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夏秋的那場變法，不僅開展百餘日便遭扼殺，更由「戊戌六君子」的頸血畫上了句號，愈發染上悲愴的色彩。譚嗣同、楊銳、劉光第、康廣仁、林旭、楊深秀的名字，從此在諸多歷史書寫中融為一體，成為一個為改革而犧牲的經典象徵。 「六君子」的合稱，讓六人的個性差異在大眾眼中顯得模糊不清，似乎是一個志同道合的小團體。事實上，在經歷、性格乃至政見上，他們之間頗有不同之處，並不能一概視之。繼最豪氣的譚嗣同、最有才的林旭之後，今天國曆君給大家介紹一下被兄長光環籠罩下的康廣仁。
無論是作為獨樹一幟的學者，變法期間的政治新星，還是後來的大清頭號通緝犯，康有為都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相形之下，比他小9歲的胞弟康廣仁遠沒有那樣光彩奪目的形象，在大眾視野中完全被淹沒在兄長的光環之下。
康廣仁出生7個月後，父親康達初便因肺病去世。他自己也是幼年多病，康有為在一首悼詩中形容為「如幼多疾疹」，「居然幸長成」。他18歲那年，康有為又得了一場重病，最後服了西藥才得以痊癒。他曾到廣州，在美國醫生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開辦的博濟醫學堂學習西醫，與這些家庭經歷大概不無關係。
康廣仁父親早亡，長兄如父，成長自須康有為扶持。他一向厭惡科舉，考取功名自然是指望不上的。在他22歲時，當時在外遊歷的康有為給他寫了一封信，提出兩條道路任他選擇：一是由康有為幫助，捐個小官來做；二是按他自己以往的想法，「專走香港洋務」——這指的大約是洋行大班一類的職業，康廣仁學過一些英文。最後，他選擇了前一條路，捐了個從九品的巡檢，在杭州當差，但只做了一年就棄官而去。
之後，康廣仁隨兄長參與了一系列維新事業：創辦廣州的粵中不裹足會、上海的不纏足會、大同譯書局和中國女學堂，還擔任了澳門《知新報》的總理。1898年春，他從廣東遠道進京，起因是為了陪護病中的梁啓超。梁啓超痊癒之後，變法已漸漸展開，康有為這位大紅大紫的名士，也是忙得不可開交，白天講學見客，門庭若市，夜晚則起草奏稿，發動輿論。於是，康廣仁留在北京為兄長當起了秘書。其實，對康有為當時的活動，他是很有些看法的，覺得「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因此樹敵過多。畢竟知兄莫若弟，這五個「太」字，確實戳中了康有為的軟肋。他力勸康有為抽身而退，但根本無法說服兄長；想讓康有為出使日本以便避禍，也是無果而終。最後，康有為在慈禧下逮捕令的前一天出京南下，康廣仁卻沒有走。他居住的南海會館（在米市胡同），出了巷口便是菜市口。
據那位老獄卒說，康廣仁在獄中用頭撞牆，大哭：「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申報》則報導，他臨刑時「面色如灰土」。見慣了史書中視死如歸的烈士，人們或許會覺得康廣仁這樣太過窩囊。但他畢竟不是譚嗣同，沒有為變法而流血的覺悟，也沒有想到，寂寂無名的自己會背上謀反的罪名。他最大的罪狀，就是身為康有為的弟弟。幸好此時已不流行「株連九族」，屠刀還沒有舉到他在南海的親眷頭上。康有為編造了一個故事哄騙母親，說康廣仁逃到蒙古，出家避難，還不時偽造一封家書。
六君子殉難之後，由於康廣仁在北京已無親友，他的屍首一時無人收殮，直到天黑才由南海會館的長班帶走安葬。1900年，康有為的門徒梁爾煦秘密進京遷走遺骸。又過了16年，康廣仁方才在江蘇茅山入土為安。
康廣仁，名有溥，廣東南海人，1867年生，1898年9月28日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