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是世界語言之林中的一員，以其獨特的象形與表意特徵，在諸多語言門類中佔據獨特的一極。在傳統的中國「小學」語境中，漢字承載的是解經、訓詁、金石等研究功能，很少涉足「道」的義理討論，但在啟蒙主義以降的近代西方語言哲學發展背景下，漢字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一群西方哲學家的視野，從而在形而上的本體領域煥發出新的闡釋價值。這種價值差異呈現出一種純粹的西方視角，事實上，漢語一直是作為西方語言哲學的理論儲備資源發揮作用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單純的「物料」，在不同的思想家眼中發揮出不同的作用，扮演不同的角色身份。因此，對國人來說，與其去關注「不同的西方思想家看待漢語的不同態度」，不如去更多地思考「漢語在不同時期的西方思想理論中的變化趨勢」。深入來看，漢字價值的闡釋變遷史恰好體現出「理性」（logos）這一西方話語體系的核心範疇在近代以來不同的觀念投射。
西方對漢語與中國文化的首次系統研究可追溯至萊布尼茲時期，彼時的西方正處於地理大發現的時代，從遠東歸來的船隊帶回來的除了絲綢與瓷器，還有神秘浪漫的中國文化。萊布尼茲從西歸的耶穌會士手中獲得了吉光片羽的中國文獻，他就在這樣一種不充分的條件下展開了自己的想像。萊布尼茲將歷史看作一種外在的東西，是導致語言變異、語音無家可歸的罪魁。而漢字的出現意味著一種「非歷史」的文字成為可能，它不是自然生成的，是被「發明」出來的；既然它是「非歷史」的，就一定不會遭到歷史的汙染，上帝降臨於邏各斯中的神性就能夠在漢字中得到延續，借鑑漢字的構字邏輯就可以重現上帝的榮光。在萊布尼茲看來，漢字無疑是延續語言中失落的邏各斯的最好傳承。
在漢字被如是闡釋之前，拼音文字就已經沾染了諸多頑疾：在滾滾向前的歷史中，拼音文字因為各種訛變、雜糅、嫁接而無法考證其源流。一些輔音字母為何不發音？一些元音為何沒有字母來標識？約定的發音規則在鬆散的字母序列中肆意蹂躪著詞語演化的連貫性，「歷史」在萊布尼茲眼中不是時間的痕跡而是空洞的黑箱，它吞噬了語言的演化過程，讓上帝的榮光在其中失落。但漢字則不然，它的改變是能「看到」的，它的書寫保留了變化的痕跡，因而最好地體現了人的智識在文字中的決定作用。從這一點出發，萊布尼茲認為人類完全可以憑藉更加成熟的理性再造一種「普遍文字」，用最純粹的邏輯來打造一種全新語言。
當然，萊布尼茲並非真正在讚頌漢字，只是為了證明上帝實存而已。而漢字也曾經穿越過那片歷史的黑障，埋藏著自身的秘密：漢字的構字並不完全遵循邏輯和理性，會受到書寫工具改進、文人士大夫簡寫習慣的影響等。但萊布尼茲揭示了文字的本質：邏各斯內在的言說（oratio）特質要求文字必須體現最基礎的邏輯、最原始的所指和最純粹的神性。
同樣是德國人，黑格爾對漢語的評價則比較低，他在《歷史哲學》中對漢語極盡貶低，認為拼音文字能通過語音完整準確地表達一個獨立概念，而漢字脫離語言，象形文字把名詞分解成不同的圖形，把思想限制在圖形的空間形式中，「所以文字很不完善」。在黑格爾眼中，漢字是一種不夠理性的文字，是文字的蒙昧階段。這與整部《歷史哲學》的論述順序相一致，中國—印度—波斯—希臘—羅馬—日耳曼，各文明在歷史中逐漸前進，體現為理性精神的逐漸覺醒，中國不僅在地理空間上距離黑格爾心中的理性中心——日耳曼最遠，在理智與精神的自覺方面也是最原始的代表，所以漢字自然被理性拒之門外了。
洪堡特沿著語言類型學的路徑將漢語歸類為「孤立語」，同時認為漢語比不上擁有完善語法形式的語言，但是洪堡特卻沒有如黑格爾那般直截了當地將漢語歸為野蠻的文字。與黑格爾不同，洪堡特確實是認真學習研究過漢語的，一方面，他浸染了德國古典哲學宏大敘事的傳統，堅持認為語言反映了民族精神和文化觀念，習慣於用進化論的視角審視問題；另一方面，作為一個語言學家，他無法將一個明顯異質於拼音文字的語言他者置之不理，也拒絕匆忙判定一門語言的優劣，這使得洪堡特的漢語研究充滿了糾結。但歸其根本，洪堡特還是將漢語歸類為一種正在向屈折語緩慢變化的語言，和梵語處在語言發展的兩級。
黑格爾和洪堡特對漢語的否定態度出自同一個原因——漢語不符合他們心中「理性」的要求。二者對「理性」有著相似的定義，黑格爾將理性看作一種人格化的歷史的內在秉性，理性精神會隨著文明的發展而逐漸成長；洪堡特則將理性看作語法形式，語法是思維的顯現，所以語法的嚴密與複雜程度就成為衡量文明先進與落後的標尺。這種種族主義觀點在大多數時候是自洽的，因為率先享受到資本主義紅利的國家恰好屬於同源同種的印歐語系，但使用著一種完全陌生且難以用語法習慣進行歸類的語言的中國曾高度成熟發達，甚至在17世紀一度成為法國上流社會的嚮往對象，這迫使18世紀的歐洲哲學家們必須先安置中華文明的位置，再確立對漢語的闡釋態度。如此才造成了黑格爾與洪堡特共同的理論色彩：漢語處於理性的初級階段。那麼，漢語究竟是怎樣和這種理性追求產生齟齬的呢？
叔本華曾引用西塞羅的話說：理性，即邏各斯，內在包含著「言說」的應有之義。語言體現出理智的本能，而理智抽象為形式邏輯。語言作為如此強大而複雜的思想工具，卻是人人都能習得，從牙牙學語的嬰兒到不識文墨的奴隸，不論其是否意識到這一工具的力量，均能正確使用，完全不必專門修習邏輯課程。那麼，是誰將這偉大的力量注入到這麼普遍的工具中的呢？人為何能如此輕易就掌握語言呢？哲學家愈是在語言中發掘出令人驚訝的統一規則，愈是好奇它的易得。
語言天賦的生物學基礎讓語言被逐漸神聖化、本體化，在洪堡特與海德格爾那裡甚至超越了個體成為第一實體，這種綁架知識來源成為哲學研究的標尺的形上學語言學，就是德希達所說的「邏各斯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也即「語音中心主義」，這揭示了邏各斯的第二個根本性質，即語音性。語音通過邏各斯成為知識唯一的合法來源，而文字從屬語音作為簡單的標記系統，這就是西方語言哲學的價值基礎。因此漢語的出現才顯得如此另類，它是一種表意文字，可以脫離語音單獨表達意義，漢語打破的不僅是語音對知識來源的壟斷，而且是邏各斯作為語言哲學支柱的合法性保證。當黑格爾與洪堡特面對漢語的時候，他們要解決的並不是語文問題，而是對西方語境下的理性基礎提出的嚴峻挑戰問題。如此一來，矛盾一下子變得尖銳而敏感了：要麼徹底無視中華文明的成就與地位，將之歸於原始和蒙昧；要麼有限地接受漢語，將其納入表音文字的初始階段——一種未完成的理性。
這種理性崇拜自19世紀後期起受到了強烈的衝擊，繼索緒爾將語言分為共時與歷時兩方面，後期維根斯坦全盤否定了自己的語言哲學，讓語言理性遭遇到來自內部的瓦解力量。此外，兩次世界大戰促使西方學界對唯理性主義進行反思，全球範圍內民族解放運動的浪潮更是加速了西方本位主義思想的退場。當理性的狂熱褪去時，對語言新的思考走向前臺——語言的終極所指，即原始的語言起源是什麼？在這樣的追問中，漢語攜帶著對西方理性的反動，再一次走近人們的視野，以德希達、福柯、拉康等現代學者為引的後繼思潮，正在逐漸將漢語推向一個為西方人所陌生的全新彼岸。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