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0月14日，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在紐哈芬的醫院去世，享年89歲。
作為文學理論研究者與批評家的布魯姆，憑藉其早年間開創性的「誤讀」理論，一舉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然而，在此後長達4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布魯姆又以「多變」而又「固執」的姿態，收穫了太多來自時代與同儕的冷眼和抨擊。
身入暮年，這位幾乎將一生都拋擲在學術與文學中的老人，卻冒冒失失地走出象牙塔，為了守護自己心中的「正典文學」，如同堂·吉訶德一般，向著他口中的「三流文學」毅然開戰。
閱讀的「怪物」
「我老了，我這種人就像恐龍，應該住在自然博物館裡。」
幾年前，美國衛斯理安大學副教授王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記下了布魯姆在耶魯大學課堂上對學生說的這句話。
的確，布魯姆不僅在美國文學理論與批評界久享盛名，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大概也鮮有不知其人其論的文學研究者、學習者，就連許多非專業的文學愛好者，也聽說或運用過諸如「強力誤讀」「影響的焦慮」這樣一些布魯姆早年提出的批評概念。
布魯姆1930年出生於紐約，父母是來自俄羅斯的正統猶太移民，兩人都沒有學過英語。但年幼的布魯姆天生早慧，他最初從意第緒語詩中發現了詩歌之美，開啟了自己一生不輟的文學閱讀。
布魯姆自稱為閱讀的「怪物」，他說自己可以在一小時內閱讀並吸收一本400頁的書，年輕時更是一次能讀1000頁。詩歌尤其是布魯姆的至愛。他曾表示，自己能背誦不計其數的詩，包括莎士比亞全集、彌爾頓的《失樂園》、威廉·布萊克全集、希伯來語的《聖經》和埃德蒙·斯賓塞的長詩《仙后》。
1955年，布魯姆在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隨後留校任教。4年後，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學術專著《雪萊的神話製造》，以浪漫主義詩歌研究開始了學術生涯。
在布魯姆一生所作50部著作中，最初奠定其學術地位的是1973年出版的《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在這部糅合了精神分析學說、尼採的強力意志哲學、靈知主義等神秘學要素的理論著作裡，布魯姆提出了著名的「強力詩人」「強力誤讀」「影響的焦慮」等後來為文學批評界所熟知習用的概念。
《影響的焦慮》所研究的，是後代詩人如何不得不接受、繼而拼命突破前人作品的影響，「找到自己的聲音」，最終在文學長河中「逆轉時間」，讓前人的「真身」被經過自己「誤讀」後的形象所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布魯姆的上述「對抗」理論，不涉及社會學意義上的鬥爭，而是完全在詩的話語場域中展開。布魯姆所討論的，是詩人們以意象、音韻、節奏乃至詩的氛圍為武器，上演的詩之王國的永恆戰爭。
「我已經打了半個世紀的仗，輸了」
上世紀70年代，因反思「新批評」學派、反對「作者霸權」的相近立場，布魯姆和其他三名同事保羅·德·曼、H·米勒、G·哈特曼一起被學界稱之為「耶魯解構學派」，四人還曾合出了一本《解構與批評》論文集。
然而，為時未久，布魯姆就脫離了這一陣營，並與曾經的「戰友」成為互相攻訐的論敵。雙方的歧異簡明而深刻：一方以文學為路徑和武器，大舉介入文化、社會與政治批判；另一方則堅持文學自足自為的意義，反對「時髦」與「廉價」的理論旅行。布魯姆是後者，幾乎孤身一人，他稱前者以及多元文化主義者、女權主義者、新保守主義者等他認為背叛了文學基本意義的人為「憎恨學派」。
有人將布魯姆的這種老派姿態，視之為過時甚至反動的「精英主義」。頗為諷刺的是，為布魯姆所厭棄與拒絕的社會-政治批判，卻被人加諸其身——有人把布魯姆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相提並論，認為他是個白人男性中心主義者，卻刻意忽略了他認為《聖經》的某些部分為女性所撰的觀點。
人們至少應該再聽聽布魯姆自己所說的。在2017年接受《南方周末》訪談時，布魯姆說，「從社會意義上我並不反對多元文化主義，我只是認為在文學裡它不能取代審美的判斷和認知的判斷……儘管討論政治或社會問題可能有助我們理解和欣賞但丁、品達、埃斯庫羅斯、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李白，但這又有什麼意義？政治和社會問題不會像莎士比亞那樣長存。誰關心政治呢？我們關心的是那些能擴充人生的，能讓我們更聰明的東西。」
然而，在被問及一生的學術論爭時，垂暮之年的布魯姆自認是個「失敗者」。
「沒有什麼可爭的了。我已經打了半個世紀的仗，輸了。我不想再和任何人爭執，不想再挑起任何辯論……我覺得過去那些爭論大多都是個錯誤，因為有些事情你攔不住，人們就像旅鼠，它們衝進海裡。」
轉身離開的經典「守夜人」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布魯姆逐漸淡出文學理論圈的爭鳴，轉身投入在他看來更有意義、但也樹敵更多的「經典保衛戰」中。在此後直到去世前的近30年中，布魯姆幾乎將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獻給了學生和大眾。據說，在去世4天前，他還給學生上了最後一課。
布魯姆面向大眾所作的文學經典推介工作，同樣工程浩大且成就不凡。這一工作以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為代表和發端，這本大書評論了從莎士比亞、但丁開始，到普魯斯特、博爾赫斯等共20多位經典作家。
此後，布魯姆又陸續出版了《莎士比亞：人的發明》《天才：一百個最具創造性的心靈》《最佳英語詩歌：從喬叟到弗羅斯特》等著作，難能可貴的是，這些「大部頭」在保持最高水準的文學鑑賞眼光與技巧的同時，還具有相當強的普及性與可讀性。
除了這類建設性的工作之外，晚年的布魯姆也依舊保持了年輕時在學術圈的批判鋒芒。他將莎士比亞奉為西方經典文學的核心與最高標準，明確反對文學領域的文化多元主義；他對美國作家史蒂芬·金獲得美國國家圖書榮譽獎感到憤怒，為「哈利·波特文學」大行其道感到擔憂，甚至直指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女性主義經典作品《金色筆記》的作者多麗絲·萊辛的作法，是「純粹的政治正確」。
在2017年接受的那次訪談中，本已表示「無意再戰」的布魯姆在採訪者的追問下坦言，若要再挑起一次筆仗，他希望反對無知、物質主義、以及簡化主義，「我們站在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彌爾頓、託爾斯泰、李白、杜甫、孔子、孟子的這一邊戰鬥」。
布魯姆就像個脾氣古怪的守夜老人。已經很久沒有夜歸的旅人，願意聽他的咕噥抱怨。可人們知道——人們也已經習慣——有他在，寒冬的夜裡總有一扇能打開的門。如今，疲倦的老人終於掛鎖而去，只留下那些在孤單夜裡一人寫就的線索——關於鑰匙的線索。
他在文學經典的聖殿裡，在詩與美的天堂裡，等著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