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紀實優秀作品不多？作家：「一個字都不要虛構」

作者 |溫新紅

12月18日，中國科普作家協會2020年會科普教育分論壇「弘揚科學家精神 發展科普創作」將在北京舉行，作家星河是8位專題報告者之一，他報告的題目是《書寫文明的創造者——科學紀實文學作品創作談》。

前不久，星河在中國科學院作了同題講座。

報告中提到的「文明的創造者」指的是科學家和科研工作者，也就是說，報告的主題是談他如何創作科學家的形象，為他們寫傳記以及報告文學。

星河的身份或者說標籤是科幻小說作家，怎麼「轉行」寫科學紀實作品了？科幻作家或者說作家創作這類題材有什麼優勢嗎？為此，《中國科學報》採訪了星河。

應約而作

此前不久，星河剛交給出版社30萬字的郭光燦院士傳記。

這是他創作的第三部科學家傳記。

差不多20年前，星河受到相關部門的邀約，採寫了「北京十大傑出青年」中的龔旗煌、呂植、趙春江等科研人員。

「說實話，雖說創作得十分認真投入，但當時還不會寫報告文學，成文更像報導或者實錄。」星河說。

真正意義上的創作是從寫李振聲院士的《麥浪如歌》開始的。

2008年，星河應約為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李振聲撰寫報告文學。

「寫完《麥浪如歌》，我感覺自己對報告文學算是略有了解，初窺門徑。」

採寫植物分類學家劉全儒也是應約而寫，傳記《解密綠色檔案》於2012年出版。

之後，星河又寫了《「賈立群牌B超」》《三月第二個星期四》《夸父的手杖》等報告文學。

值得一提的是，《夸父的手杖》是星河主動寫的。

北京對口援疆的地區是新疆和田，當時星河在和田援疆講課，無意中了解到水利專家王蔚的事跡。

王蔚將其一生獻給和田，修建了大小近60座水庫。這讓星河很感動，於是決定再赴和田，為早已謝世的王蔚留下一份文字紀念。

從創作科幻小說到科學紀實文學作品，無論是「錯位」還是「趕鴨子上架」，這皆是因為國內缺乏能寫科學紀實文學的作者。

眾所周知，這類作品對作者的要求比較「苛刻」——需要作者既要具有一定的文採，還要對科研領域有所了解，至少不能是一個徹底的「科盲」。

這兩點很難兼顧。

星河理工科出身，從事科幻小說和科普創作多年，基本滿足了這兩點要求。

有星河這樣能寫也願意寫的作者，就有了應約而作。

儘管如此，但「我從來都樂於領命」。

星河告訴記者，「我對科幻的熱愛，部分原因來自未能投身科研的遺憾，所以對科學家的研究歷程也確實好奇」。

跟隨他們的蹤跡

一部追溯「9·11」事件來歷的紀實作品給星河留下深刻印象，這就是曾獲普立茲獎的《巨塔殺機：蓋達組織與「9·11」之路》。

作品的最終落點是「9·11」事件，但開篇卻起始於20世紀40年代，縱貫半個世紀的歷史。

後半部分描寫特工人員對恐怖分子功虧一簣的追蹤歷程，其緊張程度絲毫不亞於一部精彩的偵探小說。

為此作者鑽研各種資料五年，走訪多國進行了數百次採訪，最終才得以完成這部巨著。

星河將其視為自己創作紀實文學的標杆。

在撰寫過程中，星河同樣是「一步步追尋這些科學家的跋涉蹤跡得來的」。

寫李振聲傳記時，星河到李振聲昔日讀書的山東濟南，以及他工作多年的陝西楊凌，跟著李振聲的學生在麥田裡觀察，忠實地記錄下了李振聲大半生的工作與生活狀態。

進入並參與到科學家的工作場景中，星河認為這點很重要，他打了個比方，「我在科學家實驗室裡坐上一天，哪怕目睹了他的所有操作卻絲毫不懂其所以然，寫出來的科研過程也比自己憑空想像出來的要強得多」。

劉全儒被譽為「華北植物第一人」，但他本人卻十分低調。

為了全面了解劉全儒的學術貢獻和科研進展，星河跟隨他的研究生聽了整整一學期的植物分類學課程，與他們一起上課、做作業、出野外甚至參加考試。

寫腎病專家汪濤時，星河隨他一起出診，還深入病患家中，考察如何在家中透析。

寫王蔚時和田機場正在重修，只能在喀什落地，且要深夜驅車穿越大沙漠。為了採訪因王蔚引水而受益的農民，星河前往剛發生過地震的皮山農村；為了親睹水患與抗災場景，他還深入到洪水從腳下滾滾流過的抗洪一線。

多數傳主並非是星河自己的選擇，構成了一定的限制，這就需要深入地挖掘，星河說他重點關注兩方面，即科研上的獨創性和生活上的特別點。

「最重要的準備工作是事先了解科學家的生平及科研經歷與成果。在我看來，完整地佔有資料與聆聽科學家的述說同樣重要。」

星河表示。寫王蔚時，星河不但一頁頁翻看他的工作筆記，同時還查閱了大量的歷史和地理資料。

沒有完整的資料，往往很難從邏輯的角度理解科學家的述說。

有時傳主敘述得支離破碎且有不準確的地方，比如採訪郭光燦的時候，他的一個學生兼同事談到一個事情，與郭光燦本人以及各種記錄都不相符，最後發現是他的原始印象錯了。

「很多事情要尋找不同來源，互相佐證才可以。」

但有些資料也有一定程度的問題，此前的書寫者為了敘述方便而做過處理，相比之下，科學家第一手的原始述說更為準確。

查閱資料、近距離接觸傳主、多方面採訪，一樣都不能少。這樣創作所花的時間就會不少，郭光燦的傳記用了三年時間才完成，劉全儒的傳記用了一年時間。

寫報告文學總體上用的時間短點，但相對勞動不少，採訪過程也一樣，除了本人，還要採訪他們的家人、學生、同事等。

尋找不一樣的開頭

星河之所以會做《書寫文明的創造者》這場講座，是因為聽講者大都掌握著名科學家大量而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但缺乏創作實踐。

「採寫科學家，不是簡單地錄音整理，資料堆積，而需要捕捉細節，結構文章，以『橫斷面』的方式追溯他投身科研的一生，描繪其學術生涯的點點滴滴。」

從題目到結構，從形式到細節，會因人而異，但也有共通之處。

傳主的專業是個難點，相對其他領域，科學這塊更需要作者下更多功夫。

星河寫的幾位科學家和科研人員都屬於不同的領域，李振聲是遺傳學家，劉全儒做植物分類研究，郭光燦是量子信息學家，這些領域此前星河都沒接觸過，完全不懂，寫完後，星河笑稱自己基本上能做通俗科普，「首先需要有學習的能力，寫科普也需要。這也是自我挑戰吧」。

怎樣才能更快理解這些科學家的工作及相關專業知識，採訪科研人員的親友故舊以及學生，是星河的「秘密武器」。

當他發現科學家的某位學生善於科普，能把高深的道理講得非常通俗，他就找這位學生來講解。

星河到郭光燦的家鄉——福建泉州的一個漁村，採訪他小時候的玩伴。

因聽不懂當地的語言，由郭光燦的堂弟做翻譯，這位堂弟講了郭光燦小時候帶領大家用繩子玩「打電話」的故事。

星河覺得很好，正是有關通信的雛形。

後來就把這個故事寫在了全書的開頭，這和郭光燦做的量子信息研究聯結起來了。

相比之下，科學紀實文學的吸引力自然遠不如科幻小說，如何讓讀者能夠喜歡，就需要作家自己想辦法了。

因此，星河「格外注意開頭和題目。都是我自己從採訪資料中，刻意找到的噱頭。

這樣引出都比較吸引人」，對此，他笑稱「不謙虛地自豪」。

一名學成歸來的分子生物學專業畢業生對他的農民父親狂傲地說道：「用您那落後的栽培方式與管理方法，這棵樹連10斤蘋果都收穫不了！」「你說得沒錯，孩子。事實上它連1斤蘋果都收穫不了。」

父親平靜地告訴兒子，「因為那是一棵白梨樹。」

這是《解密綠色檔案》開始的故事，說明了植物分類學的重要。

由美國農業學者、《誰來養活中國》的作者萊斯特·布朗引到一生從事與農業和糧食相關的李振聲；1977年，570萬試圖靠知識改變自己命運的考生走進考場，他們中的幾個人（後來與賈立群成為同單位同事）的生命軌跡將在某個空間點交匯，成為「賈立群牌B超」；寫腎病醫生汪濤的標題「三月第二個星期四」，是從每年的三月第二個星期四被定為「世界腎臟日」而來的，等等。

這樣的開頭和標題不得不說是能吸引讀者的。

自然地書寫他們

儘管星河認同增加文學化手法，但他遵循的原則是，紀實作品中「一個字都不要虛構」，哪怕是類似「科學家一個人在房間裡皺著眉頭凝神思考」之類都不要。

他認為，情節或畫面一定要來自親眼目睹或者科學家本人或旁觀者的親口敘述。

能夠做到沒有一點虛構依舊具備可讀性才是最為可貴的。

這時細節最能打動人。

劉全儒每次上課前，讓學生隨機拿出自己拍攝的照片，他馬上就能說出是什麼植物。

有一次星河拿來一些照片，他看後判斷說，根據這些，就能明確知道這些照片拍攝於長江以南。

星河認為，科學家傳記的受眾以青少年和相關領域的科研人員居多。

在很大程度上也許讀者更多的是「被導向」，在創作時必須顧及他們的閱讀感受，不能為讀者所接受的書寫方式自然起不到應有的效果。

在國內，科學家的形象一向是正面的，似乎很少去說他們的缺點，記者好奇星河在創作中如何對待這一問題。

星河表示，這是一個現實問題，目前恐怕沒有什麼好辦法，至少在大的方面不好改變。他只有在細節方面做到儘量不神化。所謂的不神化，就是不去刻意神聖化科學家的一些舉動。

「不神化，基本上只能做到——他說的，不實的，我不寫；而做不到——我知道的，他不願意寫的，我還寫。」星河坦言。

國內優秀的科學紀實作品不多，這和作者的缺失有關，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有許多。

首先是書寫過程非常不容易。

星河談到他自己採訪經歷，首先要跑很多地方，採訪很多人。

其次是需要整理資料並進行核對，被採訪對象會提到許多人名，之後作者就要逐個查找背景資料。

另外就是要了解相關專業領域的基礎知識。

「既要克服上述那些困難，還要文理兼修，投入產出比相對比較低。」星河總結道。

《中國科學報》 (2020-12-17 第5版 文化周刊 原標題為《寫科學家傳記「一個字都不要虛構」》）

編輯 | 趙路

排版 | 郭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