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生活本身而不為實現意義:貓教會我們什麼?

「文明生活就像蜘蛛網——它易遭破壞，卻難以建造。」 圖片來源：Gareth Iwan Jones/The Observer

做只貓是一種什麼體驗？哲學家約翰·格雷半輩子都在思考這個問題。當他還是英國南希爾茲的一個孩子時，就已在家中養貓。如今他與妻子、日本古董商Mieko住在巴斯。他們養過四隻貓：「兩隻緬甸貓姐妹，索菲和莎拉，以及兩隻伯曼貓兄弟，傑米和朱利安。」 它們中最後在世的一隻——朱利安於今年初去世，它活到了23歲。格雷目前沒有貓。他絕不是一個多情的作家，但他的新書《貓的哲學：貓與生命的意義》（Feline Philosophy: Cat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暫譯）卻是為了紀念他與貓的共同的智慧而寫的。

這些年來，其他哲學家也被貓所吸引。薛丁格有盒子裡的貓理論。蒙田曾發出著名的提問：「當我和我的貓一起玩耍時，我怎麼知道它沒有在和我一起玩耍？」 格雷說，理性主義者笛卡爾曾經「把一隻貓扔出窗外，以證明人類以外的動物缺乏意識；他總結說，它的恐怖尖叫是機械反應」。

這本書成書的推動力之一是與一位哲學家的對話。這位哲學家向格雷保證，他「已經教會他的貓只吃素食」。（格雷只提出了一個問題：「貓有沒有出過門？」答案是肯定的。）當格雷告訴另一位哲學家，他正在寫我們可以從貓身上學到的東西時，那個人回答：「但是，貓沒有歷史。」 格雷問道：「這一定是個不利條件嗎？」

格雷寫過路德維希·維根斯坦曾如何看待「就算獅子能說話，我們也無法理解它們」的說法。動物園管理員約翰·阿斯皮納爾回答說：「是他花的時間還不夠長。」我問格雷， 如果貓能說話，你認為我們能理解嗎？

約翰·格雷的貓朱利安於今年初去世 圖片來源：John Gray

他說：「這本書在某些方面是一個實驗。當然，這不是科學的探究。但是，如果你與貓非常親密地生活了很長時間（這需要花上很長時間，因為它們建立信任的速度很慢，與你真正交流的速度也很慢），那麼你或許能夠想像它們有著怎樣的哲學。」

格雷認為，我們主要是出於焦慮而追求哲學，我們是在一個混亂而令人恐懼的世界中尋求某種寧靜，向自己講述或許能夠提供平靜幻想的故事。他指出，貓不會意識到這種需求，因為只要不感受到飢餓或威脅，它們自然就會恢復到平衡的狀態。如果貓要給建議，那只是為了娛樂它們自己。

格雷的讀者會將這本書認作《稻草狗》的後記或結尾。這本2002年的暢銷書優雅地解構了西方哲學史，以及其虛無的信念——「人類在其他物種之『上』，並且不受自然的限制。」那本書特別將矛頭指向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信念：人類帶來自由民主的過程是不可避免、穩步向前的。這本書問世時，布希總統正在伊拉克尋求「政權更迭」。這本書特別令人不安。此後的二十年間，它的論點幾乎像是預言——理性思想的發展可能無法在基礎的種族直覺、環境破壞或人類的愚蠢面前為我們提供任何持久的保護。

格雷從不認為他的書是本絕望的手冊。他的主題是謙卑，他針對的，是自認為自己不止是「對龐大且不斷變化的問題的不確定的零星答案」的任何意識形態。這本關於貓的書就是本著這種精神寫的。如果你和我一樣，在讀書的時候總是拿著一支筆，你一定會頻繁地勾劃、做感嘆號標記，並像貓一樣發出享受的聲音。格雷冷靜地寫道，「意識被高估了；理性主義的缺陷是，人們相信人可以通過應用理論來生存；人類會很快失去人性，但貓永遠是貓。」他總結出了10個貓咪給焦慮、不快樂、有自我意識的人類關於「如何不笨拙地生活」的提示。這些提示包括但不限於：絕不跟人類說理，不要給自己的苦難尋找意義，為了享受睡覺的快樂而睡覺……

有人批評認為，《稻草狗》推翻太多，建樹太少。格雷是否將這半認真的十個點（「就像貓的那種半認真」）視作針對《稻草狗》的批評的回應？

格雷熱情而友好地說，「是的。」他的聲音仍然帶有英國東北部口音的曲折感（英國電視劇《當船進來時》的主題曲是他最喜歡的歌曲之一）。他說，「許多人不喜歡《稻草狗》。人們批評我一棒子打死了所有哲學。一些並非哲學家的人給了我很好的反響。例如，這些年來，有三位戰地記者說，適應他們所目睹的創傷是他們一生中最困難的事情之一，而我的書以某種方式幫助了他們。」

《貓的哲學》

或許，這本書幫助了他們，是因為它消除了使可怕、悲慘的事情變得有意義的壓力？

「正是如此。我想說，我們生活中的許多折磨來自尋找意義的壓力。除非你擁有超然的信念，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一定是有意義的，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大多數事情都是純粹的巧合。我們因相信不存在隱藏的意義而掙扎。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無法成為貓——我們可能總是需要始終給自己講述關於自己的生活故事。我認為，很多短篇故事比一部小說要好。」

我們原本計劃是在巴斯的一家咖啡館見面並坐在室外進行訪談，72歲的格雷不喜歡室內。但天氣預報表明，那樣的話我們會被大雨淋成落湯雞，所以我們像貓一樣退到室內，並選用了Zoom。我認為，在某些方面，格雷的書是幫助人們應對大流行導致的奇異疏離的完美讀物。他是如何應對這一切的？

他說：「我試著重現我對我的貓，朱利安的回憶——不要活在想像中的未來中，我們根本不知道未來將如何發展。在大多數地方，當然還有我們這裡，政治都是一團糟。但是我認為，『我們無法給出明確的應對方式』這件事反映出一些深刻的東西：即使是最發達的知識體系也總是會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

當多米尼克·卡明斯（現任英國首相首席特別顧問）開始宣傳「超級預測」的力量時，政府卻似乎無法預測第二天會發生什麼——此時的格雷一定會警惕起來。（超級預測指的是某些特定的人進行的預測，這些人的預測被證明比一般大眾和部分專家的預測更準確。這些「超級預測者」往往採用現代分析和統計學方法來進行預測。）

「是的，他們確實如此。我認為『超級預測』僅在特定領域中是可能的。幾乎沒有人預測到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大多數真正的重大事件甚至都沒有被認為處於合理可能性的範疇之內。我記得，在2000年代初，我曾問過許多經濟學家和大佬，是否可能發生全球銀行業危機，這個想法被普遍否定了。只有一個人說過：『我不這麼認為，但這說不準。』」

約翰·格雷說，2號高速鐵路（HS2）始終是一個錯誤。現在，「很多人再也不會出門上班了，」它錯上加錯。圖片來源：Maureen McLean/REX/Shutterstock

如果我們在想像未來時感到無望，那麼我們是不是完全可以重塑這突然變得異常的當下，並讓當下重回正軌？「這一切確實發生了，但我認為，這部分基於許多人仍然認為還存在『正常狀態』的假設。我認為這完全沒有道理。這6個月中發生的某些變化可能會持續存在6年或60年。這其中的部分改變在一個富裕的國家可能是良性的，比如英國，因為英國仍然是一個富裕的國家；但對巴西或印度的邊緣人群來說，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格雷拿英國的2號高速鐵路舉例。「由於成本和環境上的問題，2號高速鐵路始終是一個錯誤。但是現在它顯得更荒誕了，因為很多人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出門上班了。政治存在一定的滯後性。在實踐中，個人比政府更容易適應激烈變化的環境。」他把話題引回我們的主題，說道，貓不會深深地迷戀某些故事。「當然，你可能會說那是因為它們沒有足夠的智力，但我認為它們只是不感興趣的可能性也很大。」

由於缺乏對執著於特定故事的興趣，這些年來，格雷在政治上走入了特殊的境地。他在英國泰恩賽德一棟堅固的舊勞動救濟所建築中長大。他的父親在碼頭上當木匠，母親則待在家裡。格雷在1960年代目睹了其社區被破壞——維多利亞時代的街道被推倒，居民搬進了由後來因相關事務入獄的工黨領導人T·丹·史密斯主張建造的簡單粗暴的「烏託邦式」計劃住房中，這使格雷對所有兜售進步思想的宏偉項目產生了持久的不信任。

從那時起，他就形成了一種信念，「政治是對永久性的和反覆發生的人類邪惡行為的一系列臨時、部分的補救措施。」他最有智慧的兩位朋友分別是牛津大學哲學家以賽亞·柏林和小說家JG·巴拉德。前者全家從蘇聯逃離到了英國，後者則在日本監獄裡度過了童年。他們都促使格雷相信，任何自認為壟斷了智慧的政治運動，都有古拉格或集中營的成分在其中。（作為其最有名的諷刺行徑，格雷曾模仿喬納森·斯威夫特，寫了一篇「溫和的建議」，呼籲西方民主國家為保護人權應緊急重新引入酷刑；隨後不久，美軍虐待伊拉克戰俘事件發生。）

格雷的投票策略一貫靈活，在任何時刻，他都會投給兩派政治勢力中不那麼邪惡的一方。他說：「如果當時可以的話，我一定會在1945年支持艾德禮政府。」但到1970年代，他認為戰後的工黨政策已經變得愚蠢和腐敗。他站在了與大多數學院相對立的立場上，支持柴契爾作為英國政治歷史上的必要修正。「但是，到了1989年，它又完全變了味。我從1987年左右就改變了立場。」 他曾一度支持新工黨，但後來，出於相同的原因，他又擯棄了該黨的主張。

他說，在上次大選中，他把票投給了保守黨。這是因為，他認為英國應當完成脫歐。現在，他嘲笑「民主人士」的妄想虛偽——他們希望進行第二次全民公決，「但人們已經進行了一次白紙黑字的投票！」 在他看來，這種事情永遠都無法圓滿地結束，歐盟本身及其宏偉的計劃和項目也是如此。

抗議者呼籲對英國脫歐進行第二次公投，約翰·格雷認為這是妄想的虛偽。圖片來源：Niklas Halle'n / AFP via Getty Images

「我在90年代初接受了一家波蘭報紙的採訪，」格雷說，「他們問，『你認為東歐共產主義垮臺後出現的新柴契爾保守主義會如何？』」 我說，「可能和此前的保守主義差不多。從一開始，建立統一的歐洲經濟體就是一個非常資本主義的項目。對歐洲聯盟的反彈將來自何方？肯定會來自右派，這就是事實。」

格雷預測，川普在2016年的選舉中獲勝是出於同樣的原因。「被拋棄的感覺，以及對大部分勞動人口的不尊重」一定會導致某種後果。他還認為，即使拜登獲勝，這些力量也不會被消除。永遠不要指望人類做出理性的選擇。「正如伯特蘭·羅素指出的那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開始時受到了極大的歡迎，因為這是對無聊的中止。」

貓似乎不會感到無聊，因為按照格雷的說法，它們永遠不會為獲得快樂而掙扎。另一方面，人類「是自我分裂的生物，我們一生中的大多數時間都在做替換活動（指為逃避困難或不愉快但不得不做的事而做的事情）」。大部分替換活動是貓所不具有的，這些替換活動是對死亡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的產物。格雷既不是虔誠的信徒，也反對無神論。他對理察·道金斯（英國演化生物學家、動物行為學家）以及他的支持者的信念——「宗教可以輕鬆地被抹去」——表示不屑。

格雷認為，我們天生需要用想像力和神話來解釋死亡和痛苦，這太重要了。「我對上帝一無所知，但我認為，『人可以消除信仰宗教的衝動』這一想法是荒謬的。我曾經在美國遇到一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他嚴肅地告訴我，如果年輕人在完全純潔的環境中長大，他們結婚前就不會有性衝動，」 說罷，格雷大笑，「這正是理察·道金斯對宗教的看法。神話是歷史上任何一種人類文化的一部分，為什麼我們會想像它正在從我們自己的文化中消失呢？」

格雷的這本書充斥著很強的娛樂性。在指出哲學家的更高理想與他們生活中的動物本能之間難以跨越鴻溝的時，他也採用了這樣的筆調。但他拒絕以自傳的方式解讀他自己的生活或思想。對於很多個人問題，他有一些寬泛的辯護，如「我傾向於認為我的生活並不那麼有趣」。我曾問過他是否認為沒有孩子這件事影響了他的思想。在兩個小時關於貓咪的泛泛而談中，他僅用含糊、簡短的一句回答打住了這個問題：「我傾向於不談論自己的生活。」

我想知道，他選擇住在巴斯的原因是否和叔本華選擇在法蘭克福生活相同：那裡「沒有洪水，但有更好的咖啡館和好的牙醫」？

他笑了。「這裡的牙醫似乎還不錯。」 在結束學術界的生活後，他去了巴斯。此前，他曾在牛津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後來又在倫敦政經學院擔任歐洲思想學教授十年。如今的他來到巴斯，是為了成為「自由作家」。他說：「我想要的是一個能讓我步行的城市。我喜歡這裡——在這裡，抬頭即可看到樹木。」 他說，脫離學術界給了他更多的自由，他可以像貓一樣隨意寫作。

他說：「如果你是一名學者，那麼在發表任何言論之前，你必須先提出種種預告。當我還是一名專業學者時，我是那樣做的。但是，現在我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只需要說，我發表這個觀點，僅供參考。不必擯棄它。」

他喜歡蒙田和博爾赫斯等作家的坦率，他們構建神話般的思想實驗。他說：「英語世界將格言與傲慢聯繫在一起。我不知道其他寫作方式是否更能改變人們的想法。我不需要追隨者。我甚至不指望能有很多人理解我的意思。我在書中所表達的全部觀點是，要觸發一些讀者的思考過程，他們獲得的結果是不確定的。」

對於那些認為他的作品停留表現在人類的還原性，野蠻的一面，而不是人類偉大的集體成就上的批評家們，他怎麼說？「如果你也認為，文明生活就像蜘蛛網——它易遭破壞，卻難以建造。那麼，我寫的東西也許是一記警鐘。我反對狂妄自大。」

在《稻草狗》的最後一句話中，格雷悲傷地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能否認識到，生活的目的不僅僅是看見？」 撰寫本書是否有幫助他理解這樣的人生究竟是怎樣的？

他說：「貓是為了生活的感覺而活著，而不是為了實現或不實現某種東西。如果我們過於專注於某些首要目標，我們將失去生活的樂趣。將所有這些意識形態和宗教放在一邊，還剩下什麼？剩下的就是生活的感覺——這是一件很美妙的東西。」

本文作者Tim Adams系前《觀察者報》資深記者。

（翻譯：王寧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