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戰爭期間，張之洞高度依賴香港「坐探」提供法軍情報，其中最重要的是何獻墀。何獻墀是省港電報、大嶼山銀礦、香港中華商會的創始人，廣州自來水的首倡者，一生致力於在香港維護華人權益，為晚清香港重要的華人領袖，也是張之洞發展近代工業的啟蒙導師。何獻墀事跡在大陸幾近失傳，是士紳排斥「新階層」的結果。
何獻墀
何獻墀的情報工作
在《陳曉平：張之洞中法戰爭時期的情報網》一文中，筆者指出：張之洞的「坐探」都是能力很強、有名望地位的一時之選。張之洞在香港有兩個主要「坐探」：一個是滙豐銀行買辦羅壽嵩（羅鶴朋），以滙豐在香港金融業的地位，羅壽嵩給張之洞的幫助不僅僅在情報領域；一個是香港安泰保險公司經理何獻墀，該公司由香港首富李陞、李德昌家族控股。何獻墀以其傑出的活動能力，於1882年當選東華醫院主席，次年擔任香港保良局主席，為公認的香港華人領袖。羅壽嵩與張之洞的關係，筆者擬另文詳述，此處只談何獻墀。
1884年7月28日至1885年7月15日止，何獻墀、張之洞的來往電報多達190封，其中除幾封為張之洞指示、詢問外，絕大多數是何獻墀提供的情報。情報內容廣泛，主要涉及法國軍艦、運輸艦到港離港動向、新加坡方向開來的法船情況，其他部分包含：臺海兩岸異動，國際新聞包括法國政壇動態，還有香港碼頭工人抗法罷工的詳情。中法戰爭後，兩人仍有電報來往，總數應該超過200封。可是，在王樹枬編《張文襄公全集》、近年兩個版本的《張之洞全集》中，似乎連一封何獻墀電報也看不到。何獻墀所做的重要貢獻，被活生生埋沒了。
張之洞通過什麼渠道認識何獻墀呢？何獻墀曾在廣東善後局工作，1882年創辦廣州-九龍電報，又長年在廣東各地探礦，得以結識負責財政稅收的署布政使龔易圖。1884年7月28日，張之洞要求龔易圖查探法國軍艦動向，龔直接引用了何獻墀發來的電報，張之洞由此了解這個人搜集情報的能力，隨即加以重用。龔易圖大為失落，詆毀何獻墀「無才幹可使，而貪狡素著。」
張之洞沒有被龔易圖所蒙蔽，經過驗證，對何獻墀的情報能力越來越信任。8月19日，張之洞向部屬通報：「頃接何獻墀二十六日所發電報言，三、五日法人以小兵船一二艘到虎門探軍實。」他採信了何獻墀的情報，要求駐虎門水師密切注意防範法國軍艦的間諜活動。何獻墀出於愛國熱忱，純粹以盡義務的方式，源源不斷地向張之洞提供法軍情報。例如，1884年8月26日，何獻墀發給張之洞的電報稱：
昨晚法有小炮船一艘名「巴施華」，由華馬草山來，抵港。是早閱西報雲，法又添撥水兵船來中，歸提督統轄，不日將到，一名「麓俄尼珍奴釐」，大一千六百二十七墩，食水一十七尺，帶炮八位，口五寸半大；一名「星尼釐」，大一千九百四十三墩，食水一十八尺，帶炮八位，口大五寸半；一名「拉巴老」，大二千二百三十八墩，帶炮十五位，口大五寸半。何獻墀稟。申刻，又到港法兵船一隻，大約其名「純者」，因急未知確，明早再詳稟上報。「巴施華」船，大約六百墩，帶炮六門。
何獻墀的情報，不僅提供法國軍艦到港船名，而是詳細到噸位、吃水深度、炮位口徑，這種高質量的情報，為張之洞判斷法軍動向提供了可靠依據。筆者將國家圖書館藏《張文襄公（未刊）電稿》、《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張之洞專輯」、《清代稿鈔本三編》所收錄的電報做一個粗略統計，發現在中法戰爭期間，何獻墀與張之洞之間的電報來往達190封之多，主要是何獻墀提供的法軍情報。
張之洞對法國艦隊可能進攻廣東大為緊張，但這種擔心不能在同僚面前表現出來，以免影響士氣，動搖軍心。他反覆要何獻墀想辦法核實。1884年9月5日，何獻墀來電：「遵示查法刻下實無擾粵意。現有法鐵甲船名『加剌仙尼』、木質船名『威拉』受傷，小水輪船共三艘而已。昨一兵船已護送郵船西貢。法水師提督李北士在港，孤拔不在。何獻墀稟。」這個回電，給了張之洞一個定心丸。作為堅決的主戰派，張之洞在慈禧太后和部屬面前，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作為一個正常人，他在私底下則流露出害怕法國軍艦進攻廣州的膽怯。
何獻墀受張之洞知遇之恩，表現出高度的專業精神，日夜盯著維多利亞港，隨時掌握法國船艦動態，一有異動馬上報告。與此同時，他還隨時打探各洋行收到的密電。新加坡是法船從歐洲、非洲來華的必經之路，何獻墀要求安泰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同事隨時報告法船經停新加坡情況，包括噸位、載兵人數等。
早年的維多利亞港
除法軍動向外，何獻墀還根據他對國際法、國際商業慣例的了解，給張之洞提供合理建議。1884年夏，張之洞擔心法國軍艦衝過虎門，經黃埔突入省城，下令填塞收窄黃埔至廣州之間的河道。何獻墀聽到消息，發來緊急電報：「頃聞憲已發塞河札，未知是否，乞電示。意今日宜和局外國，倘法逆未至先塞河，恐礙商務且駭民心。或即應塞，亦俟法有實意犯粵，塞猶未遲。乞酌奪。何獻墀稟。」這個建議極有見地。戰爭只在中、法之間進行，中方應該對中立國家（「局外國」）示好，填塞河道對中立國與中國的貿易不利；另一方面，法軍未有進攻廣州確切消息，這種做法既妨礙商務，又對安定民心不利。一定要填塞的話，等收到法軍確切消息再進行也不遲。可惜，張之洞沒有採納這個建議，依然固執己見。這次填河費用甚大，等戰爭結束後重新炸開則開銷更大。
到1885年3月諒山大捷時，中法戰爭已進入尾聲。由於法軍仍佔領澎湖，何獻墀的情報發送一直到7月份才停止。6月10日，何獻墀打電報問：「法夷就款，約章已畫押，此後法船往來仍電稟否？乞賜諭以便凜遵。」張之洞的回答是：「澎湖未退，法船仍報。」也就是在中法和約已經畫押之後，張之洞仍然不放心，怕法方不守約，要求何獻墀繼續監控法國船隻動向。
何獻墀在提供法軍情報方面，比清廷官方人員有優勢。他是香港成就卓著的商人，華人領袖，曾任東華醫院主席、保良局這兩家香港首要慈善機構的主席，頻繁活動不會引起港府懷疑；他早年曾租船運載勞工前往澳洲、紐西蘭，對帆船、輪船十分熟悉；他本人就是省港電報的創始人，對電報業務更加嫻熟；他負責經營的安泰保險公司有英國驗船師從事保險理賠等工作，得以接近越南、臺灣海面的法國艦隻，就近觀察。
實際上，張之洞在戰爭期間，頻繁向朝廷奏報、向各有關方面通報法軍動向，其中相當大部分內容是在何獻墀等人稟報的基礎上加工的結果。
香港安泰保險公司
「被消失」的何獻墀
在各個版本的張之洞《全集》當中，我們幾乎見不到何獻墀的身影。武漢版《張之洞全集》是目前收錄張之洞文獻最多的，裡面僅有兩處出現「何獻墀」，一處是《僱募德弁片》，提及「令在籍候選道何獻墀，在香港訪募德弁威勒西一員」，這篇奏片是向朝廷匯報聘請6名德國軍官來廣東協助訓練軍隊，其中何獻墀幫忙在香港找到一個，名叫「威勒西」。
《全集》唯一以何獻墀為主角的文獻，是因其捐輸海防經費，張之洞請朝廷批准為其父母建坊的奏片：
再，據善後海防局司道詳稱，據南海縣職員何獻墀為故父何準庭、故母何潘氏各捐銀一千五百元，折實銀一千零八十兩，共銀二千一百六十兩，由局兌收，衝支海防經費，詳情援案奏明準予建坊。前來。臣等查該職員何獻墀為其故父母各捐銀千兩以上，以助軍餉，實屬急公可嘉，核與捐助軍需實銀一千兩以上，準其請旨建坊之例相符，相應請旨將同知銜何獻墀故父何準庭、故母何潘氏，準其在本籍建坊，給予「急公好義」字樣，以示嘉獎。除諮部外，理合附陳，伏乞聖鑑。謹奏。
武漢版《張之洞全集》「書札」中收錄了張之洞致兩廣鹽運使蔣澤春的書信，第一封討論香港東華醫院事務時，將何獻墀寫作「何斯墀」，估計是行草書難認而致誤。武漢版《張之洞全集》作為目前收錄張氏文獻最多的文集，只有兩處出現「何獻墀」，與他的實際貢獻完全不相稱。
目前所知，河北版、武漢版《張之洞全集》均在王樹枬《張文襄公全集》基礎上增補，而王樹枬《全集》又是在許同莘編纂的「張文襄公四稿」（含《張文襄公電稿》）基礎上增補。許同莘編纂出版《張文襄公電稿》，曾下過極大功夫，有功於世，但「全稿凡二百餘冊，今所編錄不及其半」，也即編入《電稿》書中的只是小部分。他按照自己的主觀判斷，把張之洞全部電稿分為甲、乙、丙三編，甲編六十六卷即是已出版部分，自稱「要旨宏綱，靡不賅備」，乙編「在全稿為剩義」，丙編則被認為「無關宏旨」，均未能出版。可以肯定，原稿中大量的何獻墀電報，被許同莘等編者直接刪汰，隨之也就未能進入後來的各版本《全集》之中。幸運的是，這些電報原稿（或抄件）得以保存於國家圖書館，我們今日才有機會窺見這個「被消失的何獻墀」的重要活動。
何獻墀其人
何獻墀（1838-1901），又名何廷勳、何美玉（Ho Mei-yuk）、何亞美（Ho Amei），字崑山，廣東南海南村沙鄉人，父何準廷，母潘氏。少孤，兄弟兩人入讀英國傳教士裡雅各所辦香港英華學校，1858年跟隨乃兄Ho Low-yuk（何流玉）前往澳大利亞墨爾本，在華人中傳教。不久，他脫離教會，組織華工赴紐西蘭金礦工作。1864年，他與西洋女子薩拉·福斯特（Sarah Foster）在澳大利亞結婚，生下二個女兒，次女早夭。他在墨爾本工作10年後回到廣州，入粵海關工作6個月，1869年回到香港充當政府翻譯。1870-1871年，他重操舊業，租船載運華工前往紐西蘭開礦。1872年，何獻墀入廣東善後局（The Provincial Tax Bureau）工作，由此結識了不少廣東省官員。1877年，他回到香港，擔任香港第一家華人創辦的安泰保險公司經理，由此得以成為第一個進入香港總商會的華人。1880年，何獻墀與福斯特離婚，推測離婚原因，是何獻墀後來又娶了華人女子為妾。
何獻墀行事既腳踏實地，也有著天馬行空的想像力。1881年，他向李鴻章提議，在香港募集資本2000萬元設立洋藥公司，總攬印度鴉片輸入和運銷中國各口業務，與印度訂立長期合同，每年限定輸入鴉片箱數，逐年遞減，到一定年份，達到完全禁絕。李鴻章派馬建忠、吳瀚濤出使香港、印度，交涉以失敗告終。
1882年，他與李璿（玉衡）、李德昌（李萬清、李逸樓）兄弟發起成立華合電報公司，敷設廣州到九龍電報線路。由於英國方面的阻撓，華合公司的電報線未能連接到香港本島。不得已之下，何獻墀與盛宣懷合作，由官辦的中國電報公司收購華合公司，最終在1883年春貫通了廣州到香港的電報線路。這條線路在接下來的中法戰爭中，成為張之洞的信息生命線。
同樣在1882年，他聘請英國工程師柯則域踏勘考察廣州水源地，寫成《粵垣源源水局議》一書，提議集資在廣州西村設立自來水廠。廣州紳商對水廠項目盈利前景不看好，應者寥寥，計劃被迫擱置。1905年岑春煊督粵，基本按照這個計劃書建設西村水廠。100多年過去，西村水廠至今仍在為廣州市民提供源源不斷的生活用水。
《粵垣源源水局議》
何獻墀長期從事招募華工赴澳洲、紐西蘭採礦的工作，積累了豐富經驗，對礦業一直情有獨鍾。1883年，他把虎門附近潭洲發現的礦石送到英國化驗，證明有13%的含銀量。他用1萬銀元買下這個銀礦。接著，他的目光又轉向大嶼山的礦產。當時大嶼山仍屬廣東，要到1898年籤訂《展拓中英界址專條》時才劃給香港。他付出年租金2千銀元租下礦場，成立公司發行股票大規模集資，從英國聘請地質學家、礦師，購買全套機械設備進行開採。1886年3月，大嶼山銀礦正式開工，這是廣東省第一家大型機械採礦企業。這家公司後來轉讓給著名企業家徐潤，開採數年後經濟效益不佳，被迫廢棄，留下了「銀礦灣」（Silver Mine Bay）地名。
1885年，他成功勸說張之洞設立廣東礦務局，聘請歐洲礦師開始系統地在廣東各地進行勘探。張之洞對機械採礦、新式冶煉的極大興趣來自何獻墀的啟發。1889年，張之洞從歐洲訂製的大型煉鐵設備裝運來華，剛好他調任湖廣總督，遂將設備運往湖北建設漢陽鐵工廠，由此促成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的勘探開採。可以說，何獻墀是張之洞發展近代工業的啟蒙導師。他們之間的差別，在於何獻墀主張新式企業商辦，張之洞則主張官辦。商辦、官辦的兩條道路之爭，貫穿了整個清末時期。
銀礦灣（kingfocus攝影
何獻墀痛感香港華人遭到種族歧視，一直以華人領袖身份爭取華洋平權。港英政府很早就通過一項華人宵禁令，規定華人在天黑以後出街，必須攜帶油燈或燈籠，否則加以處罰。經過何獻墀持久地領導華人抗爭，港府不得不在1897年實際取消了這個條例。
為更好地表達華人利益，何獻墀一直致力於在香港創辦華人商會，歷經曲折，到1896年年初，香港中華商會會所終於落成開幕，何獻墀當選為這個組織的第一任主席。香港《士蔑西報》報導了中華商會開幕的隆重場面：
上午10：30分，活力滿滿、富有公共精神的主席先生何獻墀，身穿精心繡織的補子官服，頭頂水晶頂帶，行抵門外。伴隨他腳步的，是鑼聲鏜鏜，爆竹聲聲。等他步入正廳，兩扇大門關了起來。來自九龍城的大鵬協副將（Colonel Chun），是參加儀式的最高級別的官員，虔誠地履行他的義務，正式宣布香港中華商會開幕，帶領身著長袍馬褂的商會會員們排成兩列，在祭壇前就位。
從此，香港華商有了自己的正式代表機構。1898年，何獻墀從安泰保險公司退休，回到廣州居住，次年還在增城等地繼續探礦。據香港學者冼玉儀的研究，何獻墀於1901年逝世。
結語
若《南海縣誌》記載無誤的話，中國漫畫先驅何劍士（1877-1915），乃是何獻墀的兒子。清末，何劍士與一群同盟會志士在廣州開辦《時事畫報》、《真相畫報》，用漫畫揭露清廷的腐敗，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是中國美術界最早的「匕首與投槍」。父子兩人均富於開創精神，為清末民初「新階層」的傑出之士。
何劍士
鴉片戰爭以後，在廣東沿海、香港、上海等口岸湧現出一個「新階層」，最早出現的是通曉國際貿易的買辦、精通機械操作的工人，接著是教會學校、新式學堂畢業生漸成主流，他們各個新領域發展，從事國際貿易（海關）、輪船、機械、採礦、電報、報刊出版、新式教育、西醫、外交、金融等職業。正是這個「新階層」的出現，有力地推進了中國的近代化。何獻墀本人橫跨了國際貿易、採礦、電報、保險幾個領域。由於沒有舉人、進士等科舉頭銜，又經常與洋人打交道，他們普遍遭到士紳階層的歧視。數十年來的洋務運動研究，對洋務官僚關注較多，對真正動手開創新型企業的企業家重視不夠。
清末民初編纂《張文襄公電稿》的許同莘諸人，都是曾與張之洞有密切關係的士紳，這些清朝士紳到了民國初年仍然掌握極大的話語權。他們不屑於了解何獻墀這樣的「商人」曾經做過什麼貢獻、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士紳意識形態就像一個篩子，篩選出符合他們口味、標準的材料進入歷史。或許他們並沒有明確的想法要屏蔽什麼人，但編纂過程中的近乎無意識的篩選，必然產生屏蔽「新階層」的結果。
香港學者施其樂（Carl T. Smith）、冼玉儀（Elizabeth Sinn）對何獻墀生平有較深入研究，可惜的是他（她）們的成果都用英文撰寫，使用他的英文名Ho Amei，兩者很難對得上號。近代工業啟蒙導師何獻墀，在各種有意無意的屏蔽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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