即使是其中辦學水平最高的少數佼佼者，也不能算作現代意義上的正規大學。

總之，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夕，中國境內雖然已經有了少數幾所現代大學，但均為外國教會所辦，這些教會大學對於中國的教育發展與社會進步固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它們正式向中國政府立案之前，其存在本身即為對中國教育主權的侵犯。直到甲午戰後，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機的刺激下，中國政府才最終選擇了借鑑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在自己的國土上自主創辦了第一所官辦的現代大學——北洋大學堂。

為什麼說北洋大學堂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現代大學呢？其實，這本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基本常識，只不過由於種種原因，近些年來屢遭各種無謂的「挑戰」，現在，筆者就以若干基本史實以及全國學術界近年來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為據，重申並再次牢固地樹立這一「常識」。

第一，北洋大學堂是洋務派最早開始反思洋務教育弊端、努力構建三級學制的產物。

作為洋務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盛宣懷在辦理洋務教育方面原本頗有建樹，而更為難得的是，在所有的洋務大員中，他最先感受到了洋務教育的一些根本性缺陷，並試圖用更加先進的教育模式取而代之。到了甲午前後，盛宣懷逐漸認識到，僅僅只是辦理一些急功近利、揠苗助長的專門教育，學習一點膚淺的「西文」、「西藝」，那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在全國範圍內大力發展從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穩步遞進至高等教育的有組織、有系統的普通教育，並且將學習內容擴展到更為深邃的「西政」、「西學」上去，這才是更為有效的救亡圖存之道。

為此，在1895年前後，盛宣懷制定了一項在全國各地捐款設學的全盤計劃，決定在天津、上海兩地分別設立北洋大學堂與南洋大學堂（即後來的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在全國的23座省城各設小學堂1所，為這兩所「大學堂」及其所附「中學堂」分別提供合格生源，另外還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各設1所短期培訓性質的「時中書院」，所有辦學經費均由他一手掌控的輪船招商局、電報局、金礦局等「官督商辦」企業予以捐助。

這一整套辦學計劃，可以說是盛宣懷這位並非專門主管教育事業的四品官員，出於一番為國育才的公心，試圖在最大限度上努力調動自己所掌握的有限權力與資源，在全國範圍內初步構建一個從小學、中學直至大學的現代三級學制體系的首次嘗試。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北洋大學堂最初的開辦目標，便是要建成一所完全有別於以往的各種辦學層次含混不清的洋務學堂、在普通教育的框架體系內實施正規高等教育的現代大學，而最終先後成功地創辦了北洋大學堂與南洋公學這兩所中國最早的官辦大學的盛宣懷本人，後來曾被一些學者譽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第一人」，亦屬實至名歸。

北洋大學堂創始人、首任督辦盛宣懷（1844－1916）

第二，北洋大學堂在全國各官辦學堂中進行了最早的現代大學制度設計。

1892年，盛宣懷出任津海關道後，多次與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家庭教師、早年先後畢業於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與歐柏林學院研究院的前公理會傳教士、後又出任美國駐天津副領事的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商議創辦一所新式大學。到了1895年，當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之後，盛宣懷加快了大學的籌辦進程，並委託丁家立負責具體的籌辦事宜。當年9月10日，丁家立起草了一份規劃書，將這所籌建中的大學命名為「天津大學」（Tientsin University），並參照美國的高等教育體制，將其辦學層次劃分為「預備學校」（Preparatory School）與「技術學院」（Technical College）兩級，也就是美國大學中的預科與本科，其中譯名後來分別定為「二等學堂」與「頭等學堂」。此外，丁家立還提出要組織一個考察團，赴歐美主要國家搜集各國大學章程，比較其大學體系之優劣，並在其報告書中完整、詳盡地闡述如何建立一所能夠滿足中國之需要、並且適應中國之國情的「技術學院」。

北洋大學堂創始人、首任總教習丁家立（1857－1930）

1895年9月10日，丁家立擬訂的「天津大學」（Tientsin University）規劃書手稿（第1頁）

經盛宣懷與丁家立「考究再三」，擬定了「天津頭等、二等學堂章程、功課、經費」，較為詳實、完備地規定了這兩所學堂教職員的聘任與管理、學生的招錄與分類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與歷年課程、常年經費預算與分配、校舍與儀器設備的布置等內容，堪稱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個官辦大學堂章程。當時，盛宣懷還特別強調，「當趕緊設立頭等、二等學堂各一所，為繼起者規式」，而在事實上，北洋大學堂的這套辦學章程，對於後來南洋公學、京師大學堂、山西大學堂等官辦大學的創辦，均起到了一定的示範與「規式」作用。

第三，北洋大學堂是全國第一所以「大學堂」命名的近代新式學堂。

「大學堂」一詞，系清末對「大學」的主要稱呼，這個名詞剛剛出現之時，主要用來指稱國外的大學，其首次用於稱呼本國的新式學堂，即為「北洋大學堂」。該學堂在最初籌辦之時，曾先後有過「天津中西學堂」、「西學學堂」等臨時性代稱，而在其正式成立之後，即被政府當局及社會媒體冠以「大學堂」之名。

1895年9月19日，津海關道盛宣懷在上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的《擬設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稟》中明確指出，「當趕緊設立頭等、二等學堂各一所」，其中，頭等學堂即「外國所謂大學堂也」。9月30日，王文韶在奏請光緒皇帝在津創辦「西學學堂」的奏摺中，亦沿襲了這一說法。

1895年9月30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請光緒皇帝創辦西學學堂的奏摺（複製件）中的部分內容。10月2日，光緒皇帝在該奏摺上御筆硃批「該衙門知道」，並於當日將其以軍事急件的形式「四百裡馬遞發回」

10月30日，德國政府與天津地方當局籤訂了《德國租界設立合同》，其中明文規定：「博文書院及博文書院所有之地，現在中國官改為大學堂。」

天津博文書院校舍——北洋大學堂的誕生地

11月8日，王文韶與盛宣懷在《直報》上聯名發布了一條「勸令加捐」的籌款啟事，其中明確指出：「查前因天津設立頭等二等大學堂……」

12月7日，英國人在天津所辦的英文報紙《京津泰晤士報》（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刊登了兩篇與北洋大學堂有關的報導，一篇名為《天津大學訪問記》（A visit to the Tientsin University），該文在結尾處特地用漢字標示出「北洋大學堂」之名，另一篇名為《中國北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hina），在文中更是進一步標明了該學堂中文名稱的英文譯音——「Pei-yang-ta-hsüeh-t』ang（北洋大學堂）」。

由上可見，在北洋大學堂創辦的當年，其「大學堂」的名稱、性質與地位便已得到確認，而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被政府當局乃至全社會稱為「大學堂」的高等學府。即使是在京師大學堂、山西大學堂等其他官辦大學堂陸續成立之後，北洋大學堂在一些政府公文中也依然被徑直簡稱為「大學堂」。

第四，北洋大學堂以完整的中等教育及大學預科教育為辦學基礎。

北洋大學堂在籌辦之初，之所以要分設頭等學堂（大學本科）與二等學堂（大學預科），就是為了在當時中國的普通教育尚未全面興起的背景下，由二等學堂直接為頭等學堂培養和提供合格的生源。二等學堂的學制定為四年，如此一來，「第五年起，每年即可撥出頭班三十名，升入頭等學堂」。然而，盛宣懷又考慮到，「若候至五年後設立頭等學堂，實有遲暮之憾」，因此，為了加快人才培養的速度，盛宣懷和丁家立便決定直接「在天津、上海、香港招集頭等學堂一班學生、二等學堂三班學生」，在此基礎上迅速開辦大學本科教育。

天津、上海、香港三地開埠較早，其近代新式教育也起步較早，各類新式學堂比比皆是，足以為北洋大學堂的兩級學堂提供一定數量的合格生源。在最後實際錄取的首批100多名學生中，尤以香港皇仁書院（香港最早的官辦中學）、上海廣方言館（上海最早的洋務學堂）以及天津中西書院（由丁家立本人所辦）這三所著名新式學堂的畢業生數量為多。

丁家立等人在主持招考工作時，要求極其嚴格，且尤為看重學生的英文與數學水平。如1895年10月在香港招生時，共有295人報考，但最終只錄取了67人，其中僅有來自廣東東莞的王寵佑、王寵惠兄弟2人首批被選入頭等學堂，其餘65人均只能暫入二等學堂學習。隨後，丁家立在公告中表示：「此次取中之二等學堂學生，其中如有讀過幾何、代數等學，實因一時不慎，成稍為生疏，以致不能取入頭等學堂者，正可及時用功溫習，俟到津後再行複試補取可也。諸生勉之！」由此可見，丁家立在為頭等學堂招選學生的過程中，既嚴格要求，又有一定的策略上的靈活性，歸根結底都是為了盡最大努力保證北洋大學堂的生源質量。

此外，盛宣懷在籌辦北洋大學堂最初的稟文中，曾一度將二等學堂誤稱為「外國所謂小學堂也」。不過，根據他所呈報的《二等學堂功課》，其「歷年課程」分別為——第一年：英文初學淺書、英文功課書、英字拼法、朗誦書課、數學；第二年：英文文法、英字拼法、朗誦書課、英文尺牘、翻譯英文、數學（並量法啟蒙）；第三年：英文講解文法、各國史鑑、地輿學、英文官商尺牘、翻譯英文、代數學；第四年：各國史鑑、坡魯伯斯第一年格物書、英文尺牘、翻譯英文、平面量地法。從上述課程設置來看，二等學堂顯然與一般的中學程度相當或略高一籌，足以達到大學預科的水平。

總之，正是因為有了津、滬、港三地的若干中等教育程度的生源作為基礎，北洋大學堂才得以在創辦伊始即可直接開辦大學本科教育，隨後，作為大學預科的二等學堂，又源源不斷地為頭等學堂提供合格生源，從而初步構築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高等教育體系。

第五，北洋大學堂的學科與課程設置基本達到現代大學標準。

根據盛宣懷和丁家立擬定的《頭等學堂功課》，在「四次第」的「歷年課程」（公共課）之外，另有工程學（土木）、電學（電氣）、礦務學、機器學（機械）、律例學5門「專門學」（專業），後來，除電學外，其餘4門均成功開設。其中，工程、礦務、機器這3個學科均為當時歐美發達國家工科大學中的主流學科，而律例學更是開中國法學高等教育之先河。

根據《頭等學堂功課》的規定，各「專門學」的主要課程有——工程學：專教演習工程機器、測量地學、重學、汽水學、材料性質學、橋梁房頂學、開洞挖地學、水力機器學；礦務學：深奧金石學、化學、礦務房演試、測量礦苗、礦務略兼機器工程學；機器學：深奧重學、材料勢力學、機器、汽水機器、繪機器圖、機器房演試；律例學：大清律例、各國通商條約、萬國公法等。從這些課程的名稱來看，顯然均為比較精深的專業教育，其中的大多數課程均為國內首創。另外，根據丁家立的要求，絕大多數課程均使用英文原版教科書，並直接用英文進行教學。

當然，在具體的辦學過程中，學堂實際開設的課程亦會有所變通，乃至進一步深化。如1900年初北洋大學堂首屆畢業生王寵惠所獲「考憑」（畢業文憑）上，就一一列出了他在四年修業期間學習過的所有課程——英文、幾何學、八線學、化學、格致學、身理學、天文學、富國策、通商約章、律法總論、羅馬律例、英國合同律、英國罪犯律、萬國公法、商務律例、民間詞訟律、英國憲章、田產易主律例、船政律例、聽訟法則，其中門類繁多的法學類專業課程，可謂充分體現了法學高等教育的程度與水準。

第六，北洋大學堂首屆畢業生最早被中國政府授予大學本科畢業文憑。

到了1899年底，在北洋大學堂頭等學堂頭班的首批24名學生中，除有少數幾人或「派往日本遊學」，或「因事請假未回」，或「學無進益，降入二班」，均不能如期畢業之外，最終共有18人順利地完成了四年的學業，經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裕祿考試合格後，於1900年初被正式授予「考憑」，成為北洋大學堂首屆畢業生，而這也是中國人自己培養出來的第一批大學本科畢業生。

1900年初，北洋大學堂第一屆全體畢業生合影

在這批畢業生中，王寵惠當年所獲「考憑」一直保存至今。其左右兩側繪有象徵皇權的蛟龍出海圖樣，左右邊沿均書有「欽字第一號」字樣。正文右側則首先用大號字註明其頒發者的身份——「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裕」，然後又較為詳細地敘述了該屆學生的學習經歷——「天津北洋大學堂招取學生，由二等四班遞升頭等頭班，分年肄習漢、洋文及各項專門之學，歷年由該學堂總辦暨總教習、分教習隨時考驗，均能按照功課，循序漸進」，考慮到該學堂1895年首批招收的學生程度不等，遂自次年起「隨其學歷深淺，分隸頭等學堂第四班及二等各班，現屆四年期滿，核與八年畢業章程仍相符合」，具體就王寵惠本人而言，「經本大臣復加考核，名實相符」，故「給付考單，俾該生執以為憑，以便因材錄用」。最後，還將「該生肄習各項學問逐一開列於後」，並在開頭特意用小字附註：「查該生前在香港肄業四年，於光緒二十一年招取，入頭等學堂第四班。」這句話再次證明，王寵惠在考入北洋大學堂接受大學本科教育之前，已經在香港接受過一段時間的正規中學教育。

1900年初，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裕祿為北洋大學堂首位畢業生王寵惠頒發的「欽字第一號」「考憑」，是為有史以來由中國政府頒發的第一張大學本科畢業文憑

北洋大學堂「欽字第一號」「考憑」的獲得者，著名法學家、政治家、外交家王寵惠（1881－1958）

總之，北洋大學堂首屆畢業生王寵惠在1900年獲得的這張「欽字第一號」「考憑」，堪稱前無古人，毫無疑問是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由本國政府頒發的第一張大學本科畢業文憑。

第七，北洋大學堂首開中國大學本預科肄業生、畢業生及教師出國留學之先河。

1899年春，北洋大學堂將頭等學堂工程專業學生黎科與律例專業學生張煜全、王建祖3人以及二等學堂學生張奎、金邦平、周祖培3人派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此舉可謂開中國大學在校本科生及預科生出國留學之先河。當時，東京大學方面的文件將黎科稱為「天津大學一級生」，張煜全、王建祖、周祖培為「天津大學二級生」，張奎為「天津大學四級生」，金邦平為「天津大學預備校一級生」，這也從一個側面充分印證了北洋大學堂當時的辦學層次及水準已得到東京大學這所日本最高學府的高度認可，甚至其中的2名預科生還被認為已經具有本科生的水平與程度。

1899年底，在北洋大學堂首屆畢業生行將畢業之際，學堂總教習丁家立便根據先前的辦學計劃，向盛宣懷提出每年派遣10名學生分別前往英、美兩國留學，但一時未能實現。1900年夏，隨著義和團運動的蔓延與八國聯軍的入侵，北洋大學堂被迫停辦，廣大師生為躲避戰禍，紛紛星散而去，其中有一部分前往上海南洋公學繼續就讀或任教。到了1901年夏，盛宣懷決定與時任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東方語言文學講座教授傅蘭雅（John Fryer）合作，委託其帶領北洋大學堂的「畢業及頭等學生八名」（後又加派一人）赴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學習，並由南洋公學負責管理。

從1901年年中到年底，9名北洋大學堂公費留美學生分三批先後抵達加州伯克利大學就讀，其中，陳錦濤曾任北洋大學堂算學教習（後又任教於南洋公學），王寵惠、王寵佑、胡棟朝、薛頌瀛、陸耀庭5人為該學堂首屆畢業生，張煜全、嚴錦榮、吳烓靈3人為頭等學堂肄業生，這樣，北洋大學堂又開創了中國大學教師及本科畢業生出國留學之先河。這9名學生在加州伯克利大學學習了一年左右之後，該校校長在學校的年度報告中高度稱讚他們「在大學裡的表現極佳，他們優秀的才華和能力為他們贏得了師生們的尊敬和敬仰」。

1902年2月24日，王寵惠等4名在加州伯克利大學學習的前北洋大學堂學生致盛宣懷的信（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加州伯克利大學「表現極佳」的張煜全、嚴錦榮、薛頌瀛、王寵惠等4名「以商律、商務為專科」的北洋「遊學生」，卻於1902年2月24日聯名致信盛宣懷，向他抱怨道：「卜忌利（即伯克利）大學堂創辦伊始，學科多未完備，與美國東方各省所設諸學堂其程度相去甚遠。蓋卜忌利為美國西鄙，僻處一隅，誠如甘陝之於中國，不問而知其非求學之地矣……生等頃在學堂中已居畢業之列，學堂所教授之書，類多在北洋大學堂時已習聞，欲求新學，實無幾矣……卜忌利學校中工、礦二科實為美國超等之列，其餘各科則自檜以下，無足道矣。」由此可見北洋大學堂當時的辦學水平之高。最終，除薛頌瀛外，其餘8人均先後轉入美國東部的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等辦學水平更高的著名大學就讀，並且在1902－1906年間，均只用了短短數年的時間，便先後分別獲得了法學、經濟學、自然科學、礦學及地質學、土木、機械、橋梁等學科專業的博士或碩士學位。

1903年，梁啓超在《新大陸遊記》中曾經充滿自豪地寫道：「耶路為美國最著名之大學，吾國學生亦有三人在焉，曰陳君錦濤，曰王君寵佑〔惠〕，曰張君煜全，皆北洋大學堂官費生也……今年夏季卒業，其法律科，王君裒然為舉首，受卒業證書時，王君代表全校四千餘人致答詞，實祖國第一名譽也。是次法律科第一名為黃種人，第二名為黑種人，第三名乃為白種人，各報紙競紀之，謂從來未有之異數雲。」

第八，北洋大學堂本科畢業生在全國各大學中率先被清政府賞給進士出身。

1903年4月，經過新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北洋大學堂總教習丁家立等人的不懈努力，該學堂在天津西沽武庫正式複課，並恢復了大學預科。1905年，又恢復了大學本科（正科）。1910年夏，北洋大學堂的土木、採礦2門共有15名正科生畢業，「是為前清新學制頒定後大學學生畢業之始」。隨後，根據《奏定學堂章程》的規定，時任直隸總督陳夔龍將這批學生的「各項考試試卷、教科書籍及學生著論說等」一併匯送至學部，並由學部奏請清政府指派張亨嘉、陳寶琛兩位大臣會同學部對其進行最終的畢業考試，「計取列最優等三名，優等八名，中等四名」。由於其中3人正在丁憂期內，學部遂於當年12月10日奏請清政府獎勵其餘12人，「均擬請賞給進士出身」，並授予實官——最優等3名「受職翰林院編修或檢討」，優等6名「改翰林院庶吉士」，中等3名「以主事分部儘先補用」，並於當日獲準，其待遇相當於過去科舉殿試及第者中的「一甲」地位。

在1905年科舉制度正式廢除之後，清政府仍然按照以往的科舉舊習，開始對一些學成歸國的留學生賞給進士出身。1910年12月10日，北洋大學堂的12名本科畢業生成為國內3所官辦大學堂學生中最早獲賞進士者；而在此時，京師大學堂這所名義上的「全國最高學府」才剛剛開辦大學本科；至於山西大學堂，則直到1911年5月27日才有19名首批本科畢業生與北洋大學堂的又一批20名畢業生一同獲賞進士，在時間上要稍晚一些。由此可見，清末的北洋大學堂本科畢業生，在國內最早享有中央政府所認可的全國最高「學歷」，因此，該學堂實乃當時全國事實上的最高學府。

1903年，在天津西沽復校的北洋大學堂

綜上所述，1895年天津北洋大學堂的誕生，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無疑具有全方位的開創意義，堪稱中國人自主創辦現代大學的光輝起點。

來源：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