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學生處境尷尬?教育焦慮與生存壓力下堅持倔強成長

　　985、211，「雙一流」院校聲名遠播，以至於人們常常忘了這些名校的數量僅佔全國高等學校的0.5%，而二本及以下學生是被名校光環所遮蔽的、沉默的大多數。

　　學者黃燈在廣東F學院任職十多年，教過超過4500名學生，經過長達十多年的跟蹤走訪，她寫下教學札記《我的二本學生》，並於今年8月出版。在書中，她重點記錄了百餘名學生入學、畢業、擇業的過程，筆觸輻射85後、90後學生，以及時代浪潮沉浮之間的個人史和家庭史。黃燈與學生彼此照亮，也看見了二本學生這一龐大群體背後的隱秘。在急劇分化的社會，他們與命運對抗，奮鬥衝破自身局限，為此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和內心風暴。

　　

　　二本院校的學生，折射了中國最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勾畫出中國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在書中，黃燈如此描述她的「二本學生」：「作為最普通的年輕人，他們是和腳下的大地黏附最緊的生命，是最能傾聽到祖國大地呼吸的群體。他們的信念、理想、精神狀態，他們的生存空間、命運前景、社會給他們提供的機遇和條件，以及他們實現人生願望的可能性，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也是決定一代人命運的關鍵。」

　　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黃燈談了談她對二本學生擇業的觀察、教育「內卷」的反思，以及原生家庭與個人命運之間的關係。

　　「二本學生」的天花板

　　1995年，黃燈畢業於湖南一所地方院校嶽陽大學，按照今天的劃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學生。而從大學層次、專業、招生難度、學校位置等方面綜合推斷，如今能夠考入廣東F學院的生源，和她1992年考入嶽陽大學的難度係數大致相當。十多年的時間差，黃燈關心的是，這些和她相同起點的學生，在今天面臨著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從生源來看，廣東F學院的學生接近一半來自廣東的粵北、粵西和其他經濟相對落後區域。她的學生大多出身平凡，和當下學霸「一線城市、高知父母、國際視野」的高配家庭形成鮮明對比。儘管他們的大學並不起眼，但對於有機會進入大學的年輕人而言，他們可能是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

　　由於廣東F學院地處沿海經濟發達省份，專業偏重熱門的財經大類，整體錄取分數在全國同等院校中偏高，不少學生都是一本線以上招進來的優質生源。「比如甘肅的婉麗當年的分數可以上蘭州大學，還有一些學生是可以上北京外國語大學、雲南大學、鄭州大學等，因為他們家長也不太懂，就覺得要到改革開放的地帶去看一看，認為這個學校也不錯。實際上，這些孩子其實和重點大學的學生沒有太大差異。」黃燈向第一財經表示。

　　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20年《全國高等學校名單》，截至6月30日，全國有3005所高等學校（不含港澳臺），其中普通高等學校2740所，含本科院校1272所、高職（專科）院校1468所、成人高等學校265所。「雙一流」院校即人們所熟悉的985和211院校共137所。

　　

　　大眾化教育時代，文憑貶值，競爭越發殘酷。二本學生在擇業競爭中有著觸目可見的天花板，學歷歧視赤裸地出現在讀研、就業等人才選拔當中。

　　黃燈看到，她的學生在考研的時候常常會因為第一學歷而遭遇挫折。「哪怕他們筆試名次特別靠前，專業素養很不錯。面試的時候就因為第一學歷不好，總會因各種理由被刷下來。」在她看來，這一現象也是高校「內卷」非常重要的體現，「現在重點大學的保研率遠遠超過我們當年讀大學的時候。比如它對外招生十個研究生，六七個來自保送，剩下兩三個名額又只招重點大學的孩子。」

　　回望1999年，黃燈考取武漢大學研究生。事實上，她的第一學歷是自考本科文憑。「拿到自考文憑，就可以和武漢大學的學生一樣，面試的時候，絕不會因為你拿的是自考文憑而看輕你，刁難你。」她記得，武漢大學有一個插班生制度，它向第一次高考沒有考上武大的學生開放，那些在其他院校讀了大一、大二的學生，通過插班生考試考到武大，轉學過去和其他學生一起上學，拿一樣的學歷。

　　今天，學歷歧視不僅出現在考研這件事上，用人單位的選擇同樣如此。黃燈看到，很多大學在招聘老師的時候，明確提出第一學歷要求，「第一學歷不是985、211，連簡歷都投不進去。對於一些企業來說，為了節約招人成本，簡單粗暴地以第一學歷為準則。」

　　從二本院校學生擇業傾向來看，不少人在畢業前夕奮力備考公務員，其努力程度趕超高考。另一些學生經歷幾年兜兜轉轉，趕在年齡限制之前奮力考上地方公務員或者是事業單位，並通過這份工作步入了穩定安寧的生活。這通常是二本學生性價比較高的歸宿，公務員考試給他們提供了公平競爭的機會，體制內的工作也能夠給他們身後的家庭一個體面的交代。

　　2020年11月，202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結束，有157.6萬人通過資格審查，報名人數再創新高，較去年增加14萬人，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61比1。「考公」成為年輕人擇業的熱門選擇，而這種趨勢不僅僅存在於二本學生當中。「985、211的學生也考公務員，他們可能會考國家部委或者省級、經濟發達的城市。二本院校的學生不會去報考那種特別熱門、競爭特別激烈的崗位，他們會安於到縣裡去，或者到鄉鎮去。只要是有編制的，他們都願意去。」

　　「通過公務員考試這樣一個隱秘的標尺，可以勘測到一些現象，比如社會活力的匱乏。」採訪中，黃燈又一次聯想到當年她和同學們畢業時的擇業去向。2002年，黃燈碩士畢業，她記得當年深圳市政務部門在武漢大學招生，承諾只要分數過了，保證錄取。即便如此，很多學生還是不會報考，而是會選擇進外企或者是一些文化機構。「就算是報考也是提前三四天準備，突擊看書，了解題型。不會像現在這樣，買很多書，像對付高考一樣去備考。」在她看來，大學生們紛紛加入「考公」的大潮，是因為「別的路子也沒有了」。

　　教育「內卷」

　　隨著教育培訓的興盛，黃燈的一些學生加入了另外一條熱門就業路徑：成為一名教育培訓機構的老師，1994年出生的陳雪便是其中一個。在一所培訓機構就職之後，陳雪發現，和她競爭的有很多來自985、211的學生，這讓她感到一些安慰，但身處其中，她一直不敢提及自己的學歷。後來儘管獲得了工作機會，因為來自普通學校，最後還是被降級為普通老師。

　　在與黃燈的交流過程中，陳雪承認，自己小時候所承受的學習壓力與現在大城市的孩子比較起來算不得什麼。「廣州的孩子幾乎每個都報班，無論家長還是學生，都把它當做一件正常的事情。大部分孩子從周一到周日都在學習，各種各樣的作業，學校的作業、機構的作業，無窮無盡地刷題。最恐怖的是小升初，小升初考的內容要求特別高，大部分是初中的知識。」

　　學歷歧視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從起跑線開始，家長以名校為目標，在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允許孩子落後。這也形成了教育層面的「內卷」，以家庭為單位逼迫著孩子力爭上遊，沒有一絲喘息的機會。「這其實是和一個孩子的成長完全違背的。小孩在這個階段努力一點，可能在另外一個階段放鬆一些，這是很正常的。他是一個幼小的生命，成長是需要空間的。事實上，上補習班興趣班純粹就是一個非常短視的行為，就像體育比賽時的興奮劑。」黃燈說。

　　至於為何教育會變得如此焦慮，在黃燈看來，農村的大部分家長並不關心孩子的教育，「農村教育資源跟城裡比差太遠了，沒法競爭。那些真正有錢的家長不在乎這種教育，選擇太多了。」真正焦慮的那一批家長正是當年那一批受益於教育的大學生，尤其是重點大學的畢業生，他們通過高考來到大城市，又因為獲得了較好的工作機會順利立足，在房價很低的時候，因為成家立業的需求購置了房產。「然後他回憶起來，覺得這條路是性價比非常高的。現在他的孩子面臨同樣的問題，他渴望複製這樣的一條路徑，所以才會焦慮。」

　　客觀而言，黃燈覺得家長首先要調整心態：「不要覺得你得到的所有東西就是理所當然，因為每個人其實是和時代聯繫在一起的，你獲得的一切也不單純是靠個人的努力，其實是時代的大潮把你推到了這個位置。」她也理解這些家長的焦慮，「他們也特別累，比如說小升初，本身教育資源就不太公平，差異特別大，其實我覺得在基礎教育階段應該是標準化、均衡化，應該是所有的中學小學都差不多的，讓大家慢慢地成長，到了高中可以允許有差異，因為每個孩子的資質不一樣，但現在中小學就搞重點班，這個是沒道理的。」

　　相比於家長的焦慮心態，更應該反思的是如何給孩子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環境：「就算你的孩子能脫穎而出，你也不能保證你的孫輩脫穎而出；但是如果有一個相對公平的正常環境，你的孩子哪怕暫時落後了，以後還有突圍的機會，這樣大家就都舒服了。我們想的應該是營造這樣的一個環境，而不是你的孩子上補習班，我比你上更多的補習班。」

　　中學時期的老師、家長，總認為通過各種手段，將孩子送到大學就萬事大吉，但中學教育的後果，大學老師才有更直接的感知。在具體的課堂中，黃燈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默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

　　教育的目標到底在哪裡，這是黃燈一直思考的問題。「教育的每一個階段都被一個非常短視的目標所綁架，唯一的代價就是孩子。這其實是非常可怕的。」在她看來，應該鼓勵孩子去實踐，去真實的生活中歷練，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去培養一個人更健康的內心，真正的學習能力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原生家庭與個人奮鬥

　　十多年來，越和學生深入交流，黃燈越能夠感知其背後的家庭在他們身上烙下的印痕，學生成長的可能性越來越受制於家庭的溢出效應。不能否認的是，諸多個案中一次次確認學生命運和背後家庭之間牢固的正向關係，黃燈的內心也陷入了茫然。

　　黃燈看到，一些現象真實地存在於同一個班上：有些孩子家境優越，家裡有上市公司，他們畢業出來可以不找工作，直接回去打理他的家族企業就可以了；但是還有些孩子，上學的時候連生活費都得不到保障，必須每個星期到餐館裡面去洗盤子，掙幾百塊錢的生活費養活自己。

　　房價飆升加速分化，勞動創造價值不再是鐵律，一些學生早早看透了生活的殘酷，選擇了接受。黃燈擔任班主任的第二屆學生（2015年入學）和她說，憑工資是沒有辦法買房的，「也沒有幾個學生說要去買房，就說一輩子租房住」。所以她覺得，對現實悲觀的心境不該由年輕人承擔，有些改變應該是獲得利益的人去實現。比如住房政策的調整，「小鳥需要一個巢，狗需要一個窩，這是剛需，不是奢侈的需求，得先讓他們能夠住下來，才能安心地創造。創造還得靠年輕人。」

　　儘管如此，依然可以看到，一批年輕人身上洋溢著蓬勃的生命力和獨屬於青春的熱情。不少孩子雖然家庭極其普通甚至貧窮，仍然顯示出自由從容的姿態。「家裡窮，對孩子來說不是最可怕的，小孩子對貧窮和富有的感知沒有大人那麼敏感，但是有沒有愛，對他們來說很重要。」黃燈說。

　　童年的陰影所造成的內心傷痕無法掩飾，在隨堂作文中，黃燈讀到了許多學生隱秘的過去和幼年的家庭悲劇，這些陰影綿延至大學階段困擾著他們的精神世界，抑鬱、神經衰弱阻礙著他們的健康發展。她感受到學生心中的沉重一直未能充分排解：「如果只是貧窮，其實到了大學他很容易化解，留守兒童、父母躲避計劃生育四處漂泊帶來的後遺症，在大學裡面看得很清楚。」

　　與留守兒童形成對比的是兩個越南媽媽的孩子。書裡記述的沐光雖然家境貧困，但他並沒有因為出身貧寒所致的侷促和不安。黃燈回過頭來分析，正因為越南媽媽過去沒有身份，不能到外面打工，反而能夠陪著孩子成長。

　　另一個沒有在書中寫到的女孩，家裡同樣極度貧困，家徒四壁。但在黃燈眼中，這個女孩聰明可愛，身上沒有農村孩子的自卑，因為研究越南媽媽的課題便主動找到了黃燈。做完課題之後，她在黃燈的鼓勵下以非虛構的筆法寫了越南母親的故事，文章引起較大轟動，更引起政策部門調研，最後她的母親因此擺脫了黑戶身份。「她家裡非常窮，但是她很努力，她的內心是敞開的，覺得好不容易讀了大學，就應該像海綿一樣吸取能量。」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讀書改變命運」在教育市場化的今天有所褪色，但高等教育和個人奮鬥依舊無比重要，一些學生因為考上大學，避免了若不讀書，會滑入更糟境地的可能。「大學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認知。學生能夠從落後的村莊走到大城市，即使不是一所很好的學校。他依然可以接觸到很多新鮮事物，接觸到比較有見識的人，看見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儘管就業的侷促、高漲的房價成為年輕人無可逃避的生存壓力，在一些學生的身上，黃燈看見建設性的力量正在倔強生長，他們不願意屈從一條常規的成功路徑，而是遵從內心的夢想與現實對抗，他們或者在市場中搏擊創業，或是在公益性質的崗位上發揮能量。「子然、志勇、陳雪……我對他們的選擇內心是特別認同的，但是我知道這條路很艱難，所以又比較心疼他們，一個人要跳脫出時代，其實要付出很多，需要特別強大才能扛過去。但是如果他們堅定走這條路，一定會闖出來。」

　　「他們願意為社會付出，願意讓社會變得更美好。當他們和你談理想的時候，眼睛裡是有光芒的。」在黃燈看來，這就是教育的價值。「我希望學生不但自己能過得好，還能夠給社會帶來一些東西。如果只是培養一個只為自己的人，我覺得教育沒有什麼意義。」

　　

　　《我的二本學生》

　　黃燈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0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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