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尼亞位於歐洲東南部，東臨黑海，南與巴爾幹半島相接，西通中、西歐，北連東歐烏克蘭等國，自古以來就是人群、物品和文化交匯的十字路口。作為史前農業人群從安納託利亞向歐洲地區遷徙和擴散的一個重要跳板，羅馬尼亞在歐亞大陸史前文明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是文化概念「老歐洲（Old Europe）」的核心區域。「老歐洲」史前文明的發展在距今7000-5500年前達到頂峰，其代表性文化之一便是以精美的彩陶而聞名、分布範圍橫跨現今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的庫庫滕-特裡波利耶文化（Cucuteni-Trypillia Culture）。其中，主要分布於烏克蘭境內的特裡波利耶文化因早年安特生對中國史前文化的研究而被中國考古學界所廣知。雖然安氏的學術假說早已被拋棄，但庫庫滕文化與仰韶文化在進程和特徵上的相似性仍十分耐人尋味。為了更系統和全面地了解庫庫滕彩陶文化並為仰韶文化的研究提供跨文化對比的啟發性案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羅馬尼亞科學院雅西分院雅西考古研究所和雅西摩爾多瓦國家文化博物館四家單位，於2019年7月22日至9月10日對羅馬尼亞雅西市境內的多布若瓦茨（Dobrovǎ?）遺址進行了首次考古發掘。
遺址位於雅西（Iasi）城以南約30公裡的一處丘陵地帶。從城區驅車，繞過蜿蜒委蛇的翻山公路，大約半小時便可到達一處名叫多布若瓦茨的村莊。村內入口處至今還保存有一座始建於14世紀的修道院。整個村莊被Y形分叉的河道分成三個聚居區，每塊區域都傍山而建，房屋高低錯落有致，層次分明。相對低處的河谷兩側則是肥沃的農田。深沉單調的黑土地在綠油油的玉米和金黃的向日葵的裝點下宛如一幅色彩斑斕的鄉村風景油畫。在村莊以南約五公裡的一處西北-東南向的丘陵山脊上坐落著我們此次考古發掘的庫庫滕文化遺址。遺址位於農田向森林的過渡地帶，僅在農田的一側有條件進行開放式考古發掘，東側的森林則為考古隊員們提供了片刻逃避烈日炙烤的天然庇護所。之前的地磁勘探在沿著森林邊緣的土路下面發現了一排九座相互獨立的房址，我們選擇了地勢較高、保存狀況較好的4號房址進行發掘。探方布設是歐洲傳統的網格法，從南到北每隔兩米依次用字母編號（A、B、C、D…），然後從東向西亦每隔兩米依次用阿拉伯數字編號（1、2、3、4…）。然後在每個2×2米的單元格（A1、A2、A3…）內再劃分出1×1米的網格（A1-1、A1-2…），便於記錄遺蹟和遺物的出土位置。在去除表層約二十公分厚的路面硬土後便出露了房屋焚燒廢棄之後的紅燒土塊堆積。大多數紅燒土塊燒結程度很高，質地堅硬，房屋廢棄時焚燒的溫度之高、持續時間之久可見一斑。清理完覆蓋在紅燒土塊堆積之上的表土後，4號房址的邊界和整體布局逐漸變得明朗，其廢棄堆積主要集中在一東西長約8米、南北寬約6米的長方形區域內。在此範圍之外，僅見有零散分布的紅燒土塊。邊界如此整齊的廢棄堆積不禁讓人推測當時房屋的四面牆體在焚燒後很可能是被人們有意識地從外向內推倒的。在東南牆的居中位置，有一塊區域紅燒土塊的密度與四周相比明顯偏低，推測應該是門道所在。房址內有兩道明顯的南北向溝槽，似乎將這個房屋分隔成了東、中、西三個房間。中部房間的北側區域在揭露完紅燒土塊後露出了一片櫛比鱗次的半柱形堆積面，很可能是當時房屋的地板遺蹟。扭曲起伏的半柱形堆積和貼敷於其上、燒結充分的紅燒土塊共同表明，當時的房屋地板可能是架空於原始地表之上的。此外，中部房間的東北角還發現一道厚約15公分、長約1米、高約10公分的殘牆基。牆體東西兩端有折角，疑似是研磨加工糧食的方池。房間內偏南靠近門道的地方還出土了一些表面光滑、燒結成灰黑色的硬面殘塊，經初步拼合復原成一卵圓形，推測可能是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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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分布範圍（淡黃色區域）內房屋倒塌堆積（紅色方塊）和疑似環壕遺蹟（藍色條帶）的位置示意圖（黃色箭頭所指為2019年度主要發掘對象4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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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區域航拍圖（左側紅燒土堆積為4號房屋，右側為3號房屋北半部分，左為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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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號房屋紅燒土堆積概況（自北向南攝）
由於遺蹟多是殘碎的紅燒土塊，發掘的過程主要是剔除夾雜在紅燒土塊中間的晚期淤土。憑藉著對此類遺址多年的發掘經驗，羅方領隊拉扎若維奇教授夫婦發明了一套自製的清理工具：將焊條砸去藥皮，用鉗子將鋼絲一折，再把一端捶扁彎折便是一把得力的鉤子；垃圾桶裡廢棄的可樂瓶被教授夫婦撿來在瓶身中間斜切一刀便是兩把撮土的鏟鬥。工具雖然簡陋，使用起來卻得心應手。遇到實在無法下手的犄角旮旯，吸塵器就派上了用場。工作時，一個人清理，一個人用吸塵器拾取浮土，清理過後的工作面乾淨整潔，讓人賞心悅目。伴隨著吸塵器的轟鳴聲，有時會讓人產生在打掃自家房屋的錯覺。的確，我們是在「打掃」房屋，只不過房屋的主人永遠都不會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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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木構印痕的紅燒土塊
雖然大家都是考古工作者，也遵循大致相同的田野工作原則和流程，但由於所受專業訓練和經驗性積累的差異，雙方在一些具體遺蹟的判定上有時會存在不同的看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柱洞的判定。一般判斷柱洞的標準是平面形狀、遺蹟內外的土質土色差異。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雙方確實存在差異。可能是我們習慣了國內黃土區發掘灰坑或柱洞時清晰明確的邊界，對於在經過大量生物擾動（比如田鼠、草根和樹根等）而呈現出斑駁混雜的「面」上進行遺蹟判斷，略有些不太適應。羅方合作夥伴往往能憑藉多年經驗迅速辨認出哪些是「真」柱洞，哪些是老鼠洞多次擾亂之後造成的「假」柱洞。當我們產生這種分歧並且在彼此都無法說服對方時，解決分歧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解剖。有時候，我們在平面上看不出是柱洞，但是挖到底部之後會有用作柱礎的紅燒土塊或石塊。有些羅方同行劃出的灰坑或柱洞在發掘之後也未必牢靠。不論如何，對遺蹟的判定認真、嚴格一些是合理的。
除了一些相通的田野工作理念外，羅方在發掘和記錄紅燒土房屋倒塌堆積方面上的工作方法值得我們國內同行借鑑。讓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羅方同行對紅燒土倒塌堆積發掘和記錄的方法。清理工作以一米見方的網格為單位逐個進行，每揭露一層，就對該層紅燒土堆積進行鏡像翻轉，然後根據顏色、質地、斷茬對破碎的紅燒土塊進行拼合。這樣做最大的好處就是能當場復原出該片倒塌堆積在倒塌之前的信息，比如這些土塊屬於房屋的哪個部位，與之相黏合的木骨結構是什麼樣的。這些初步的信息整合對後期我們認識整個房屋的結構和倒塌過程都是極為重要的。其實，李文杰先生早年在清理大溪文化紅燒土房屋堆積時就已經使用了類似的工作方法來復原房屋的結構。有意思的是，羅馬尼亞同行在史前紅燒土房屋研究方面的名聲早在20世紀80年代便已被國內學界所耳聞（李文杰：《大溪文化紅燒土房屋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6期第13頁）。此外，國外同行對這類紅燒土房屋背後的文化動因和意義解讀的視角和理論也很值得我們重視。如此大規模、高燒結度的紅燒土堆積暗示了房屋在廢棄時所發生的焚燒行為應該不是意外行為（比如失火、外來入侵等）所致，很可能是房屋居住者有意識的一種文化行為，並且帶有著較濃烈的宗教或祭祀意味。在這種情境下，房屋已經不再是冷冰冰的土木建築，而是被居住者賦予了生命和情感寄託的一種實體存在。房屋的「死亡」（即廢棄）有可能是伴隨著建造這座房屋的主人的死亡而發生的。這種隱含在房屋中的象徵意義在當時可能是極為普遍的，這也與該時期遺址中大量發現的房屋模型證據相契合。
在沒有進行實地發掘前，我們對於庫庫滕和仰韶文化之間一些基於彩繪圖案的相似性往往會有比較浪漫的想法。在獲取了一手田野資料之後，我們逐漸認識到，那些極易引人遐思的器型和紋飾，在當地稍早一些的新石器晚期遺存中皆能找到原型。除了個別雷同的圖案和構圖理念，我們更應該著眼於兩者文化特徵相似性背後所折射出的更宏觀的歷史進程。比如，兩者都處於從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的銅石並用時代，都是以農耕為主要生業經濟，文化的空間拓展皆是以農業人群的擴散為原動力，流行製作和使用彩陶器，建造和使用土木結構房屋並且產生紅燒土房屋倒塌堆積等等。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發揮出跨大陸尺度下長時段比較的魅力，而這種研究尺度和視角也正是考古學這門學科最獨特的優勢所在。當然，這一切還有賴於未來田野工作的持續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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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陶片和陶塑像殘部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