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李不太白」（ID：oursir），作者：李不太白。
一、
春節回來的第一件事，是迫不及待地去電影院感受大片《流浪地球》。
儘管已經被劇透了不少，它還是有兩個地方超出了我預期。
第一是電影的製作水準。冰雪地球、懸崖滾石、木星吸引地球、重型車隊、地震與太空爆炸……那種逼真的酷炫感覺，估計就算是好萊塢的製作技術也不過如此吧？如今中國電影人能拿出這個層級的出品水準，這就足夠令人振奮的了。
第二是電影情節設計。在以往美國人的科幻片敘事中，不是去其他星球探索新世界，就是其他星球的物種造訪地球帶來的人類危機，還沒見過太陽都要吞噬地球了，還放不下家園，連逃生都要帶上地球一起跑，這個設計不但格局夠大，而且很有東方精神，絕對Made in China。
僅憑這兩點，就讓我那顆平時習慣深度潛藏的自豪感浮出了水面，這次真的是厲害了啊，我的……新世代電影人。
可是我今天想說的，不是這個。
實際上，《流浪地球》帶給我的振奮，超出了電影本身。
為什麼呢？
我說幾個事情。
二、
第一件事是關於文學的。
我國的現代文學，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那個階段，王安憶、王蒙、張抗抗、方方、餘華、畢淑敏、霍達、顧城、北島等一批作家是有過精神上的探索的，也出過一批有影響力的作品。
可是自從九十年代中後期起，中國現代文學整體上就已了無生氣多時。似乎就像晚清八旗子弟一樣，除了遛鳥、逛戲園子、玩玩鼻煙壺、談談花花草草之類的浮華之外，已找不到什麼有價值的事情幹了。
作家殘雪曾經說過幾段話，批評為這種情形，她說：
王蒙在新世紀裡的表現實在令人失望，不但創作上大大倒退，而且還拋出他那套老於世故的、圓融的傳統哲學來毒害青少年，一時居然洛陽紙貴……他的「老王哲學」說來說去就是傳統的那套為人、為官之道，他自己不知道有多麼自得。可是從那裡面你哪裡能看得到一點現代性的東西啊？他那種哲學，放到幾百年以前也是最好的人生哲學，為官的學問……保持那種白日夢的心態。
再一個例子是阿城。一開始寫過一兩篇好小說，馬上江郎才盡。這是因為他在傳統中浸淫頗深，無法達到更高的境界，現在的社會也不再有古人為文的基礎了。結果是非常尷尬，到了後來簡直就是在強寫，堆砌辭藻了。於是只好放棄，從此不再寫小說。
我很贊同殘雪的這些判斷。
雖然人人都看到了大雪覆蓋下的泥濘，但是人人不說，只有她勇敢地說出來了。那些每幾年就評選一番的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自從上世紀90年代過後，這麼多年評了那麼多獎，你記住了哪一部作品嗎？又有哪個作品是有影響力的呢？倒是關於評獎本身，印象中好像記得賈平凹寫過那麼一段，說他的《秦腔》獲得了好像是茅盾文學獎什麼的，他就莊重而高興的吃了碗面……可是《秦腔》現在有人聽說過嗎？
就沒聽說過哪怕有一部作品影響了時代。
事實是，很多作品連時代的註腳都配不上。
不客氣的說，大部分作家們恐怕連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那種樸實敘事的作品也寫不出來了，反倒是耳聞了不少為了評獎請客吃飯、爭得頭破血流的醜事來，評獎都快成了小圈子裡彼此情面照顧的事了。
真是可惜了這個時代。
本來中國改革開放的這四十年來，是一個草莽生長、熱流奔騰、人性焦灼的時代，可是為什麼我們的作家沒有創作出劃時代的作品、無法把它表現出來呢？為什麼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我們的社會再也無法湧現出像從前的魯迅、老舍、茅盾、沈從文、巴金、曹禺那樣有時代力量的作家了呢？
因為自90年代後期以來，我們的作家在思想上、精神上，就都已經停滯了。
他們心靈的源頭，斷流了。
正所謂文如其人，如果一個人心中沒有某種精神激動、信念上沒有某種滋養、心靈上沒有某些光源，你讓他如何憑空造出一個偉大作品呢？
其實這也不僅僅是中國作家群體的事。作家群體，也不過是我們文化出了問題之後最直接、最明顯的表徵罷了。
也就是說，這種現象是整個社會的事，它的背後是我們的社會遇到了一個極大的文化上的困境：舊的肌體已經難以給予人們心靈上新的出路了。
這正如一塊莊稼地過了很多春天都不能開出美麗的花，那一定是土壤出了問題。
這是我說的第一件事情。
三、
我要說的第二件事，是想起了幾個人。
一位是我十分喜歡的徐克。徐克的電影似乎總有一種說不出的魔力，無論是早期的《笑傲江湖》《東方不敗》、《新龍門客棧》、《黃飛鴻》系列，還是近期的《智取威虎山》，都將傳統的東方動作片拍出了魔幻現實的味道。比這更加重要的，是這些古裝片中與那些陳舊的打打殺殺的動作片不同，徐克不顯山、不露水地通過令狐衝、金鑲玉、黃飛鴻等角色傳達出了多樣的現代精神與人性，處處洋溢，不由得你不喜歡。
可是一路追看到今天，卻發現徐克電影的表達形式是越來越華麗了，思想卻是愈來愈趨於荒蕪。
透過近期影片，可以明顯地看出他的精神世界變得飄蕩、向著狹窄走去……這應該是徐老怪內心的「人生終極出口」出了問題。
人生終極出口為什麼重要？因為所有人類文明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
我們都知道，到目前為止，每一個人最後都終歸難免一死，既然如此，人活著的意義又在哪裡呢？對於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就發展出留存至今的不同文明。
這個答案是支撐不同文明存續下來的內因，同時也是推動它發展下去的動力。
比如說，西方文明的答案是在今世實現「救贖」；印度文明的答案寄托在來世的「輪迴」；而我們儒家文明的答案，則是通過人生的努力，在心性上實現「止於至善」。
可是到底要怎樣去「修身」呢？什麼又才叫做「止於至善」呢？
這個問題就比較模糊。歷來儒家也沒有完全說清楚，或者說不同歷史時期的答案也不一樣，比如說漢代的官方說法叫「天人合一」，宋代又叫「存天理、滅人慾」，清初又興起了「經世致用」的哲學。
表面上模糊的說法，具體到個人的理解又多有不同。這種不同在平時倒也沒有什麼，但是一旦遇到重大變故，那就會突然間變成很急迫、很麻煩的問題了。這些「重大變故」包括戰爭、災難、文化衝突、重大疾病、生命進入暮年等等……這個時候的人必須要明確、清晰地回答出生命的意義，使得他能夠得以免於惶恐、暴躁、焦慮、抓狂，能夠心有定見地面對一切變故。
這種答案，也將根本上決定當事者的行為選擇：是順從還是抵抗？是放棄還是改變？是頹廢還是積極？是慌亂還是鎮定？
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終極關懷」。
尤其對於知識精英來說，這個答案是沒有辦法迴避的。越是在今世取得華麗成就的知識精英，就越是無法逃避回答，不然他無法承受他創造的成就，今生到底所為何來呢？
具體到徐克，雖然我很喜歡他的電影，可是恕我不敬，不得不遺憾地說，徐克的答案已經步入荒涼。
這種情形從他的《狄仁傑系列》影片中若隱若現，到《奇門遁甲》這部片子顯露無疑：《奇門遁甲》顯示的精神是如此的空虛，那種情形就好比你走在路上，忽然過來一個人跟你說有一個祖傳秘方要不要？它可是來自黃帝內經+易經+失傳的甲骨文……哪還有半點現代精神？
一個人創造了大半生的精彩成就，走到後來卻像無數傳統的失落士人一樣，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陰陽神怪的虛幻之地。
這種情形在張藝謀、陳凱歌身上同樣明顯。
陳凱歌從前些年《無極》「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到近來的《妖貓傳》，精神世界一直漫步在神神道道的荒途上，找不到心靈上的家園。
張藝謀這兩年端出的《長城》、《影》，前者口碑慘澹就不說了，後者混合著黑澤明《影武者》的痕跡之下，還是《滿城盡帶黃金甲》那些宮廷詭計，不同的是，這一回又滲入了陰陽的東西……當我看著鄧超、王千源打著鐵傘、扭著妖嬈的女子身段向敵人發起進攻時，有一種說不出的時代荒謬感。
這種荒謬感，早在看他大片《英雄》中就充分感受到了，為一個窮兇極欲的秦王暴政硬加上「天下」的名義，並以一眾英雄兒女的個人自由做炮灰，這追求的是什麼呢？還不如去直接歌頌袁世凱稱帝呢。
看著這些名導們的晚近作品，那種感覺很不好，就好像我們的文化一直在迷戀業已衰敗的舊日破廟，卻渾不知外面的世界早已換了人間。
如果說《廷禧攻略》、抗日神劇之類的影視是俗世渾渾噩噩的萎靡，那麼，《無極》與《奇門遁甲》、《影》就是在高山上清清楚楚的自我放逐。
這也包括聲名在外的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陳凱歌的《霸王別姬》，都是陳舊廟宇裡的黃昏戀曲。
它們有什麼現代人性上的普遍意義嗎？
有什麼心靈上的出口嗎？
我不由得想起了李商隱寫賈誼的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席前，不問蒼生問鬼神。」
當一個東方的知識精英無法在現實世界裡找到人生的終極意義，通常他們的目光就從關懷「蒼生」身上轉移開去了，他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虛無的鬼怪神靈的路子上去。
在一個衰敗的臆想世界裡頹廢、沉迷，我們文化上是有這個傳統的。
在今日中西文化的時代衝突裡，在創造了人世耀眼的成就之後，在人生逐漸步入暮年階段時，這幾位華人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導演、文化精英的傑出代表，他們骨子裡的儒家文化內核遇到了自己心靈上的嚴峻審問，而人生出口無一例外地走入歧路深處。
相比這些，我倒是很喜愛張藝謀的《千裡走單騎》、《山楂樹之戀》等小片，這幾碟小菜反而很見時代的精神與光芒。
這是我要說的第二件事。
四、
我要說的第三件事，是「國學熱」。
旁觀近十多年來的國學熱，它們中真正有價值的，其實是延續了從晚清以來就開始爭論的「中學-西學」的關係：從最早洋務運動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後來「五四運動」反禮教的「德先生、賽先生」，再到後來「文革」中的「破四舊」，都反映了知識精英階層對文化落後的急迫心情。
如今通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整個國家從即將崩潰的邊緣走出，迎來了繁榮，物質算是上來了，所以又開始在文化上反彈，大家一看，原來我們文化還是可以很牛的啊。
這種純學術上的國學熱，中西哲學的比較、探索、反思是很好的，沒有問題。
但是還有一種流行的「國學熱」，就是社會上開始出現的各種面目的復興國學、排斥西學的現象，甚至出現一種什麼「華夷之辨」的陳舊論調，說什麼中華文化最偉大、西方等其他文化最腐朽……坦白的說，這種聲音最能調動起民間躁動的情緒、鼓動起多數一般人「同仇敵愾」的熱血，出現不問青紅皂白的群體性排外的、保守封閉的衝動。
這種論調、人、事、自媒體，即便為了純粹的商業利益，那也是十分無良的。
以「愛國」為號召，鼓動民意群情激昂地排外，我們曾經吃過的這種虧還嫌少嗎？似乎只要往「愛國」的立場一站，歌功頌德，大力鼓動國學，大聲否定西方，那你就是十足的正義化身了。
這種惡，與宮廷劇、抗日神劇、高分貝愛國賊、偽娘審美、保健神品、罵街自媒體、文化販子是一樣的。
都是隨風潛入夜，放毒細無聲。
我想我們大概已經忘了自己曾經是怎麼落後的了，大概已經難以理解「五四運動」的那些民族知識分子當年的心境了，大概也忘了唱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差一點亡國滅種的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了。
復興國學我是贊成的。我自己也潛心研究了一點兒先秦諸子。毋庸置疑，我們的文化當然有它獨特之處，可以從中找到並涅槃出我們心靈的新家園，也可以發展出一些現代性的東西出來。
可是，如果我們以為隨便一股腦地端出什麼「國學」就可以成為治療現代中國社會病的秘方，成了我們富強起來的內在奧秘，那麼就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事情了。
現在有許多人甚至把「國學」鼓吹成了新的商業的風口，還有的人搞出了什麼新女德、三字經、弟子規、跪拜禮、古裝誦讀那些陳腐的舊日鴉片……
這種稀裡糊塗的「國學」居然也能成了「風口」，這簡直是荒謬得不可言說！這種壞人心的事兒是遠比權力腐敗、物質沉淪、假疫苗還要危險。
都解放這麼多年了，許多人還來販賣三綱五常，精神還停留在舊王朝，心靈世界還要像張勳的辮子軍一樣搞復闢。
像《三字經》這種東西拿去教小孩，你自己分析過裡面的權力奴化的愚昧嗎？新女德也出現了，你怎麼不搞個新老爺德呢？
說點大概算是危言聳聽的話，如果不能從精神現代化、現代社會意義上去重新思考那些國學、全盤重新梳理清楚那些毒藥與營養合一的國學，貿然搞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舊文化，那麼遲早有一天，我們的社會會再一次出現新的「五四運動」、新的「文革」。
這才到了哪裡呢？學習德俄馬列的組織方法建國不過才70年、學習英美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不過才40年，國家剛剛強大一些，日子剛剛好起來一些，就覺得可以停止學習他人先進、翻箱倒櫃批發祖傳神藥、以為老子本來天下第一了嗎？
可以說，搞這類陳腐「國學」的人，如果不是一群急功近利的、販賣文化的商人，就是一些淺薄愚昧的、有意無意的騙子。
須知與之前的文化懷疑主義、虛無主義相比，如今的文化膨脹一樣危險。
而不論是文化虛無，還是文化膨脹，歸根到底，其本質都是文化上的自卑心態在作崇：不是全部否定自己的文化，就是全部誇張自己的文化。
這都是屬於有病。
這是我要說的第三件事。
五、
這三件事跟《流浪地球》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極大。
特別是在今日這樣的一個社會背景下。
這個背景就在上文說的現象背後：我們的文化走到了十字路口，舊的儒家文明已經面目全非，傳統社會已經回不去了，傳統文化也已經無法支持一個現代的中國的精神世界，而新的文化又還沒有建立起來，這個時候，我們的精神世界將要往何處去呢？
取一個中立立場的角度冷靜想一想，不論是哪種形式的「西化」，對中國來說也都是行不通的。這倒與對錯、好壞、愛不愛國無關。真正的原因是，千百年來，我們骨子裡一直就是「無神論」，所以建立在「有神論」基礎上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就不可能真正地成為我們大部分人內心深處的「人生終極出口」。
我們必須發展出自己的新文化(300336)—— 一種脫胎於傳統的現代東方文化。
有人會說，那麼同為儒家文明圈的日本、韓國呢？中國香港與臺灣呢？
這個話題我不想在這分寸之地的文中展開。
概而言之，正如李光耀所說：「有必要記住，日本是一個獨特的國家」，它本土的、源自對山水神靈信仰的「神道教」與中國唐宋時東渡過去的「禪宗」精神是日本文化的兩大基石，在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結合中，它已經發展出了自己的新的現代文化；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天災頻異的島國，日本伴隨著巨大危機感產生的強烈學習精神是其民族性格的基本特點，學習西方而融入自己的文化信仰，就成了現代日本社會的文化特徵。
這就是我們今天感受到的日本文化：既像東方的又不像東方的，既像西方的又不像西方的，同時，它又既是東方的又是西方的。
在似與不似之間，它成為了一個日本自己獨有的東西。就我所知，你完全可以從夏目漱石、村上春樹、隈研吾、山本耀司、川久保玲、原研哉等人的作品中體會到這一點。
其他的諸如韓國、中國港臺，其實都面臨著與大陸一樣的問題。只不過他們被其他更大、更引人注意的問題暫時掩蓋了而已，例如朝韓統一問題、兩岸統一問題等。
他們中，有的投身於似是而非的基督教，有的返身到虛無的修仙煉道的神秘裡去了。但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找到真正的人生出口。
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
第一個是土耳其。土耳其在從傳統社會轉型現代社會過程中，拋棄自身的伊斯蘭傳統、全心投入西方文化，結果不但不被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接受，反而被排除出西方陣營，最終造成了土耳其人身份認同的困惑與迷茫。
伊斯蘭文化不再認可它、基督教文化又不接受它，於是土耳其內部就撕裂了，至今傷痛未愈，深深地困擾著土耳其社會上下。
第二個是阿拉伯世界。與土耳其相反，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大潮中，阿拉伯各國一直頑強地堅守伊斯蘭文化傳統，結果又走到另外一個極端，由於伊斯蘭文化本身的內在結構問題，它無法走出「政教合一」、走向現代世俗社會，導致阿拉伯各國一直沒有轉型成功，至今仍然是一個保守的傳統社會，被阻隔在現代社會之外。阿拉伯世界也因此潛藏著巨大危機：一旦有意外的現代事件發生，例如有新的清潔能源取代石油，當世界不再需要阿拉伯的石油時，沒有融入現代工業社會的阿拉伯各國，到那時就會註定是動亂之都——在現代世界的生存危機。
土耳其、阿拉伯的例子與日本作對比，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即使在文化領域，世上也無捷徑可走。
這正如一個國家在走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經濟領域必須經過市場化、融入世界貿易浪潮一樣，就算你投機取巧在表面上跨過了，最後還得回過頭去重新把課補上。
你必須完成的工作，躲是躲不掉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文化界還整日沉迷於祖宗的光影之下、不思進取地自我隨性放逐就十分令人憂心了。
它表現在文學、影視、組織文化上，就是流行各種淺薄的物慾實現、宮廷劇背後的權力崇拜、娛樂節目的輕佻與愚智化、偽娘現象背後的人生玩偶化，以及大批文化商人無底線的造假、抄襲與賣弄變現，當然也包括大學在權勢面前缺乏獨立的學問尊嚴……這樣發展下去，最後會怎麼樣呢？
那就是一切嚴肅的現世努力，最後都不免歸於神神道道的精神虛無化、人生遊戲化。
正如你之所見。
可是你知道站在你對面的什麼嗎？
六、
站在對面的，是隱含在物質與財富背後的、骨子裡的「清教徒」精神，是基督教清文化本身具有的進攻性、探索性、徵服性。
是清教徒在「上帝離開後的世界」重建人間天國——「山巔之城」的信念與終生投入。
在Facebook、蘋果、微軟、可樂、川普等等背後的，正是清教徒改造俗世世界、重建「人間天國」的宗教信仰。不然，你以為google「不作惡」的公司文化從何而來呢？這句話就是典型的清教徒文化。（所以，某度搜索不應該自己找個地縫鑽進去嗎？）
我們一定得清楚，在美國知識精英大肆創造財富之外，是有強烈的非財富的東西在支撐著它發展的。為什麼美國富豪的財富捐獻會那樣巨大？而我們的現世相卻誕生出了郭美美？汶川地震時，為什麼甚至會因為捐款引起巨大的社會爭議？
因為我們非財富的東西很荒蕪。
而如果在財富之外沒有一種現代的「內在驅動」，任何社會的任何財富大廈都是不可長久的。對於這一點，我想我們多數人仍然是不明白的。你看，我有錢了，有實力了，這世上還有什麼是我辦不到的嗎？
對不起，有錢你也未必買到長久繁榮。
如果還只是傳統的圈子裡打轉，那麼就一定還會逃不過傳統的所謂「富不過三代」、「君子五世而斬」的怪圈——當然，如果你說它是歷史周期律也可以。
也許你會說基督教文化不也是西方的舊傳統嗎？它怎麼就成了西方現代社會的「內在驅動」了呢？沒錯，基督教文化一直是西方的舊傳統，但中世紀之後，經由宗教改革誕生的「新教」、「清教」就能有成為西方現代社會的內在驅動了。
關於這一點，只須讀讀流行的馬克斯·韋伯代表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尤其是他開篇就列出了種種事實對比，就可以看出一二。
正因為如此，早在川普當選之初，當我們很多人還在手舞足蹈地慶幸美國選了個「二愣子」總統、甚至有人不斷揶揄川普是我們「老地下黨員」時，「李不太白」公號就分析過美國「清教徒文化」的建國基因，說明過川普的危險性。可是沒有多少人信，大家都喜歡聽牛哄哄的讚歌嘛。等到貿易戰打起來，有很多人留言說，哎呀，你真有先見之明、預測的那樣準——其實哪裡是什麼預測，只要讀過一些關於美國的社會學的書，誰都會明白那是它基本發展邏輯。搞不懂那些專家們怎麼就沒有從宗教的角度研究川普、屢屢被動呢？
同樣，我在「李不太白」公號之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過，面對基督教清教徒文化的進攻性，面對西方海洋文明骨子裡的開拓與冒險精神，我們明天到底拿什麼去面對？當美國輸出的都是《星際迷航》、《銀河護衛隊》、《荒野獵人》、《冷山》這樣的充滿清教徒精神影片時，我們輸出的還盡都是《夜宴》、《無極》、《小時代》以及後宮勾心鬥角的宮廷劇、臆想得離譜的抗日神劇、或者咿咿呀呀的無病呻吟之類的東西，豈不是在進行現代文化上的自殘嗎？
總不能說用漢儒的「天人合一」、宋儒的「存天理、滅人慾」去應對西方海洋文明的進攻性吧？連曾國藩都知道，晚清最牛的大學士倭仁的那套「理學」功夫完全是自欺欺人，不頂用。
我們必須清楚，由於四周天然的地理環境障礙的阻隔，千百年來，中國大陸農耕文明一直是一種內湖文明，最終導致發展出的儒家文化一直佔有主導地位，並通過一次次的自我調整，使得這種文化具有鮮明的保守性、內向性、妥協性、折中性，缺乏向外的探索精神（西方體育中所謂的「侵略性」）。
這種儒家文化性格在傳統社會雖然也隱藏著極大的風險，比如說，中原文明多次被北方遊牧民族所衝垮、多次國破家亡，但相對來說，儒家文化也還是適合傳統的大陸農耕文明的，也能夠一次又一次消弭掉北方遊牧民族的野性，重新主導中原文明走向，就如同紅巨星的太陽可以吞噬地球一樣。
但當它面對現代世界的工業文明衝擊、面對晚清士大夫們所謂的「三千年未有之巨變」時，儒家文明想要抵禦、消弭這種衝擊時，就力不從心了。
最終，它要不就是被西方文明吞噬、成為二三流的國際社會成員，例如韓國、新加坡；要不就是藉助外來的現代組織方式，比如藉助蘇俄革命的方式建立一個全新社會，如中國、越南。
但外力始終是外力。一個全新的社會仍然要在內裡給予自己一個終極答案，仍然要像基督教的自我宗教改革催生新教、清教一樣去回答現代文明的「內在驅動」問題——也就是文化上的現代轉型。
否則，我們始終是不能夠恆久站穩腳跟的。
而面對基督教的天然進攻性，我們也就會始終處於被動防守的局面。
這些年來，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始終在耗掉我的大部分讀書精力。我想說，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內外矛盾的激化、時間的快速推移，這個問題只會越來越急迫，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正是在這種心境下，當第一次看到了我們也能孕育出《流浪地球》這樣的作品，中國人帶著地球家園探索宇宙、改變人類命運時，就立刻看到了它展示了一種可能：我們也可以通過革新傳統文化，在保留儒家那種保守、折中精神的同時，兼具某種外向的浩渺的想像力、進攻性、探索性與徵服性。
這樣的作品，完全掃蕩了當代眾多文化作品裡的那種內向、陳腐、破舊、頹廢、輕佻以及神神道道的陰陽八卦，從而給予我們耳目一新的、廣闊的、文化上的現代視角。
它怎麼能不令人振奮呢？
從這個角度說，《流浪星球》這部作品對中國來說，它就是一個劃時代的作品。
整個中國電影史勢必從此分為《流浪地球》前、《流浪地球》後兩個時代。我想時間會證明這一點的。
至於有些人說《流浪地球》影片中的諸多科學硬傷、劇情bug，我是完全無所謂。
有缺點的英雄，那還是英雄；臉上有雀斑的美人，那還是美人。
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沒有缺點，連完美都索然無味了。
而最重要的是——
在雜樹蔽天的森林裡，我看見了光。
（責任編輯：王治強 HF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