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書評人）英國學者尼古拉斯·沃爾頓曾供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現供職於歐洲外交關係協會。他所著的《尋跡獅城：新加坡的歷史與現實》嘗試解讀新加坡是如何從一個地域狹小、各種資源高度匱乏、難以保障自我安全甚至不被馬來西亞聯邦接納而被迫建國的小小島國，抓住歷史機遇，發展為東南亞首屈一指甚至世界矚目的發達經濟體。
▲《尋跡獅城：新加坡的歷史與現實》【英】尼古拉斯·沃爾頓 著焦靜姝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索恩文化2020年9月
不僅如此，新加坡建國以來社會總體穩定，犯罪率極低，民生福利指數很高，公共部門的清廉指數也很高，新加坡模式因此深深的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很多國家的改革發展。這本書也力圖打破歐美傳媒、學界對於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帶有的一貫偏見，發掘新加坡模式的秘密。
《尋跡獅城：新加坡的歷史與現實》也直指新加坡近年來因出生率滑坡、人口老齡化、引進的海外人才對新加坡認同度很低，隱藏的社會發展危機，以及看似風平浪靜但實際上相當緊張的種族關係和政治改革等問題。這些危機、問題完全可能導致新加坡迎來衰落。
新加坡為什麼能快速崛起？
新加坡獨立之初（20世紀60年代），還「充斥著雜亂無章、疾病蔓延的貧民窟」。而這個國家憑藉對自身脆弱性的把握，善用其兩種重要資源——「地理和人口，創造出一個袖珍的奇蹟」。
新加坡的正式建立，源自19世紀初英國殖民者的拓殖。託馬斯·斯坦福·萊福士意識到新加坡的重要潛力，那就是藉助其地理優勢，抓住自由貿易的機遇，改造為深水港，並建設為重要的中轉站、補給站。這之後，新加坡作為英國殖民地，吸引力大量的華人以及馬來人、印度人勞動力，開始建立起今天的自由港雛形。有意思的是，來到新加坡務工、經商的還有亞美尼亞人，新加坡最著名的萊佛士酒店和《海峽時報》也都是亞美尼亞人創立的。
新加坡獨立後的經濟起飛，則是抓住了歐美國家和日本向海外轉移製造業生產線的機遇，並通過承接這些轉移產能來提高本地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地域狹小的新加坡為了擴展發展空間，大量從海外進口沙子來填海造陸。近年來，新加坡不僅鼓勵金融業向金融科技領域擴張，而且還積極接納諸如自動駕駛在內的新產業。
藉助加工貿易和港口服務獲得「第一桶金」的同時，新加坡開始在社會建設上發力，推出了HDB組屋，鼓勵本地居民獲得這類公共保障住房而不是購置高昂的商品房。《尋跡獅城：新加坡的歷史與現實》書中也指出，組屋協同的成功幫助新加坡社會建立起穩定和信任。但這種穩定和信任也並非沒有代價。書中強調認為，新加坡建國、創業階段，民眾因為生存需要緊密合作，齊心協力應對各種挑戰，基於社區、家族的團結非常緊密。而組屋公寓致力於讓各類種族的居民混雜居住，其本意當然是促進種族團結，卻不可避免拆散了原有社區，「群體價值逐漸轉向個人財富和自身利益」。
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是新加坡的國際知名高校，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基礎教育水平優良，2015年舉行的對72個國家的15歲所進行的數學、科學和閱讀測試中，新加坡全部排名榜首。良好的教育不僅使得新加坡可以不斷培養本地優秀人才，滿足本地產業結構從過去的加工貿易向20世紀90年代崛起的金融業企業和總部經濟的轉型，而且也有利於新加坡吸引包括中國內地、香港、臺灣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青少年報讀新加坡高校，並增加新加坡的人才儲備。《尋跡獅城：新加坡的歷史與現實》書中也提到，新加坡的優質教育也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孩子的課業負擔，造就了繁榮的「補習班經濟」。
新加坡的醫療保健不僅具有很強的公益性，而且效率很高。在類似於教育、醫療以及扶助殘障人士這樣的社會政策方面，新加坡均採用技術官僚通過政策實驗的方式來一步步完善。書中還指出，新加坡建國以來，極力改善島內生態，修建了綠地中心以及多個水庫，還提高了森林覆蓋率，成功的構建出花園城市的概念。
新加坡模式的隱憂
《尋跡獅城：新加坡的歷史與現實》書中指出，普通新加坡公民的生活圍繞社會契約的三大支柱構建：帶空調的地下捷運網、樸實簡陋的小販中心、高高聳立的HDB組屋，這可以確保生活的三個基本層面——交通、食品和住房問題，都能夠得到解決。但隨著新加坡產業結構在上世紀晚期轉向金融業、高科技產業，收入差距表現得更加明顯。許多平民對於在交通、食品、住房三方面「玻璃天花板」的存在也表達出不同意見。
新加坡捷運發達且低廉，但要購置私家車就必須繳納遠超歐美國家數倍的價格，更關鍵的是，新加坡規定車輛、汽車駕駛執照使用時間只有10年，擁車證從2009年的200新元已上漲到了57000多新元。擁車證制度限制了新加坡人擁有私家車的數量（11%居民擁有私家車），從而使得新加坡很少出現嚴重的交通堵塞，但也讓一些人產生了挫敗感。
新加坡的食物物價價格很貴，所以大多數人只能選擇鮮貨市場和小販中心。HDB組屋與商品房小區並存的情況下，兩者居住質量的巨大差別也讓民眾感到很強的不平等。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新加坡的學生甘願承受著相當繁重的課業負擔，因為只有學業成績優異，才可能在精英主義的人才選拔中躋身精英，從而把握極其有限的機會，從組屋階層躋身精英階層。
外籍勞工的數量已從1970年的3.2%，提升到2010年的34.7%。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新加坡公民人口數隻保持在1%的增幅。外籍勞工無論分屬哪個社會階層，都會發現新加坡的發展政策聚焦於保障本地人才的脫穎而出，外來勞工很難獲得許多發展機會。新加坡發展高端產業，顯然離不開中國內地、香港、臺灣以及歐美等國家的優秀人才，但地域狹小、資源匱乏的現實又使得新加坡不能敞開國門來引進和歸化外來人才。毫無疑問，新加坡官方正努力在引進務工人才和保障公民發展機會方面保持一種平衡，但維繫起來實在困難。
更棘手的是，中國內地尤其是上海、深圳、廣州、杭州等城市的興起，甚至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一些城市都在仿效新加坡建立花園城市，改善宜居環境，儘可能的保持法治清明，這些城市都成為新加坡引進國際資本和人才的強有力競爭對手，「他們正在蠶食某些屬於新加坡的獨特賣點」。而中國香港一貫是新加坡在金融領域的最強勁競爭對手。澳大利亞還在規劃在西部沿海地區建造一座類似於新加坡的自由港。
《尋跡獅城：新加坡的歷史與現實》還注意到，新加坡民眾相比過去顯得更為自滿。當然，新加坡在短短半個世紀內，快速建設成為花園城市，將自由港的機遇應用到了極致，社會穩定，民生福利水平很高，這些確實是值得自豪的理由。但這個城邦國家如同過去的熱那亞、威尼斯一樣，本身建基於脆弱性之上，只有不斷正視到這一點，保持足夠的謙遜和靈敏，才能確保新加坡像過去那樣躲過可能帶來重大挫敗的問題，才能使之發揮來之不易的優勢。
作者簡介
鄭渝川：資深書痴，買書如山倒，「剁手」頻率高。書評、時評作家，現居成都。千餘篇書評見於《深圳特區報》《信息時報》《廣州日報》《上海證券報》等國內多家報媒。
審讀：譚錄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