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嫁妝」，相信每一個有社會生活經驗的人都不陌生。毛立平博士在《清代嫁妝研究》（以下簡稱《嫁妝》）的導言中提出：「嫁妝，是女子出嫁時娘家陪送的財物，亦稱『嫁裝』『嫁資』『妝奩』『奩具』等。」她試圖以物權為中心，對清代的嫁妝進行考察。因此，她認為：「嫁妝是母家贈送給女兒供其帶到婆家使用的財物。」（3頁）
毛立平著《清代嫁妝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3月
眾所周知，在傳統的婚姻締結過程中，男家是要向女家提供聘禮的。或稱彩禮、財禮。對於這筆彩禮，《嫁妝》也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但給出了一個簡明的認定：「聘禮是男家送給女家的禮物，使用權和受益者應為女方家庭。」（164頁）這樣處理，其方便之處不言而喻，但是，與實際的社會生活相去較遠。
為了說明傳統婚姻締結過程中的財務往來，對嫁妝的來源和構成做清晰的揭示，我設計了一個計算公式。這個公式由兩部分構成。
嫁妝的計算公式首先，從男方角度看。傳統的婚姻，因為是從男居，男娶女嫁，從締結婚約到正式迎娶，男方須多次、以多種形式向女方提供一定數量的禮金和禮物。可統稱為財禮，或雅稱彩禮，亦稱聘禮。這筆彩禮（M），其表現形式、饋送時機和次數因時代、地域、人群的不同而各有差別，這都不構成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饋送對象。大而別之，其受禮對象只需分兩類。一類是女方家人，特別是女方父母（M2）。另一類是新娘本人（M1）。這樣，男方付出的彩禮可以用公式（Ⅰ）來表示：
M=M1+M2（Ⅰ）因為受禮對象不同，寄予其中的經濟關係便呈現出兩條清晰的理路。M2屬於人情往來，受禮人可以照單全收，或在接收後小有回饋，各受當時當地風俗的制約。而M1則須在新娘過門時帶回男方家中。
因此，從女方角度看，嫁妝（J）的來源也有兩個基本構成，可以用公式（Ⅱ）表示：
J=M1+F（Ⅱ）其中，F表示來自女方家庭的饋贈。如果細分，有來自新娘父母的贈予，也有女方親戚或閨蜜的添箱，還可能有新娘本人婚前的勞動所得，等等，但在此不需要區分。重要的是將F與M1區分開來。嚴格地講，F部分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陪嫁」「陪送」。如果籠而統之地將「嫁妝」（J）視作「陪送」「陪嫁」，以為它們是一回事，顯然屬於不明就裡。
《嫁妝》一書引用了大量史料，並製作了多幅表格，如表3-2「嫁妝與聘禮關係舉例」（160-163頁），表5-1「貧家陪嫁舉例」（237-239頁）、表5-3「地方志中的奢嫁記載」（248-253頁）。這三個表中有不少現成的史料，可以證明上述公式（Ⅰ）（Ⅱ）的成立。例如：
（1）民國《安達縣誌》：「家愈貧，而聘金逾多，甚有蕩其所有僅足謀一婦者，而女家妝奩則除一身更無長物矣。故俗諺有曰：『富者聘女，貧者賣女。』陋習相沿，殊可慨也。」（239頁）這八條史料，例（1）中「富者聘女，貧者賣女」一語，可以證明M2的存在。事實上，其他例證中雖然沒有明確指出，但按照人之常情，女方父母養了一個姑娘嫁給男方，男方無論如何總不至於一點兒禮物都不給的。所謂「貼錢嫁女」只是就雙方往來的經濟總量來說的。因此，M2的存在應該是不證自明的。公式（Ⅰ）的要義在於揭示M1的存在。如果沒有M1，公式（Ⅱ）就無法討論。
其餘七條史料，例（2）（4）（5）（6）是將M1用於置辦嫁妝（J）。例（3）（7）是將聘禮（M1）原物璧還。這些都可以清晰地揭示公式（Ⅱ）的存在。例（8）從表面上看似乎M1沒有發生，因為這筆彩禮根本就沒有送到女方家去。但既稱「倒辦」，也就是男方代替女方辦的，辦了以後總歸是給新娘子享用的，因此，這種情況M1實際上還是發生了，只不過付給地點是在男方家，而不是先送去女方家再帶回男方家。
嫁妝計算公式的應用利用公式（Ⅰ）（Ⅱ），可以較清晰、準確地分析傳統婚姻締結過程中的經濟往來關係。
毛博士在《嫁妝》一書中，想繞開上述M1、M2、F諸項參數，籠而統之地從物權角度加以檢討。該書先是樹立一個前提，認為男方將聘禮送給女方家以後，其「使用權和受益者應為女方家庭」，以至「女方父母可以將聘禮轉化為女兒的嫁妝，也可以利用聘禮作為家庭其他的經濟支出」（164頁）；而「嫁妝是女方家庭饋贈給女兒女婿的禮物」（205頁）。由此將討論向縱深發展，將其引向婦女的財產繼承權。
這一立意，當然是無可厚非的。但因未能分析出M1、M2、F諸項參數，致使該書在討論中往往不能導出一針見血的結論。例如，第三章「嫁妝與清代婦女的財產繼承權」第一節第二部分「從嫁妝與聘禮的關係看婦女的財產繼承權利」，作者寫道：「嫁妝與聘禮有著密切的聯繫」，「它們有時成正比」，「有時成反比」，「許多情況下，嫁妝還由聘禮轉化而來」（160頁）。這就完全不能說明聘禮（M1）與嫁妝（J）之間的數量關係。
事實上，應用公式（Ⅰ）（Ⅱ），還可以看到《嫁妝》一書對聘禮（M）、嫁妝（J）的物權解釋並不到位。
按照《嫁妝》書中的理解，最難以解釋的恐怕就是前述同治《筠連縣誌》中的「有女家貧不收採禮，奩具悉聽夫家自製，謂之『倒辦』者」。按照正常理解，男家把彩禮送到女家，女家再用這筆彩禮置辦妝奩，兩邊都風風光光的，有何不好？
又，該書第五章述及「一些家庭在陪送嫁妝時使用欺騙的手法」時，曾徵引同治《洪洞縣誌》的記載：「近俗竟有假妝奩為餌，以爭財禮者。既有用銅錫充數，以騙親者；更有以好看為名，令男家借取首飾、幣帛，及賺物到手，或盡裁減，或竟當（賣）者，致使日後殘恨其婦，詬詈其婿，究以兩姓之好，遂成仇讎。」這裡面包含兩種情況。對此，毛博士的解讀是：「女家以置辦妝奩為名向男家爭要聘禮，到手之後即使用欺騙的手段，用『銅錫』冒充金銀器物為嫁妝；或者女家令男家借取他人物品以充體面，而用後不還，甚至當賣。」（244頁）
應該說，毛博士的前半解讀是到位的，即女家以置辦妝奩為名向男家爭要聘禮。但是，如果聘禮真像《嫁妝》書中所認為的其「使用權和受益者應為女方家庭」，女家怎麼會「令男家借取首飾、幣帛」，直接要不就完了？如果男方認為女家「也可以利用聘禮作為家庭其他的經濟支出」，怎麼敢借首飾去送給女家？
由此可見，男家的聘禮（M）當中，有一部分（M1）根本就不是送給女方家庭的。儘管它從形式上被送到了女方家，但物權並沒有轉移過去，其使用權和受益者仍屬於男方家庭，女方家庭不可以對它隨意處分，它必得隨新娘過門而回歸到男家。一旦不按這個遊戲規則玩，就會付出沉重代價。
上引同治《洪洞縣誌》資料中，女方家庭自作聰明，或是「用銅錫充數」，或者裁減、當賣，導致M1不能完璧歸趙。男方拿女方父母沒辦法，只好「殘恨其婦」「遂成仇讎」以為報復。而前述同治《筠連縣誌》中所述的「倒辦」，顯然是為了避免出現這一後果，索性從形式上不把M1轉移到女家去，而是直接在男家置辦，以絕後患。
這裡面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是，史料中對M1、M2不加分別，都籠而統之地稱為「聘禮」。因此，在具體史料中，所謂「聘禮」，到底是特指M2，還是包含M1，需要體察人情世故仔細領會。如乾隆《安溪縣誌》所載：「貧者嫁即先講定聘金若干，聘金少者無妝資，衣裳只是布素。」（238頁）其中，開頭所謂「先講定聘金」，指先講定M1和M2；「聘金少者」指M較少；「無妝資，衣裳只是布素」意味著M1也很小。
在此，我們可以用公式（Ⅰ）（Ⅱ）推演出聘禮、嫁妝數量的普遍情形。
如果是貧家，在公式（Ⅰ）中，M當然總體上會很小。但是，當M變小，壓縮的只是M1，不會是M2。從男方的角度來說，這裡面可以從兩方面考慮。一方面，因為窮，籌措資金肯定是件煩心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M1反正是要回來的，不如把它省了。即使不能省，也要儘可能讓它縮小，這樣，籌措資金的壓力就會變小。而另一方面，如果把M做成M1、M2兩部分，萬一送過去後，女方把它全當成M2，本應該作為M1返還男方的部分也不返還了，男方會很麻煩。因此，從資金安全角度來說，也會儘量地省掉M1。省掉這一部分，只是面子上不好看，並不影響實際。而如果省了M2，那女方父母絕對不會同意。於是，用公式來表示：
M1=0這就是俗語所說的「買賣婚姻」。即男方給女方父母一筆彩禮，然後把人領走。這種情況下，也就不要談啥嫁妝不嫁妝的了。
須特別指出的是，在公式（Ⅱ）所示的經濟關係中，就習俗層面來說，嫁妝J最基本的來源是M1而不是F。
道理明擺著：對富家來說，M1和F都可以很大，即通常所謂厚聘、厚嫁。但對窮人來說，F往往趨於零。此時J還能否存在，其實取決於M1之有無。《嫁妝》中曾引清代俗諺「上等之家貼錢嫁女，中等之家將女嫁女，下等之家賣兒賣女」（11頁），反映的正是這一規則。用公式來表示，便是：
上等之家：M=M1+M2，J=M1+F；其中，F比較大，是以「貼錢」。這個公式是以從男居為模版而寫出來的，如果雙方協商，婚後從女居，即通常所謂「入贅」，那麼男女雙方換位即可，並不影響計算結果。這種婚姻，由於傳統父權家長制的文化影響，一般只有男方萬不得已才會答應，絕大多數發生於下等人家。所以，下等之家除了「賣女」，還有「賣兒」一說。
明乎此，要從嫁妝（J）中探討女性的財產繼承權，恐怕只能令人失望。因為，在J=M1+F這一經濟關係中，只有F部分來自女方家庭。而這一部分，只有「上等之家」才會有一定數量。對於廣大的中等、下等之家，F是無限趨於零的。
幾點感想嫁妝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社會現象，但顯然中國的嫁妝有其強烈的自身特色。上述嫁妝的計算公式（Ⅰ）（Ⅱ），本身並不複雜。但從中可以得到不少啟示。
最大的啟示是，研究中國的傳統社會，一定要從本土的人情世故出發，對傳統社會有設身處地的理解。《紅樓夢》中有一副著名的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現在我們做社會史研究，完全應該把它銘刻在座右。
所謂「世事洞明」，我以為最根本的一條是，凡事不能從條條框框出發，而應該著眼於社會實際。儘管古代的法令、條規可能有這樣那樣的規定，但一定要注意其實行情況，絕對不能以紙上的空文去代替活生生的事實。而歷史，終歸是靠事實說話的。
例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百二十五規定：「漢人婚娶納採及成婚禮，四品官以上，綢緞不得過八匹，金銀首飾不得過八件，食品不得過五十。五品以下官各減二，八品官以下有頂戴人員以上又各減二。軍民人等，綢絹不得過四，果盒不得過四。其金銀財禮，官民概不許用。至庶民婦女，有僭用冠帔補服大轎者禁，違者罪坐夫男。」《嫁妝》一書認為：「此法令雖然是針對男家納採而言，其中的『其金銀財禮，官民概不許用』對於女家陪嫁也同樣具有約束力，直接證明婚嫁中用金銀屬於違法行為。」（183頁）在道理上，這樣的理解是對的。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規定其實是一點兒約束力都不會有的，尤其是對普通百姓。中國的社會就是這樣，很多事情規定得很細、很嚴苛，但正因為規定得太細、太嚴苛，事實上這樣的規定根本就沒法實行。如果一切按規定執行，世上早就沒有人走路了。
從道理上講，絕大多數人都希望自己的結婚只有一次，如此重要的人生禮儀，但凡有條件，誰不想弄點金銀裝點裝點。而事實上，那麼多清代史料，包括小說、影像資料表現的婚禮，除了赤貧，有幾個人在結婚時沒有上述所謂「違法行為」。那麼多人「違法」，說明這樣的規定根本就不具備推廣的意義。比較合適的做法，應該是根據歷史上的實際生活，去研究這樣的規定為什麼制定，制定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施行。而不是反過來，先肯定它，然後來想像古人的生活。
又如，《禮記·內則》中有「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的記載，希望家庭生活中的婦女無欲無求，就像生活在真空中一樣。可是，古人也是人，古代的生活也是生活。古人不可能人人都信奉儒家禮教；即使信奉禮教、謹遵法規，也不見得都是堅持「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道學腐儒。出自《禮記》的這五個「私」字，在現實生活中絕不可能有任何意義。且不說普通人，古來那麼多講究修齊治平的讀書人，誰見過他們誰家的婦女曾那麼無「私」？曾國藩，一代理學名臣，卒諡「文正」，他夫人去世後每個女兒各分得八百兩銀子，這不是「私」又是什麼？總不能說曾家是一個例外吧。
這幾個例子是對「世事洞明」的解說。至於「人情練達」，應該承認有相當大的難度，我也只能是心嚮往之。不過較有感觸的一點是：研究過程中恐怕不必有太多的理論關懷。
研究中國的社會史，最怕的是不管中國具體的情況，生拉硬拽地找一些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和視角，割裂中國的具體事實，拼命塞進去。看起來挺新穎，其實不解決問題。
例如，用西方的物權觀念來研究中國傳統的嫁妝，其中就有許多窒礙之處。一些西方學者，他們在西方的社會環境中長大，看待中國傳統嫁妝戴著一副西方的眼鏡，這是他們自身的特點，可以理解。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當然也可以用一些西方的理論，但在用之前一定要先對前提進行檢驗。一定要對適應性加以充分論證。中國古代根本就不是法治社會，很多與法律相關的概念與西方完全不一樣。因而其表現形式和運作規則根本就無法簡單類比。
上文曾提到，聘禮雖然是男方送給女方家的禮物，但其中M1的部分，其物權並沒有轉移給女方，必須隨新娘過門，以嫁妝的形式回歸到男方家。回歸之後，《嫁妝》一書斷言：「即使女方家庭將聘禮轉化為妝奩返回男家——這是清人常常使用的做法，這筆財產也與新婿的父母無關了，他們必須在分家時重新考慮分配給兒子的財產份額。」（164頁）這是十分富有現代法律意義的表達，但不符合中國傳統的思維習慣。據我所知，一個人家但凡兒子數量在兩個以上，父母在考慮任何大額開支時，都會聯想到分家的份額。聘禮作為一項大額開支，如果返回男家後只歸小夫妻倆享有，那只不過是分家時他們應得財產的一部分，要不然就亂套了。
況且，有很多種情況，導致聘禮返回男家後，其所有權並不屬於小兩口。上引資料中，聘禮系借自他人的金銀首飾，用過後肯定要歸還，自不用說。有時還會出現一些特殊現象。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證：曾寶蓀之母為廣東電白人，按廣東風俗以「平妻」身份嫁給曾廣鈞，曾寶蓀祖母郭太夫人大不以為然，竟要新娘「交出所有聘禮」。這一事例雖然總體來說不算多見，但至少可以說明，聘禮M1部分返還男家以後，其物權並非與新郎的父母無關。
因此，我總以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事情，如果要拿西方、現代的一些觀念來分析，實在是需要小心而又小心的。有些東西表面看來像那麼回事，而內中卻未必然。並不一定特別複雜，關鍵是邏輯理路不一樣。此時，要緊的不在於有什麼理論關懷，而是要把事實和道理搞清楚，即俗話所說的「人情事理」。像《嫁妝》一書中反覆認定的「嫁妝與聘禮的多少往往成反比」（11、62頁），這就於人情不合，於事理不通。嫁妝與聘禮「成反比」，天底下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事，如果這樣，誰還願意送聘禮？一分錢不送，豈不是可以得到更多嫁妝？
該書中引述了民國《萬全縣誌》中的依據：「蓋貧家聘禮，只索錢財，不重物品，其妝必少，甚至毫無。富者重禮物，不索錢財，其妝奩反多。」（62頁）但原文講的錢財、物品，只是表現形式，不可能指價值。所謂「貧家聘禮，只索錢財，不重物品」指的是M2。這是送給女方父母的，當然以錢的形式較為靈活機動。而「富者重禮物，不索錢財」，則無論M1或M2。至於「妝奩」，貧少富多，可謂當然之理。
至於價值，民國《萬全縣誌》這條記載中，富者的禮物不可能少於貧者的錢財。有些禮物其實很值錢。我所知有這麼一條例證：民國時一青年，被他同學的母親看中，想把女兒嫁給他，要他拿四件金首飾作為聘禮。才四件，價值已近兩千元。當事人說「這是舊時習俗」。顯然清代的情形相去不遠。
總之，我認為，做社會史研究，還是應該像古人所強調的那樣，讀書、明理。這個理，它不全在書上，更重要的是包含在實際生活中。只有先弄明白其背後的理，然後才能去談其他。
（本文摘自張偉然著《女性與親情文化：基於湘東南「討鼓旗」的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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