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布克獎長名單在英國當地時間昨日公布。今年共有13本小說進入長名單，其中包括布克獎常客希拉蕊·曼特爾（她的三部曲中的前兩部都斬獲了當年的布克獎），也包括大量少數族裔的作家，例如印度裔作家阿芙尼·多茜（Avni Doshi），辛巴威小說家齊西·丹加侖芭（Tsitsi Dangarembga），衣索比亞裔作家馬薩·蒙吉斯特（Maaza Mengiste），華裔作家帕姆·張（C Pam Zhang）等等。
與2018年在作品題材上做出的多樣性嘗試相比，近兩年的布克獎更傾向於在作家身份上體現多元。不同文化背景的小說家為小說帶來了不同的文化體驗與故事題材，但由今年長名單所體現的文化身份的多元，是否便能意味著小說創新的多樣，也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記者｜宮子
不知是否受到了近兩年膚色運動興起以及少數族群對文藝獎項中所佔比例太小而不滿的影響，近兩年的布克獎都在長名單上儘可能做到所謂的完善。在今年的布克獎長名單中，我們能夠看到來自不同國家、各個膚色的作家，正如今年的首席評委瑪格麗特·布斯比所稱，「少數族裔的聲音常常聞所未聞，故事新鮮，大膽且令人著迷」，「最好的小說能夠將讀者與他者的生活聯繫起來，分享我們自己無法想像的生活經歷，對角色產生強大的認同感」。這當然有利於不同文化與民族的交流理解，然而，如果要達到這種理想的文學效果，最重要的一點依然是它需要是一部優秀的小說。一位非洲作家筆下的黑人形象是否一定要比威廉·福克納筆下的黑人形象更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在文學的經典性上，這個等號是未必靠得住的。
同時，布克獎長名單的評選也依舊保持著對「反烏託邦世界」的想像。去年的布克獎由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和非裔作家伯納丁·埃瓦裡斯託共同分享，似乎正體現了這兩種閱讀趣味的融合。
因此，今年的布克獎長名單雖然推出了許多新作家，但根據小說的內容題材來看，依然以這兩種類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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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說與未來反烏託邦想像
在這份長名單列出的作家中，希拉蕊·曼特爾的《鏡與光》（The Mirror＆The Light）能否獲獎是媒體們非常關注的事情，如果她今年獲獎，就將成為布克獎歷史上首位三度獲獎的作家，而且憑藉的還是同一系列的三部曲。2009年，以亨利八世的執政大臣託馬斯·克倫威爾為主角的三部曲系列第一部《狼廳》獲得了布克文學獎，2012年，續作《提堂》再次斬獲該獎項。《鏡與光》是希拉蕊·曼特爾近8年來潛心寫作的新書，講述克倫威爾的權勢開始下落，並最終於1540年被處決的人生末路。
希拉蕊·曼特爾以寫作歷史小說見長，擅長通過虛構歷史人物的故事來讓讀者感受到歷史詭譎神秘的氛圍，她曾經還寫過一篇《瑪格麗特·柴契爾遇刺》的小說，幻想柴契爾夫人被刺殺後英國的歷史走向。《狼廳》、《提堂》、《鏡與光》系列則是希拉蕊·曼特爾本人最具知名度的作品，該系列也已經被改編成英劇，在獲獎之前，《狼廳》也已經在英國暢銷，在當年長名單公布的時候，這本書佔據了總銷量的45%。
辛巴威作家齊西·丹加侖芭入圍長名單的小說《悲慘的身體》（This Mournable Body）同樣是三部曲系列的最後一部，以第二人稱描寫了一個名叫坦布的中年女性在貧困的國家中日益喪失人生希望的故事。
但對於這本收官之作，評論家的口碑並不是特別高。評論家拉拉·菲格爾在《衛報》上評價這本小說：「乍一看，這似乎是一部新穎的小說，描繪了坦布逐漸陷入日益絕望的命運，但隨著坦布抓住了小小的進步機會，這種結構卻變得過於巧合。感覺好像丹加侖芭對現實主義小說失去了信心，回到了較不明確的形式，與此同時坦布也對她早年的進步敘事失去了信心。」
而與歷史小說相對的，則是想像未來烏託邦世界的作品。就這一點來說，黛安娜·庫克（Diane Cook）的小說《新荒野》（The New Wilderness）是一本很容易引起熱議——或者說很容易改編成影視劇的作品。庫克在這本小說中想像了一種新世界的規則：城市被汙染吞沒，留在其中只能等死，求生者們必須要加入探險者的隊伍，去荒野中重新建立一個新世界，並嘗試重新理解人與自然相處的關係。目前，這本書已經在Goodreads上收穫了不少讀者評價，大部分讀者表示，作者架構的世界觀非常吸引他們，會讓他們想起很多類似的反烏託邦電視劇與遊戲，但整本書的閱讀感受有些無聊，很多時候不太明白作者的故事究竟是要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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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新人與激進的文學觀念
阿芙尼·多茜則是長名單中的新面孔之一。入圍的小說《燃燒的糖》（Burnt Sugar）是她在去年出版的處女作。故事講述了一個典型的印度故事：女孩安塔娜受到母親的影響，逃離了傳統的印度中產階級家庭，在種種經歷中體會到母親所追逐的自由的危險性，同時也意識到自由愛情與自由性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性。而在探討情感問題的形式上，索菲·沃德（Sophie Ward）的處女作《愛與其他思想實驗》（Love and Other Thought Experiments）選擇了英國哲學小說的表現方式，她在小說中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電腦能感知愛情嗎？如果雙方可以共享大腦會怎麼樣？理性的局限是什麼？這些問題貫穿了主角的生活以及家庭成員們不同的人生與階段。
加裡布埃爾·克勞茲（Gabriel Krauze）入圍的處女作《他們曾是誰》（Who They Was）則充滿自傳性質，這個在倫敦波蘭家庭長大的作家從小與街頭暴力和黑色文化相伴，他通過回顧自己的暴力生活達到了重新挖掘倫敦南區社會現實的效果。
蘇格蘭作家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uart）的小說《舒吉·貝恩》（Shuggie Bain）選擇了柴契爾時代的格拉斯哥作為描寫的地區，當工業衰退，失業率上升後，生活在格拉斯哥的人民陷入了生活的困境，這段歷史需要一本小說來進行講述。舒吉·貝恩在書中被迫搬到了一種名為坑口（Pithead）的地方居住，角色的善良與無私更襯託出了當時悲慘蕭條的社會氛圍。
另外，有兩位入圍的黑人作家也用不同的寫作方式表達自己對種族問題的理解。
生於1987年的美國黑人作家基莉·裡德（Kiley Reid）的首部小說《如此有趣的時代》（Such a Fun Age）在當下這個時代繼續強調種族問題，小說開頭一位黑人因為帶著自己白膚色的孩子進入超市而被警察懷疑為綁架犯。小說不局限於種族矛盾，它同時探索了關於愛情、友情、家庭等常見的話題。因為對千禧一代生活方式的戲仿，基莉·裡德也被稱作「下一個薩莉·魯尼」——然而這並非一個很高的起點。
而在種族問題上，入圍的另一位黑人作家布蘭頓·泰勒（ Brandon Taylor）的小說《真實生活》（Real Life）的寫作觀念則更加激進，泰勒堅持認為「談論黑人藝術的方式，是白人看不見的」。他厭惡自己被稱作「黑人酷兒作家」，也厭惡黑人的服裝被稱作「街頭風格」，厭惡自己的作品被白人們的評論家寫文章評論，對媒體對自己進行的任何報導都十分警惕。《真實生活》這本小書泰勒用了五周就寫出來了，他在這本書中還原了自己真實的大學校園生活。他面對採訪時表示，「白人和異性戀在閱讀我的書時，將不會體會到這本書裡發生了什麼」。泰勒表示自己並不想要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能在所有人內心引起共鳴的作家，他的書就是要寫給固定的小群體看，在自己想要的群體中表達自我，「是這個世界告訴我要這麼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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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描述不同地區的作品
科倫姆·麥卡恩的小說《無限邊形》（ Apeirogon）作為他的第七部作品，在形式上做了一些頗有暗喻性的嘗試。這位英國作家將聚焦的目光放到了遙遠的中東地區，在他看來，美國的介入、不同國家的政治勢力不斷拉扯著這個地方的現實，讓它變成一個具有無限個邊的、難以明確的形狀，這本小說共有1001個章節，也是在向經典作品《一千零一夜》進行後現代的致敬。
衣索比亞裔美國作家馬薩·蒙吉斯特的小說《影子國王》（Shadow King）則從上世紀30年代的衣索比亞寫起，人物經歷了義大利法西斯軍隊的入侵和國家的獨立戰爭，並且在歷經磨難的歷史過後獲得了一個溫馨的結局。
安妮·泰勒（Anne Taylor）的小說《路邊的紅髮女郎》（Redhead by The Side of The Road）用平凡的散文化語調，描述了一個美國家庭的生活。美國華裔作家帕姆張的小說《山中有多少黃金》也講述了美國淘金熱的歷史，但她選擇了參與淘金熱的華人作為小說的描寫對象，這本小說同樣是作家的處女作。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宮子；編輯：走走；校對：王心。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