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邦 韓松
1965年，當利奧·梅拉梅德決定專門投身到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的期貨交易中時，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今後他的一生將會成為美國乃至整個世界金融史上光輝顯赫的一頁篇章。在他的領導下，CME開創了現代金融期貨並推出了國際貨幣市場（IMM），並在經過10多年的風風雨雨後，由一個普通的有些平庸的農產品期貨交易所，變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心。
誤入「期」途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樣一個歷史人物進入期貨圈子，起因卻是對一個招聘廣告的錯誤理解。
1932年，利奧出生在波蘭別列斯託克市的一個猶太家庭。當1939年二戰爆發時，利奧的父親帶領一家人歷盡艱辛逃到了美國，並最終落戶在芝加哥。在這裡，利奧很快融入了新文化。1952年，還在法律學院讀大學的利奧結婚了，雖然獨立生活是青年人的嚮往，但自由也是要支付代價的。儘管利奧的父母替他負擔了部分學費，但伴隨學習而來的經濟壓力，使利奧迫切需要一份工作。
作為將來準備以律師為職業的人，利奧試圖在某個律師事務所裡找一份法律事務員的工作。當他在報紙上發現美林公司招聘「跑單員」時，美林那長長的名字（美林全稱為梅裡爾.林奇.皮爾斯菲納和比恩公司）使利奧誤以為這是一家歷史悠久的律師事務所，而「跑單員」則是負責往法院跑腿遞材料的幫手。
第二天早晨，利奧按報紙上的地址去應聘，卻疑惑地發現自己來到了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樓。由於以往從來沒到過經紀公司，直到被錄用，他才知道這裡和法律沒什麼關係，而是個專門交易雞蛋和洋蔥期貨和約的交易場。而「跑單員」的任務也不是往法院「跑腿」，而是奔跑於接單電話和場內經紀人之間傳遞買賣指令。
也許利奧就是上帝賜給CME的禮物，儘管從來沒接觸過這個行當，利奧卻馬上被交易池中人聲鼎沸的情景俘虜了。雖然他還不懂這是怎麼回事，但他卻覺得那裡既神奇又激動人心，並渴望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利奧此後幾十年的期貨生涯就此開始了。
兼職交易員
利奧很幸運，他的第一個老闆——喬•西格爾恰好是當時CME的理事長。聰明的利奧通過觀察和學習，既學會了大量期貨知識，也目睹了如何管理一個交易所。到1954年利奧在大學的最後一個學年時，他已經在CME工作了15個月，成長為一個肩負重要責任的電話接單員，並結交了不少圈子裡的朋友。而他在別的經紀商的幫助下偷偷做的一些小額交易也賺了不少錢。這使得利奧更加迫切地希望成為一個會員，光明正大地進入交易場。
當時一個CME的席位需要3000美元，利奧把他父親帶到交易所參觀，並說明了他希望成為會員的理由。儘管利奧的父親是個老師，但猶太人的經商天性還是使他馬上理解了兒子的願望，並拿出一半積蓄借給利奧購買席位，使利奧成了兼期貨交易員的法學院學生。這樣，利奧上午交易雞蛋和洋蔥，下午學習稅法和遺囑法，而且居然雙雙取得佳績。學習成績是A，交易池裡的收入也很快達到12000美元，這足以支付學費和一家的生活費了。
從法學院畢業後，利奧與人合夥開了個法律事務所，一邊做律師一邊做期貨。然而，期貨交易可不是隨便玩玩就能幹好的工作。由於經常被律師方面的工作困擾，利奧沒法保證足夠的時間盯住市場，因此交了不少「學費」。當然，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也和當時CME的混亂狀況有關。
當時的CME雖然歷史悠久，但也恰恰因此有些腐朽。近親繁殖式的會員結構、輪流坐莊的理事長、過時的理念和規則，種種弊端使得CME充斥著操縱市場的行為，「多逼空」或「空逼多」的行為屢見不鮮，利用內部消息操縱交易也時有發生。
而這些行為卻被交易所當時的管理層視為家常便飯，甚至他們自己就參與這種不法行為。例如CME以前的主席邁爾斯•佛裡德曼，就曾經幹過一件讓所有會員瞠目結舌的事。
當時，美國政府發電報給交易所，告知政府準備在全國啟動學校午餐計劃，這無疑對雞蛋市場是一個重大利好消息。而佛裡德曼不但沒按其職責將消息通告各會員，還搶先把所有的雞蛋賣單一掃而光。而當時的理事會卻不敢對這種明目張胆利用內部消息的操縱行為予以懲罰，只是卑躬屈膝地請求佛裡德曼平掉一些頭寸減少些許利潤。佛裡德曼的不良行徑給他帶來的卻是「正當收益」，而他的主席也照當不誤。
作為新生代交易員的代表，利奧對這種行為逐漸感到深惡痛絕。而且他覺得這種行為使期貨市場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降低到如同「妓院」一般，嚴重削弱了期貨市場的功能，阻礙市場的發展，甚至威脅到交易所的生存。
為改革而戰鬥
長期對不良行為的縱容，終於使CME遭受了懲罰。
1957年，由於種植洋蔥的農場主在CME沒有進行保值，反而參與到逼空的投機中，結果當操縱市場行為失敗後，洋蔥的價格報復性地跌到歷史谷底，甚至比裝洋蔥的麻袋還便宜。而由於期貨市場的形象過於惡劣，當投機失敗的農民們開著拖拉機鬧事時，政府不但沒有追究他們的責任，反而於1958年通過立法取消了洋蔥期貨。只剩下一個品種的CME已經快到窮途末路了。
到1961年，CME增加了新的交易品種——豬腩，但是交易所的氣氛依舊低迷，成交量繼續萎縮。利奧還是個兼職交易員，但他參加了一些與他有共同想法的新生勢力組成的經紀人俱樂部，並不斷地說服其他會員支持他們，準備通過變革來改善交易所的內部環境。但他們卻發現，理事會對他們的意見根本無動於衷。作為律師，利奧敏銳地發現了問題的癥結。原來，按照當時的特別規則，最高權利機構——會員大會——的法定人數被規定為300名，即當時會員數的60%。這麼高的百分比，實際上使會員大會形成決議幾乎成為不可能，因此交易所的領導權實際被一小撮會員控制，而普通會員根本沒有發言權。
利奧提議大家一起努力徵集到300名會員召開一次特別會員大會，而會議的議題就是將會員大會的法定人數降低到100名，這樣理事會就再不能利用這個規則而使會員大會名存實亡了。在他們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努力下，這個看似難以達到的人數卻被他們徵集到了。而就在這年6月的大會上，利奧作為「造反派」的代表提出了降低法定人數的動議，並得到了多數票的支持。
儘管理事會的成員對反對派的行徑無比憤怒，但他們的法律顧問明白地告訴他們，如果拒絕會員大會的動議，將使他們面臨不利的法律地位。而在利奧領導下的會員們，會毫不猶豫地將鬥爭進行到底，並且最終必然取得勝利。無奈之下，理事會選擇了妥協，主動通過了決議。從此，利奧一夜成名，成了交易所新生勢力的代表。
利奧明白，革命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而這次小小的勝利只是變革的最初一步。主要的變化將在今後幾年發生，而利奧已經做好了持續戰鬥的準備。
「利奧理事長」
1965年，已經被證明是一個不錯的律師的利奧，最終無法抗拒做一個全職交易者的誘惑，徹底放棄了律師業務，全身心投入到了期貨市場中。這雖然導致他父親足足一年不肯和他說話，利奧卻真正開始了如魚得水的交易員生涯。他覺得自己有一個使命：徹底地沉浸在CME的政治框架中。
1960年代正好是美國新生一代爭取自身權力的時代，利奧和其他普通會員也同樣希望對自己的生活和命運有更多的發言權並得到精神上的平等。但是，儘管4年前通過了法定人數降低的規則，但理事會依舊漠視普通會員的觀點，對面臨的困境毫無作為。鬥爭因此不可避免。
利奧利用1966年底的會員大會，向大家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來與古老的理事會做鬥爭。他以一個以CME為謀生場所的交易員身份告訴大家，如果不引入新想法，建立新秩序，交易所將可能面臨死亡。大家已經被逼倉搞累了，希望有一個公平的市場，規則應該能用於任何人。這在會員中產生了強烈共鳴，並使得利奧他們提議的全民公決規則以壓倒性多數順利通過。在次年1月的理事會選舉中，利奧以高票入選CME理事會並擔任理事會秘書，成為第一個不是當權者親戚或關係戶的新型理事。
利奧信守了自己的諾言，他向卷緊的發條一樣瘋狂地工作，傾聽會員的聲音並服務於會員。一系列新的變化發生了，而利奧成了所有會員都認識的透明人物。到1969年，利奧以近90%的得票率再次入選理事會，並成為CME歷史上第23位理事長。
「不許再胡鬧了」
作為一個理事長分析一個組織的缺陷，和精神病醫生給病人看病差不多，因為問題都是來自內部的疾患。利奧在就任後開始了他為CME的診療，而市場操縱在他看來是最嚴重的病因。
期貨市場本來應該是最公開的交易市場，所有的交易人員面臨相同的信息來進行判斷，而市場則依據他們判斷的對錯予以獎勵或懲罰。但市場操縱者總認為，只要他們有足夠的金錢和權力，就能夠扭曲市場而只賺不賠，和作弊沒什麼兩樣。當他們利用混亂的規則和軟弱的管理確實做到這一點卻不被懲罰時，結果便是引起更多人的貪心並造成大多數會員的經濟損失。
利奧認為，一個新CME的基礎必須基於新的規則和有辦法終止市場操縱的新紀元，因此市場不能再允許逼倉存在，他決定對操縱者宣戰。解決這個問題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要有完善的遊戲規則，以往的交易所規則過時而且前後矛盾。利奧用了一年多時間，組織了幾十個委員會對規則進行了極其費力的審查和修訂。當這一任務完成後，CME的章程終於變得清晰和具有權威性了。
考驗很快就到來了。一位從1930年代就是CME會員的大公司——索爾•斯通公司企圖囤積大量可交割現貨而對豬腩市場逼空。利奧決心阻止這種行為，他找到索爾•斯通，明確表示他的囤積行為已經違反了規則，並要求他在下周五之前平掉一半頭寸，否則交易所將按照規則單方面提高他的保證金比率。老資格的索爾按照對老習慣的理解，拒絕按照利奧的要求改正自己的行為，周一過去了，他的持倉一點沒減。
周二早晨，索爾依舊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利奧給索爾打電話，平靜地通知他交易所沒有虛張聲勢，他將在今晚收到對其持倉保證金比例每天提高25%的正式通知。索爾聽完後，一言不發地掛斷了電話，利奧以為對方不相信他的話是當真的。但很快，豬腩市場就出現了跌停板而且連續跌停了幾天，原來索爾將他準備逼空的持倉減了下來，自己也認虧幾十萬美元。
一場危機以利奧的勝利宣告結束，但他並不高興。雖然勇於面對問題是他的管理風格，但如果總是面對這樣的事情也實在令人心力憔悴。一年之後的「豬腩審判」，利奧讓CME的形象進一步提高——歷史上第一次，一群試圖逼倉的交易員被交易所公開問責。1970年10月，他們在CME理事會前回答指控，而審判則對所有會員開放。這觸動了所有會員，CME也從此進入了不許胡鬧的新紀元。
追求卓越——孕育金融期貨
利奧飛速地工作著，在擔任理事長的頭一年裡，他令人不可思議地完成了改革交易所規則、整頓操縱市場行為、重組部門和委員會、會員參與交易所管理、擴建交易大廳、改善公共關係、建立免稅信託健全交易所財務基礎，以及開始產品多樣化的進程等眾多任務。一系列舉措使CME充滿了活力，交易量開始迅速上升，交易所不得不開始建新大樓來滿足交易需要。
但利奧並沒滿足於這些成績。作為一個追求卓越的人，他認為期貨交易所是一個合約競爭生存的生態系統，期貨合約如果不能符合市場需求，必定會滅絕，所以他希望創立一個能多樣化的新品種，從而使CME由優秀的變為卓越的交易所。
1960年代末期，國際貨幣市場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吸引了利奧的注意。1967年的英鎊貶值，標誌著以固定匯率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出現裂痕。而利奧從中嗅到了建立一個面對所有投資者（包括大的和小的投資者）的貨幣市場的契機。他的直覺告訴他，凡是固定比率轉為浮動，其中蘊藏的風險就必定需要一個消化場所，因此一旦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金融界應該可以比農業界更好地利用期貨市場。而CME則可以為這樣一個市場提供設施、通訊、公共參與者和專有技術。到1970年，利奧決定開始著手進行建立貨幣市場的準備。
建立金融期貨市場非常具有革命性，乃至利奧覺得他需要權威人士告訴他，是否這個想法太過超前。他的運氣不錯，在芝加哥就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市場經濟學家——密爾頓•佛雷德曼。利奧認為，如果連這樣權威的學者都能肯定他的想法，他拼命追求的建立卓絕的CME就應該為期不遠了。而佛雷德曼認為，這樣一個市場是「富有想像力」的，雖然他並不知道是否會成功。這鼓舞了利奧，他很快向CME理事會說出了他的設想，一些成員雖然有些疑惑，但卻沒有公開反對事實證明「一貫正確」的理事長。
現代期貨的誕生
然而想法是沒有專利的，1970年4月，紐約的國際商業交易所開始提供貨幣期貨合約。利奧很是擔心，但好在考察後他發現，那裡的和約設計有問題，缺乏對機構投資者的吸引力，而且由於固定匯率尚未退出歷史舞臺，沒有足夠的變動是無法維持期貨合約生存的。果不其然，這個合約很快銷聲匿跡了，而利奧則在一邊積極準備合約的設計，一邊耐心等待匯率浮動的到來。
1971年8月，由於巨大的赤字壓力等多方面原因，過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終於維繫不住了。尼克森總統宣布關閉黃金兌換窗口，給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震動。利奧意識到，很快大家就會明白美元的價值將更多地取決於與其他外幣的相對價值，而他想建立的貨幣期貨市場，將為之提供避險和投機的機會。更讓他興奮的是，這個市場將大到任何人（包括政府）都無法進行逼倉，價格將由市場來決定。
1971年12月13日，西方工業國家財長會議終於丟棄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的波動幅度被允許為上下2.25%。由於準備充分，CME在一周後就宣布了建立外匯期貨市場的計劃，並準備一下推出7種貨幣的期貨合約。經過一系列瘋狂的活動，國際貨幣市場（IMM）終於開始浮出水面了。
在利奧的堅持下，IMM以單獨的交易所設立，專門設計用來交易金融產品。這使得更多的新人投入到貨幣市場中。1972年5月6日，IMM正式營業，其革命性的外幣合約徹底背離了傳統的農產品，同時也改變了全球市場風險管理的方式。而市場發展的速度甚至超過利奧最樂觀的估計，在交易的頭三周，交易合約數就達到2萬多張，這幾乎相當於5年前CME的年交易量。由於合約量、會員數以及成交量均快速增漲，CME很快被迫再次遷移到芝加哥西環全新的現代總部。
利奧追求的夢想終於實現了，由於IMM超乎想像的成功，CME從一個交易農產品的平庸交易所，逐步發展最終成為舉世聞名的金融期貨交易中心。利奧因此被讚譽為「金融期貨之父」，但他的性格使他繼續為交易所的發展而奮鬥。迄今為止，作為CME的金融分部，IMM的交易量已經佔到整個CME交易量的95%，而CME也因此成為全球第一大期貨交易所。
「豬腩販子」做起外匯交易
儘管經濟學家們為金融期貨的出現歡欣鼓舞，時任福特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格林斯潘、財政部長喬治·舒爾茨等政界要人也大力支持，但金融期貨交易的發展遠非一帆風順。紐約的銀行家們對芝加哥的商品交易商滿腹狐疑，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創造一個金融衍生品市場。「你以為我會把外匯交易這麼重大的事交給一群玩骰子賭博的豬腩販子嗎？！」紐約的一位銀行家這樣評論道。實際上，當時的銀行家們所質疑的不僅僅是芝加哥「豬腩販子」的能力與職業操守，更對「金融期貨」這一理念半信半疑：期貨也許很適合生豬，但金融產品？那可是另外一回事。
業界的擔憂不無道理。畢竟，當時芝加哥的商品期貨交易商們對外匯交易幾乎一無所知，他們中的很多人沒出過國，甚至連一張外幣都沒有見過，自然不能同銀行業中諳熟外匯交易的專家們相提並論。
利奧如何回應這樣的擔憂呢？在自傳中利奧承認，「要讓習慣於交易豬腩、生豬和活牛市場賺錢的Merc（業內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暱稱）會員轉到IMM是有些難度的，」但他還是堅持認為，「交易員很少懂外匯，這沒什麼關係。事實上，大多數交易員即使交易豬腩合約多年，也從來沒見過豬腩是什麼樣子……哪種合約並不重要，因為不管什麼產品，市場都會因類似的理由上漲或下跌，所有交易池裡交易員要做的就是跟大勢走。」
也許直到今天，我們依然無法確證，對於衍生品創新與交易能力而言，究竟是諳熟標的資產（underlying assets）更重要，還是諳熟衍生品本身更重要。利奧的經驗表明，「有無數Merc交易員在IMM戰鬥的頭幾年裡自願加入這個隊伍，並獲得了無數類似的成功。其中有些人成為了金融世界的永久成員，但大多數最終還是回到了肉類產品交易池」。
1970年代，美國的高通貨膨脹與利率波動給了利奧新的靈感——利率期貨。1976年， IMM推出首隻一年期美國國債（t-bills）期貨合約。1月6日當天，經濟學大師弗裡德曼親赴交易所為國債期貨交易開鑼；而差不多與此同時，同城的另一家衍生品交易市場芝加哥貿易委員會（Chicago Board of Trade，簡稱CBOT）也推出了一隻吉利美（Ginnie Mae，美國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的簡稱）住房抵押貸款期貨合約，這樣，金融期貨市場總算開始在業內得到廣泛接受，「而在此之前，只有我一個人在奔走呼號，傳播金融期貨的理念，」利奧回憶說。
其後， IMM又先後推出了歐洲美元（1981年）等利率期貨合約、標準普爾500（1982年）等股指期貨合約，一個完整的金融衍生品市場逐漸成型了。
然而，衍生產品的獨特性質，即其內生的槓桿放大效應，也引來諸多爭議。自金融衍生品推出以來，甚至直到今天，一直有人指責衍生產品加劇了市場波動。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股市崩盤時，對金融衍生品的指責到了頂峰，芝加哥的交易商們頓時千夫所指，利奧也被傳喚到國會銀行委員會作證。金融期貨的支持者們辯稱，實際上是現貨市場導致了崩盤，衍生品市場只是對現貨市場的變動做出反應而已。最後，CME和其他各方共同委託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衍生品交易的確不是導致股市崩盤的「罪魁禍首」。由此，對衍生品交易的非難才算漸漸平息。
但在「黑色星期一」當晚，利奧還是憂心忡忡，畢竟在那一夜裡，幾百億美元的巨資要易手。同利奧私交甚篤的格林斯潘此時已是美聯儲主席，他曾經問利奧：「我還能為你做些什麼？」利奧回答道：「讓聯儲的專線整晚保持暢通，然後祈禱。」
「黑色星期一」股災對利奧來說，可謂因禍得福。「一旦我們證明了衍生品不該受到指責，市場仿佛聽到了一聲『芝麻開門』的咒語，從此之後，增長一發不可收。」利奧說。
利奧追求的夢想終於實現了。由於IMM超乎想像的成功，CME從一個交易農產品的平庸交易所，最終逐步發展成為舉世聞名的金融期貨交易中心。利奧也因此被讚譽為「金融期貨之父」。由於性格使然，他持續地為交易所的發展而奮鬥。現在，作為CME的金融分部，IMM的交易量已經佔到95%的比例，而CME也成為了世界第一大期貨交易所。
「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2002年5月16日，IMM迎來了自己的30周年慶典。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賀辭中盛讚金融衍生品市場對經濟的貢獻：「金融衍生品市場顯著地降低了對衝風險的成本，拓展了對衝風險的機會。沒有金融衍生品市場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國際貨幣市場在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中起了關鍵作用。有了金融衍生品市場，今天的金融體系比30年前更靈活、更有效率，國民經濟在經受真實與金融震蕩時也更為堅強。」
30多年過去了，國際學術界對衍生產品的良性作用也達成了共識。2004年，國際掉期與衍生品協會（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s，簡稱ISDA）對全球50家頂尖商學院的金融學教授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企業利用衍生產品進行風險管理被認為是對全球金融系統穩定的一項重大貢獻。受調查的教授們表示：
■ 一致認同衍生產品幫助企業更有效地管理金融風險；
■ 一致認同衍生品的應用將進一步增長；
■ 81%的受調查者認為，使用衍生品的風險被人為誇大了；
■ 超過半數的受調查者認為，衍生品並沒有製造新的風險類型；
■ 99%的受調查者贊同衍生產品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影響是有益的。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一位教授在總結金融衍生品作用時說道：「衍生品使得企業更有效地管理其風險，從而更有效地配置其資本。有效的資源配置，包括資本配置，使得全球經濟得以更快增長。正是由於經濟增長，每一代人才得以比自己的先輩生活得更好。因此，我們可以說，更廣泛地應用衍生產品是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今天，金融衍生品市場已成為全球金融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利奧也被公認為二次大戰以後影響最為深遠的金融創新者之一。雖然他已年過古稀，但利奧似乎仍無意息影山林，而是繼續致力於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建設與發展。
不足為奇，中國是他當前關注的焦點。他頻繁地往返於美國和中國，致力於促成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同中國期貨交易所之間更深層次的合作，並被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聘為客座教授。2005年，在上海的一次國際會議上，利奧評論道：「我們堅信，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適用的東西，也同樣適用於今天中國的交易所。在我看來，期貨交易所有效地開發金融衍生品，將是中國金融體系發展的下一個關鍵步驟。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不僅對於中國資本市場不間斷的成長至為必要，而且中國現有的交易所，如上海期貨交易所、鄭州商品交易所、大連商品交易所等，已經積累了一定經驗，使得推出金融衍生品的步驟既可行，也合乎交易所的發展需要。」
在講話中，利奧盛讚小平同志「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樸實智慧對中國經濟奇蹟的指導意義，並指出：「金融衍生產品有效率配置資本的功能，在市場上，就好比能夠抓住老鼠的好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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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文：
中國記者印象中的利奧
文/韓松
去年夏天，在北京嘉裡中心，《當代金融家》的記者有幸採訪到赴京參加國際風險管理會議的利奧·梅拉梅德。梅拉梅德身材矮小、瘦削，頭顱卻顯得碩大無比；講話的速度很快，語調富於戲劇性的變化。他時常爽朗大笑，親熱而有力地拍拍記者的肩膀，透著一種強悍、雄辯、自信的王者氣概，而他的眼神中卻流露出慈祥、幽默、機智與樂天知命，一種「如假包換」的猶太式生存智慧，是這個曾經多災多難的民族幾千年來在掙扎求生、同時又努力追求卓越的過程中所凝練的生存智慧，純粹得如同蜚聲世界的猶太裔小提琴大師伊扎克·帕爾曼（Itzhak Perlman）的一首猶太歌謠《葡萄乾和杏仁》。
在他的自傳《逃向期貨》（Escape to Futures）中，梅拉梅德講述了他的父親，一位中學數學教師，為了躲避納粹的迫害，如何帶著一家人逃離自己的故土，在連天的烽火中，經由立陶宛、前蘇聯、日本，最後抵達美國，一路上還要同蓋世太保和克格勃特務們鬥智鬥勇，其驚險、曲折，足以成為好萊塢電影的題材。梅拉梅德對外匯與金融市場的迷戀也許就是植根於那一場「勝利大逃亡」吧：
「我們要把波蘭茲羅提兌換成立陶宛立特（lita，立陶宛貨幣單位），把立特兌換成俄國盧布，再把盧布換成日元。猶太難民委員會，一群很精明的人，通過巧妙地運用官方市場同黑市的外匯差價牟利，支撐著在日本的日常活動。雖然當時我還只是個孩子，但我很快就明白了，是市場，而不是政府，才懂得物品的真正價格。」
誰能想得到，一個僥倖逃脫納粹大屠殺的小難民的一個簡單的觀察，有朝一日竟催生了一個2.5萬億美元的全球衍生品大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