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項兵
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戰後影響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疫情引發的問題、分歧、矛盾或衝突，是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再次嚴重衝擊了二戰之後形成的世界發展格局和全球經濟秩序。從全球治理體系、投資貿易體系、發展模式、科技顛覆、地緣政治等諸多方面看，世界已處於劇烈動蕩的大變局中。
面對當前局勢，中國審時度勢提出了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思路。發展離不開更為穩定與友善的國際環境。在充滿動蕩與不確定性的世界裡，如何為「雙循環」戰略營造一個更為有利的外部發展環境？
地緣政治與全球治理體系
現有全球治理體系構建於二戰之後的世界發展格局基礎之上。冷戰結束後，世界發展格局變為「一超多強」，形成了美國主導、各國廣泛參與並由各類國際組織專業化協作與管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美國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核心「創始人」，或是出資額最多的「大股東」，承擔了必要的「責任」，也做實了其全球領導者地位。
近年來，全球治理體系的作用越來越趨於低效。尤其是川普上臺後，奉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先後退出了多個國際組織。美國「退群」導致全球治理「群龍無首」，「大股東」不關心「地球村」的發展會產生一系列問題。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戰後影響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面臨的一次重大挑戰。本來，各國應精誠合作，共同抗疫，並致力於早日恢復世界經濟的發展。然而從各經濟體的表現看，彼此間不僅缺乏真誠合作，反而各自為戰甚至相互指責與拆臺。這種局面充分凸顯了全球治理體系及其協調機制的無效。新冠肺炎疫情衝擊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的「分裂」趨勢，以下三個方面可能值得重點關注。
第一，全球治理體系更加撕裂甚至走向崩潰。「美國優先」及「退群」的做法事實上宣告，美國暫時放棄了二戰後由其主導建立的世界發展格局與秩序的領導者地位，美國「一股獨大」主義的全球治理體系時代也被川普按下了「暫停鍵」。未來，依靠整體性的全球治理體系及各類國際組織協商解決全球重大發展議題，通過全球共識來化解矛盾衝突應對全球挑戰的有效性或將大大降低，各經濟體間合作發展的挑戰可能會越來越大，潛在矛盾與衝突也可能越來越多。
第二，地緣政治風險越來越大。全球治理體系「失靈」，加上單邊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等日漸盛行，地緣政治摩擦與矛盾可能會越來越多。此次全球疫情衝擊後，地緣政治風險會進一步加大。
第三，中美關係面臨重大的挑戰。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大經濟體，美國和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穩定的中美關係對世界經濟舉足輕重，中美合作則多贏，反之可能導致全世界滿盤皆輸。近年來，伴隨著中國再崛起，中國和美國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競爭與糾紛，雙方的分歧似乎越來越大。美國挑起的「中美脫鉤」及所謂的「新冷戰」可能會成為世界經濟與發展的一個系統性風險。2020年底，美國將迎來新一屆大選。與川普單打獨鬥、靠一己之力「手撕」世界的做法不同，從過往經驗和方法看，民主黨及其競選人拜登或許會更加注重意識形態的差異，也更加善於構建國際聯盟。如果拜登上臺，很可能利用美國的國際聯盟加上意識形態分立，進一步推動「中美脫鉤」及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脫鉤」。總而言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中美關係逆向而行的大趨勢或許不會有大的變化。
全球投資貿易體系變革
現有的全球投資貿易體系形成於二戰之後跨國公司主導的產業分工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基礎之上，WTO機制發揮了關鍵性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西方社會將自身社會經濟發展矛盾簡單地歸結於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惡果，經濟全球化及中國再崛起等話題成了一些西方經濟體內部各種問題的一個「替罪羊」。由此，產生了突出的導致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意識。長期看，這種趨勢對經濟全球化和WTO體系都構成了重大挑戰。
美國是經濟全球化和WTO體系的建構者和主要推動者。川普政府主張「美國優先」、「退群」、打擊主要貿易夥伴與重修許多重大貿易協議、挑起貿易爭端、加劇地緣政治矛盾等種種做法，表現出對WTO規則及其經濟秩序缺乏最基本的尊重。
某種意義上講，川普政府加速了WTO解體，此次疫情則或許徹底宣告了WTO時代的正式結束。在大變革的趨勢下，世界經濟或許已進入到「後WTO時代」，全球投資貿易體系將可能呈現一些新的趨勢。
首先，更多的經濟體可能會選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突如其來的疫情和隔離政策導致物資短缺，凸顯了相互依賴的全球化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性，也引發了經濟及生產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的擔憂。未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法國、日本與印度）可能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將許多產業和產品貼上戰略性和涉及國家安全的標籤。一方面，努力實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以此為藉口實施投資限制和貿易保護，加大了市場準入難度和經濟交易的成本。
其次，類似於WTO的新的全球性投資貿易體系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或難以成型，多邊、雙邊和區域性的投資與貿易協議或將成為主流。儘管依靠現有的WTO體系支撐的全球投資貿易體系時代結束了，但在全球治理體系土崩瓦解的背景下，加上中美關係充滿不確定性及惡化，在短時期內迅速建立一個新的全球投資貿易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這種局面下，未來的雙邊、多邊和區域性的投資與貿易協議或將不斷湧現。
儘管疫情衝擊可能加速上述兩大趨勢變革，但筆者認為，經過幾十年的全球產業分工和經濟一體化，事實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可以擁有全面、完整的產業鏈及全流程、全域的經濟生產能力。踐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難度非常大，而對於中小經濟體來說這種戰法幾乎是不可行的。在新的世界發展格局下，能夠依託自身龐大的內部市場（經濟總量和消費人口）更為重視打造相對獨立且完整的產業鏈，構建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在全球新格局下,依靠內外雙循環以支持中國持續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綜合看，在新的世界發展格局下，主要經濟體中的美國和日本的全球產業鏈調整可能要經歷相對比較長的時間；從產業鏈完整性、工業門類齊全、經濟總量和人口規模等要素看，歐盟和中國在應對後WTO時代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挑戰具有一定的結構性優勢。
中國應對之策的思考
在百年未有之全球大變局下，挑戰中也蘊藏著巨大的戰略機遇。中國審時度勢，提出了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思路。結合上文所述對世界發展新格局的觀察，筆者對如何營造優勢的外部發展環境以更好支撐「雙循環」戰略做了如下思考。
第一，經濟利益助力合縱連橫，廣交朋友以營造友善與和平的國際發展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利益是中國在世界上廣交朋友的一個基石。商務部數據顯示，中國目前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商品貿易出口佔全球比重約13％，進口佔比約11％。可以說，「中國製造」和「中國消費」是中國合縱連橫的強大經濟基礎。近年來，中國在深化改革與擴大對外開放方面進展巨大，包括自貿區建設、外商投資負面清單、金融和汽車等產業擴大開放、上海進博會等一系列重大舉措，「一帶一路」國策深耕細作也取得了階段性成就。這些努力對於進一步提升中國經濟的吸引力，鞏固中國與世界各經濟體的投資和貿易關係等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性意義，有助於擴大並夯實中國與世界的經濟「朋友圈」。
不過，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在新的形勢下只強調利用經濟利益發展朋友關係可能會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澳大利亞在經濟與貿易上對中國的依賴遠高於美國，中澳之間無可置疑存在巨大商貿紐帶關係。然而，近年來在許多地緣政治、國際治理及國家安全等敏感性問題上，澳大利亞幾乎全部都站在美國的立場。比如最近在華為問題上，澳大利亞先於美國開「第一槍」，成為全球第一個禁止華為等中國供應商為其提供5G設備的國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澳大利亞主動與美國、法國、德國、紐西蘭等盟友溝通，牽頭脫離WHO，展開所謂的針對中國的「國際調查」。
面向未來，我們在強大的經濟貿易利益基礎上，可能需要更多地重視非經濟利益元素以改善、發展與加強中國的國際關係。這些非經濟元素的一部分，可以包括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軟實力」概念。軟實力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影響自身發展潛力和感召力的因素，包括政治價值觀、文化及外交政策等。當今世界，不同經濟體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宗教與信仰及價值觀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異，每個經濟體所關注的經濟發展問題以及對各個非經濟元素的重視度也各有不同。面對當前的全球大變局，中國可以通過更有穿透力的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元素組合拳，合縱連橫，廣交朋友，更多地交真朋友，全面擴大並夯實中國在世界的鐵桿「朋友圈」，為「雙循環「戰略構建更為和平、友善及穩定的國際環境。
第二，加快發展雙邊和多邊投資貿易關係，將「儒家經濟圈」（CES）發展成為一個戰略著力點。
未來實現上述戰略目標，中國應全面加快雙邊和多邊投資貿易關係的談判，在全球投資與貿易體系中合縱連橫跑馬圈地，以後WTO時代的全球大循環呼應國內的新一輪改革與開放。從文化和地緣關係角度看，著力發展「儒家經濟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or CES）可以成為中國的一個重要戰略抓手。2017年底，借鑑「盎格魯圈」（Anglo Sphere）的提法，筆者提出了「儒家經濟圈」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會文明體系中佔有主導地位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都對儒家文化有較高的認同感。儒家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以及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越南八個經濟體。
的經濟總量龐大，內部經貿關係耦合度高，長期發展潛力巨大。1）經濟方面，按IMF數據，2019年儒家經濟圈GDP總量為22.7萬億美元，全球佔比升至26.7％（美國為21.4萬億美元，歐盟降至18.4萬億美元）。2）貿易方面，2019年儒家經濟圈商品貿易總額佔全球比重為27.8％，遠高於美國（10.9％），低於歐盟（32.8％）。其中，儒家經濟圈成員內部商品貿易比重較高（出口內部貿易佔比40.7％，進口佔比45.2％），與歐盟（內部商品貿易佔比64％）相比仍有很大發展空間。3）在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中，儒家經濟圈企業數量達202家，佔比達40.4％，營收額佔全部500強企業總營收的38.7％。
在儒家經濟圈的基礎之上，中國還可以進一步延伸區域化戰略。
其一，從儒家經濟圈到包含東協的東亞。本文的東亞包括中日韓及東協十國（10+3）。東亞與北美、西歐（歐盟）並成為全球最大的三大經濟中心，且近年來東亞已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展重心。2019年，東亞地區GDP總量達到24.3萬億美元，全球佔比為27.6％。近年來中國與東協地區的經貿關係愈加緊密。2020年一季度，中國與東協（ASEAN）的商品貿易突破1400億美元，東協超越歐盟第一次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未來，通過大力發展儒家經濟圈（CES），構建「CES+ASEAN」融合發展機制，同時加速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進而形成更為全面的以及更有深度的東亞經濟一體化合作。正如李克強總理所指出，「中日韓是近鄰，我們願意在大循環中建立中日韓小循環。」同理，在後WTO時代被重構的世界大循環中積極建立東亞循環，打造一個經濟協作與文化融合的社會經濟發展新極地，將有助於中國應對後WTO時代的挑戰。
其二，從東亞到世界。依託儒家經濟圈及東亞經濟的整體協同效應，中國可以積極參與並推動各類區域性和全球性的經濟合作發展計劃，進一步擴大國際循環的範圍。在區域貿易協定方面，中國正積極推動發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全球市場方面，2020年，全國「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指出，中國對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Progressive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持積極開放的態度。
我們還應從更高戰略層面重視與歐盟的商貿關係，努力將歐盟發展成為後WTO時代中國的一個核心經濟夥伴。歐盟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集團，其商品貿易全球佔比約32％。歐盟無可置疑是全球商品貿易的龍頭老大。因此，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都高度重視並積極與歐盟構建更為深入的貿易與投資關係。例如，美國歐巴馬政府於2013年6月啟動與歐盟談判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將其視為美國制衡中國及構建新WTO體系的重要一環。2018年7月，日本先行一步，與歐盟在東京籤署「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共同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關係。
自2012年2月第十四次中歐領導人會晤提出，到2013年11月第十六次中歐峰會啟動，中國將《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ComprehensiveAgreementonInvestment，or CAI）談判視為中歐關係中的重要優先事項之一。截至2020年6月，雙方已進行了29論談判。一旦協議達成，CAI將取代中國與歐盟27個成員國中的26個國家（除愛爾蘭）之間訂立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lateralInvestment，BIT）。全面加強與歐盟的經貿關係，構建一個類似於日本與歐盟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於應對全球投資貿易體系大變革及「中美脫鉤」都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
綜上所述，世界正處於百年之未有的大變局時期。中國可能需要新視野、新格局、新思維和新對策來應對這個新時代的到來。取勢於中國全球貿易大國的地位以及在「一帶一路」多年發展的成果，以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元素雙管齊下，夯實與拓展中國和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關係。通過構建核心節點的多邊和雙邊的投資與貿易關係，在後WTO時代的新格局中合縱連橫，為中國企業開拓全球市場、整合全球資源搭建更多更好的橋梁與平臺，為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拓展更大及更友善的國際空間。這些努力，也有助於應對「中美脫鉤」風險及潛在的「新冷戰」，瓦解美國企圖建立的反華或排華聯盟。
（作者為長江商學院院長、中國商業與全球化教授；編輯：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