薯片，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零食了，享受一頓美味後，我們往往會將空薯片桶扔掉。但這一看似沒用的 「廢品」，卻在處於新冠肺炎疫情一線的醫生手裡派上了大用場，成為了一種救命工具。
不僅如此，這一研究還被發表在了影響因子高達 24.889 分的頂級學術期刊上。
據了解，醫生們不僅使用這一 「薯片筒聽診器」 為 300 多名患者進行了聽診，還通過及時診斷救治了 4 名因痰痂堵住氣道而引起二氧化碳蓄積的新冠肺炎患者。
在疫情期間，這一 「薯片筒聽診器」 已被推廣到國內的其他醫院。
這一 「薯片筒聽診器」 的發明者，是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中部戰區總醫院心胸外科的 4 名醫生和 1 名研究生。
日前，一篇關於 「薯片筒聽診器」 的研究論文登上了影響因子高達 24.889 分的頂級學術期刊《歐洲心臟雜誌》（European Heart Journal），這一雜誌是歐洲心臟病學會（ESC）的官方期刊，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行。
僅靠一個小小的薯片筒，就能發表一篇影響因子接近 25 的 SCI 論文，這著實讓人羨慕不已。
這不禁讓人好奇，為什麼要發明這麼一個東西呢？
論文通訊作者、中部戰區總醫院心胸外科主任高旭輝在接受《楚天都市報》採訪時強調，聽診器對於治療心臟和呼吸系統方面的疾病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門診，醫生要用視、觸、叩、聽等診斷技術對患者的肺部進行評估，以初步判斷是否存在感染，聽診器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在病房，患者病情隨時會出現變化，需要醫生立即作出反應，尋找原因，更需要藉助聽診器。」
但高旭輝也承認，由於抗疫一線的醫生往往會穿戴著厚重一體式的防護服，普通聽診器已經無法正常使用，而藍牙聽診設備和超聲影像檢查又昂貴又稀缺，不可能做到大量普遍使用。
而且，超聲醫生等一些非傳染性疾病的醫生，只經過短暫的培訓就來參加防疫一線的工作，而且為了獲得較高的超聲診斷準確性，醫院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對醫務人員進行深入培訓，一些超聲醫生存在使用經驗不足的問題，且在一些醫療資源匱乏的地區，也可能沒有足夠的超聲醫生。
此外，在某些情況下，聽診器比超聲診斷設備更好用。醫生做檢查時的第一個步驟是聽診肺部，以確定肺部是否受到感染。在沒有進行詳細的體檢之前，依靠設備通常是不合適的，因為這可能會導致誤診。
由於以上原因，高旭輝等醫生才有了發明 「簡易聽診器」 的想法。薯片筒卷上消毒的 A4 紙，寫上 「聽診器」 三個字，「薯片筒聽診器」 就完成了。
圖｜「薯片筒聽診器」（來源：論文）
使用薯片桶製作聽診器的想法，最初來自中部戰區總醫院心胸外科 ICU 主任譚焱。
早在 2 月初，當譚焱在一副漫畫中看到早期醫生在沒有聽診器的情況下使用一個木筒為患者聽診時，他就想就地取材自製一個聽診器。最初，喜歡打羽毛球的譚焱使用的是裝羽毛球的長筒，但由於長度過長導致效果不好。在經過多次取材、試驗之後，才最終選擇了薯片筒。
不得不說，這一發明受到了早期聽診器的啟發。
聽診器是一種醫生用來檢查患者、診斷疾病的重要醫學儀器，由法國醫生雷奈克（Laennec）於 1816 年創造並於 1819 年公布。醫生藉助聽診器來 「聆聽」 患者身體內心臟、呼吸及腸胃等器官和機體的聲音。
在聽診器還未發明以前，醫生聽診一般採用 「直接聽診」，即用耳朵隔著一條手巾直接貼著病人身體進行，但這種方法有技術限制且不衛生。然而，從古希臘時代一直到近代的一千多年的時間內，聽診方法也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
圖｜早期聽診器（來源：維基百科）
1816 年，雷奈克在為一名貴婦看病時遇到了困難，正是這一困難導致了聽診器早期雛形的誕生。當時，由於貴婦過於肥胖，用傳統的貼身聽診法不易診斷，雷奈克也不宜直接用耳朵貼著其胸部來診斷。
一個曾經偶然看到的場景啟發了他：一群孩子在玩耍時，一些小孩在圓木一端刮木頭，而另一些孩子的耳朵無意間貼近了圓木另一端，然後突然歡呼 「聽見了對面的聲音」。
於是，他將紙捲成一個圓筒，一端放在貴婦的心臟部位，把耳朵貼上另一端，果然，他聽見了貴婦心臟的清晰跳動聲。
之後，雷奈克根據這個原理，創造出了一種與單耳式木質聽診器相似的聽診器。經過層層改良，逐漸形成了現代的雙耳聽診器。
圖｜現代聽診器（來源：Pixabay）
不得不說，曾經的一些土方法在現代也很管用。
據研究論文描述，這一 「薯片筒聽診器」 的診斷效果還不錯。這種自製的簡單聽診器不僅經濟實用，而且還可以聽診超聲設備無法檢測到的支氣管痙攣。
此前，來自義大利醫療機構的三位學者在《柳葉刀》子刊《柳葉刀呼吸醫學》發表了一篇題為 「COVID-19 outbreak: less stethoscope, more ultrasound」 的論文，他們呼籲一線醫療人員要減少使用聽診器，更多地選擇超聲診斷設備。
三位學者認為，疫情之下，如果一線醫療人員繼續使用聽診器為新冠肺炎患者做檢查，有可能造成病毒汙染設備，以及在醫療人員之間造成交叉感染等問題。「我們應該保證儘可能少的醫療人員和醫療設備與疑似或確診新冠肺炎病例進行接觸。」
他們建議在醫院推廣使用超聲診斷設備。
但高旭輝等在論文中寫到，「這沒什麼不對的，但這種觀點可能會誤導醫生放棄他們的聽診器。」
由於醫院內確實存在醫患之間相互感染的情況，醫療人員會更加傾向於選擇使用可以減少與患者接觸的醫療設備。同時，超聲診斷設備不僅可以手持，還可以提供檢測數據和成像。這就可能導致醫療人員放棄使用聽診器。
但高旭輝認為，儘管近年來超聲影像檢查等先進技術發展迅速，但仍不能完全替代聽診器等基本檢查手段。在緊急時刻，作為床邊或戴在醫生身上的工具，聽診器比先進的超聲設備更能幫助醫務人員及時挽救生命。
此外，聽診器可以幫助醫生與患者互動，拉近醫患之間的距離，醫生更容易獲得患者的信任，使其配合治療。「聽診器還可以作為醫生和患者之間的橋梁，而不僅僅是一種診斷工具。」
這個簡陋的聽診器不僅在國內派上了大用場，國外同行看到其相關論文後也紛紛主動擴散。一位國外的流行病學家、醫生在 Twitter 上肯定了這一研究研究成果，並表示 「臨床醫學很重要」。
但也有人提出了質疑，認為該研究成果是因為蹭了 「新冠肺炎疫情」 的熱度，才能登上頂級期刊，他同時也為好友的論文被拒而感到 「惋惜」。
對此，高旭輝在接受楚天都市報採訪時表示，該論文被頂級學術期刊《歐洲心臟雜誌》錄用，說明各國專家對聽診有著足夠高的重視。「文章看似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研究，實際是百分之百的科學問題。用紙筒代替聽診器，可以解決一線醫生和偏遠地區醫生聽診的難題。」
不管怎樣，這一看似簡陋的東西，確實在拯救生命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