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個理想的社會，其大多數應該是由中產階層組成的社會。因為我們可以設想，在任何社會中，富人都不可能是其中的大多數（僅限於該社會來說），而窮人成為一個社會中的大多數則完全可以——事實上人類就是從這樣的歷史走過來的，但這並不是我們所願意見到的社會。然而，什麼是中產階層呢？或許可以有很多標準，但什麼是標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要有可以讓這個階層生長的空間。
最近媒體正在討論一個令諸多人士都非常關心的話題，即什麼是中產階層？甚至人們相互之間都在將自己與中產階層比照：自己是否已經跨入中產階層的行列？對照的一個標準就是根據最近的一個抽樣研究報告，在中國，家庭年均收入在6萬~50萬元之間的收入階層應當是中產階層；該統計進一步指出，按照這個標準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將由現在的5.04%擴大到45%。
難以界定的「收入」標準
這個標準是用分別通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間，美元和人民幣之間以及購買力評價等三重標準換算來進行的，而實際上通過三重標準進行換算，一個明顯的問題之一，就是美元和人民幣之間的匯率，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標準換算，實際上不現實，因為購買力評價意義上的匯率究竟是多少，在目前尚未明確；除此之外，人均GDP多少和人均收入的高低之間的相關程度往往會因為不同國家之間的分配製度和條件不同而產生不同。因此，總體上看，這樣的中產階層收入標準能否適用於中國國情，還需要實踐來檢驗。
而且，中產階層在國際上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即使按照收入標準，每個國家由於國情、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狀況不同，中產階層的收入標準實際上也不一樣。比如在美國，有人認為凡家庭年收入在2.5萬美元至10萬美元之間的都可以算是中產階層。而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指出，印度現有中產階層約3億人，其標準是：凡年均稅後收入在3.375萬盧比到15萬盧比(約合700~3000美元)的家庭均可算是中產階層家庭。因此，就收入標準來看，國際上的確沒有一個統一的中產階層標準，如果參照國際標準定義中國的中產階層的收入標準，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
數字背後的真實內涵
實際上，判斷中產階層不能夠僅僅看收入多少，還要看財富，即某一個時期收入的積累程度如何；收入和財富不同，收入是一個流量，而財富則是一個存量，收入高不等於擁有的財富就多，一個人（比如年輕的大學生）擁有很高的年薪或者工資收入，但是卻有可能沒有很多的財富，如沒有房子，沒有車子，沒有各種金融資產等；但是另一個人沒有很高的工資收入，但是他可能會擁有一生的財富積累，擁有房產、車子或者各種金融資產等。因此，判斷中產階層，除了看收入以外，還要看財富，而不能夠僅僅看收入的數量多少。
其次，判斷中產階層還要分析其生活方式、思想狀態以及社會地位。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中產階層」不僅包括經濟狀態，還應當包括地位、聲望、教養職業、社會交往等等諸多指標。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50多年前早就強調，作為一個新興社會群體，與其生活、心理和社會地位狀態相適應，中產階層內涵還應當包括與之相聯繫的比物質收入更為重要的責任、權利。
因此，中產階層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除了緊張的勞動和工作以外，他還有充分的閒暇時間，不僅追求高收入，更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和改善。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他可以根據勞動和閒暇的效用大小，在勞動和閒暇之間進行自主的選擇，因此對自己的勞動和工作具有自由自主的支配權。從社會地位來看，中產階層往往是構成一個社會的中間力量，不僅擁有較高的經濟地位，也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往往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和推動力。從思想狀態來看，中產階層一般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道德修養，對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和社會認同感以及社會主流文化具有很強的影響力。
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的需要
從宏觀意義上說，一個社會中究竟能否誕生出代表主流發展趨勢的中產階層，這取決於諸多的經濟社會發展因素和宏觀意義的基本條件。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層是誕生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程度高度發展，市場化程度高度完善，產業結構高度化演進，勞動就業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社會財富積累到相當程度，並且收入分配相對公平，全社會教育程度相當高這樣一個物質基礎雄厚，政治制度完善以及文化設施發達，從而經濟社會福利程度較高的這一特定的階段上。因此，中產階層本身不是簡單的一個收入標準問題，而是與經濟體制變遷、經濟發展階段、社會結構以及文化心理等都發生十分深刻變化相聯繫在一起的綜合產物。
中產階層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小問題，而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和意義的大問題、大事情。中產階層作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的決定作用，特別是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更具重要的特殊意義。
就當前的中國而言，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要急於擴大、增加甚至於「統計出」究竟有多少中產階層的問題，更不是依靠單方面的意願人為地「製造出」一個中產階層群體。未來會有多少比例人口成為中產階層，所有這些實際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首先通過加快體制和制度創新，奠定中產階層發展的體制和機制條件。另一方面，需要在此基礎上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並以此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演進，形成中產階層發展需要的合理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為中產階層的發展奠定物質基礎。
唯有如此，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才能夠離中產階層越來越近，中國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層才能夠作為一個階層而出現，才能夠作為一個社會中堅力量而出現。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助理副研究員）
（ 責任編輯：周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