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1日，參加燕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紀念活動的部分校友合影。他們坐著輪椅，拄著拐杖，相互攙扶。圖/受訪者提供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於2019.9.16總第916期《中國新聞周刊》
2019年8月31日早上6點，97歲的蔡公期起床拉開窗簾，香山主峰香爐峰清晰可見。這是清冽明媚的一天。
這天早晨，近300位燕京大學老校友在家人的陪伴下，陸續抵達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參加燕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紀念活動。他們坐著輪椅、拄著拐杖、相互攙扶，緊緊握住彼此的手。
與41級的蔡公期一樣，38級99歲的李士琰，39級98歲的左啟華、尚幸華，40級97歲的王世俊，41級96歲的張澍智……這些每年返校日必到的「老學長」，依舊沒有缺席。
香港校友未能到場，江可伯的信由校友會副會長蔣彥振在會上代讀：
在此建校100周年，但又不能祝賀母校校運昌隆，因為燕大已不復存在，頗為傷感。只願校訓精神「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能長存於我們心裡。
燕京夢
1984年5月4日，北大在燕園舉行校慶和校友返校活動。就在這一天，原燕京大學社會系教授、民進中央副主席雷潔瓊在北大貝公樓大禮堂宣布，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成立。
這一天，成為燕大校友「公開」活動之始。
此前，四五十位老燕大校友不定期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小聚。聯繫人是陳鼎文，黃華、陳翰伯、吳世昌、朱啟明等知名校友是積極參加者。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天，在新華社的大餐廳，二十多位燕京校友重聚，推杯換盞，盡興暢聊。校友們紛紛表示，希望每年至少相聚一次。燕大1942級校友馬健行和張貽開始奔走聯絡，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燕京校友組織起來，成立校友會。因當時不提倡成立全國性校友會，因此命名為「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校友會選舉產生了第一屆理事會，雷潔瓊任會長。
之前，大部分同學之間都沒有交流和來往。這一天重逢，大家的問候語成了哪些同學已過世，哪些同學還健在。
校友會成立後，把每年4月最後一個星期六定為燕京大學返校日。
校友會每年編輯《燕大校友通訊》，編印後寄送全國各地和海外。很多校友收到後，都會從頭到尾一字不落地閱讀。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燕大校友會最鼎盛的時期。國內各地和海外的校友會經常活動，十分活躍，是一個受到北京市民政局重視和肯定的民間社團。
1993年1月7日，經過校友會的努力，經北京市高教局批准，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和原北京大學分校（現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聯合成立了燕京研究院，宗旨是「辦一個有燕京特色的學校」。
燕京研究院英語研究所的名譽主任是趙蘿蕤，研究員有楊憲益等；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的名譽主任是周一良，顧問有侯仁之、林庚、周汝昌、王鍾翰等人；對外漢語培訓中心的名譽顧問是林燾，當代法學界泰鬥江平是經濟法研究所的研究員。
燕京研究院只是一個培訓機構，老先生們退下來後，「第二梯隊」無處尋找，研究院無疾而終。
1995年，原燕京大學主要學術刊物《燕京學報》復刊，由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侯仁之、北京大學教授周一良擔任主編。2012年8月，因編委成員年事俱高，三位主編侯仁之、周一良、徐蘋芳相繼辭世，新《燕京學報》出版30期後停刊。
改革開放後，民辦學校政策有所鬆動，燕大復校的呼聲掀起。燕京大學校友會表示願意出資，並開始為此奔走聯絡，校友們捐款的勁頭很大。
那時，校友會副會長魏鳴一是「財務總管」。他是十二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他知道，燕大復校只是個「金色的夢」，所以管錢極嚴。他想的是，有一天把錢還給大家。
在燕大百周年紀念活動致辭中，他提到了這件事。他說，我們這些燕京人，對燕園的感情，稱得上「有點迷戀」，是一群追夢人。但我們的夢和愛都落空了嗎，並不會。圓夢，要向前看。燕園現已擴大幾十倍，正在培育一批批優秀學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才是教育之本。
校友們
1988年，41級校友蔡公期被選為燕大北京校友會副總幹事，負責37~41學號（指1937年至1941年期間入校）校友的聯絡。
蔡公期是中國橋協榮譽大師，他從1979年起就常陪鄧小平打橋牌，因為活動較多，謝絕了擔任校友會總幹事的邀請。
1989年4月，他第一次參加校友會活動。那次返校的校友約700人，很大一部分是從海外回來的。
一些國外回來的校友覺得每年半天的返校活動太過短暫，蔡公期和張澍智就連續十多年組織校友們於返校時在香山相聚四到五天。這些年，蔡公期直接打過交道的校友有兩千餘人。
他所在的41級399人，其實在燕園學習只有百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封閉了學校，燕大在成都復校），但校友會在1990年一年裡就和其中117人取得了聯繫。
1946年10月，燕京大學進步學生組織「甘霖團契」部分成員在北京海澱照像館留影，後排右六為蔡公期。圖/受訪者提供
蔡公期永遠記得，1941年9月2日傍晚，全體新生集合在臨湖軒草坪上，65歲的司徒雷登帶領各院院長，與399個新生一一握手，對著學號用中英文準確地一一叫出名字。
18歲的蔡公期走到司徒雷登面前時，既興奮又緊張，不知道該怎麼用英文回應，結果司徒雷登與他握手時用中文說：「蔡公期，你好，歡迎你！」後來，蔡公期在上世紀50年代擔任了北京市第二中學校長，也要求自己開學時要叫得出所有新生的名字。
司徒雷登在開學致辭時說：「今後四年，我將和你們生活在一起，希望你們發揮智慧去探索宇宙的真理，追尋自由，更好地為人類服務。這就是要你們永遠記在心中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我們的校訓中間是沒有逗號間隔的，並不是遞進關係，而是平行關係，同等重要。」蔡公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95年，魏鳴一辭去中信集團董事長職務，受中信新領導班子邀請擔任顧問和中信公司國際諮委會主席。從這年起，他開始擔任校友會會長至今。
那時，校友會經費有限，香港校友到北京來，魏鳴一常自費請大家到全聚德吃飯。
魏鳴一認為，燕大的學風對自己影響最深。「學風正，就是作風正。要學風正，教授一定要正。」
魏鳴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燕京大學雖然是教會大學，但是環境非常自由，他並沒有感受到宗教氣氛，只有少數人參加宗教團契。「我一律不參加宗教活動。也沒有任何人覺得你應該參加，沒有人來找你參加。」
醫學專家、燕大1948級醫預系的袁玫說，燕大的宗教學院有很多基督徒。他們並不是唯物主義者，但是他們博愛助人的觀念、謙虛有禮的作風，對其他同學影響很深，甚至形成了燕京大學的一種獨特風氣。
校友張定之女張宛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一批當年傾向國民黨或者信仰基督教的校友，每次校友會活動都會來，但是不登臺不籤到。
張定是燕京大學42級政治系校友，曾任團中央學校工作部秘書主任兼全國學聯秘書長，曾在胡耀邦領導下工作，平反冤假錯案時期在國務院科技幹部局做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工作，曾盡力幫助過很多燕大校友落實政策，後擔任了校友會常務副會長。
張定的同學陳鴒是基督徒，在上學時與身為共產黨員的張定政治觀點不同，但兩人感情絲毫不受影響。晚年，在北京的張定和在香港的陳鴒通電話，兩人說話都不利落，耳朵也聽不清，全程自說自話，但誰也不想放電話。
一次，燕大校友在一家老人院聚會，被住在老人院的原西南聯大學生會主席胡邦定一眼認出：「你們是燕京大學的。」蔡公期很詫異：「你怎麼知道的？」胡邦定說：「你們燕京有特色。我在西南聯大念了三年書，在北大念了一年，我們的集體活動遠不如燕京大學。」
校友何定曾為能聯繫上的成都復校期間的燕大同學編撰小傳。她認為，每個燕京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是值得紀念的。幾年前，她看到一部電視劇，認為劇情和臺詞貶損燕京大學學生形象，拍案而起，寫信告到國家廣電總局。
「我們燕京的學生，有長得好的也有長得醜的，有窮的有富的，但就是沒有流氓氣的。」她說。
歸葬
1962年9月19日，86歲的司徒雷登在華盛頓辭世。按照他的遺囑，遺體火化。
火化並不符合基督徒的傳統，但是為了便於歸葬，司徒雷登選擇了火化。他在遺囑裡說：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於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
司徒雷登的骨灰長期存放在遺囑執行人傅涇波家中，時而有在美國的燕大校友前去弔唁。
1986年6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同意將司徒雷登的骨灰以燕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安葬在燕園臨湖軒一帶。
1987年4月，燕京大學西語系校友國仲元由教育部借調到中國駐美國大使館教育處工作，他經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司徒雷登的骨灰歸葬。
國仲元是1949年進入燕大的，當時的燕大校長已是陸志韋。國仲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在學校時沒聽說過司徒雷登，是後來才知道這位老校長的。
也就在這時，司徒雷登骨灰歸葬之事發生了一些變化。外交部向駐美大使館發出指示，要求此事「暫緩辦理」。
直到2006年，傅涇波之子、第4任美國華人精英社團「百人會」會長傅履仁收到浙江省外辦來信。信中說，原定司徒雷登骨灰歸葬燕園已經中央批准，後來沒有安葬，如擬安葬在杭州，需正式提出報告請有關部門批准。傅履仁即請「百人會」公共關係部主任安平和國仲元起草回信。浙江省外辦很快做出安排，並拿出司徒雷登墓地設計初稿。
最初，大多數校友並不贊同歸葬杭州。但經討論，大家逐漸認為，杭州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還有他父母的故居，長眠在出生之地也有充分的道理，而且這是歸葬最快捷的途徑。最後，燕大校友會表示贊同。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時，司徒雷登骨灰歸葬儀式在杭州郊區安賢園舉行。
那是一片很大的陵園，樹木繁茂、風光秀麗。美國駐華領事館領事雷邁可手捧司徒雷登的骨灰盒，輕輕交給傅履仁。這是個閃閃發亮的黃銅製骨灰盒，正面刻著：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
燕大校友會代表、副會長蔣彥振走上前去，和傅履仁一起，雙手捧起骨灰盒，輕輕放進墓穴。
蔣彥振把一束潔白的百合花放在擺滿了花圈和鮮花的墓碑前，說：「老校長，您安息吧。」
安葬當晚，傅履仁給時任燕大校友會會長魏鳴一打了一個電話。魏鳴一和傅履仁很熟，一談起司徒校長，都不勝唏噓。
魏鳴一小時候就知道有個美國校長司徒雷登，知道他生在中國，知道他到處募捐建校。又是若干年，才逐漸看懂一個熱愛中國、博學多才、奮鬥育人、和藹可親卻被政治漩渦湮滅的長者。
他說，「我們現在都在晚年，生活無憂。司徒的晚年呢？癱瘓在老秘書家裡苟延殘喘！」這讓他覺得，情何以堪。
安葬儀式後，在他心中，終於可以將此事放下了。
聚會
北大英傑交流中心右邊的一個角落，一間二十餘平方米的辦公室是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的辦公地。
《燕大校友通訊》有個欄目，專門刊登燕京校友去世的消息。最近兩年，出現在這個欄目裡的燕京老人越來越多。
校友辦公室有七人辦公，包括燕大老校友85歲的劉德福、88歲的韓家麟、84歲的舒寶芝。劉德福常早上五點鐘出發，趕頭班車，從西三旗的家中來辦公室。
因為沒有後續校友，燕大校友會從90年代起就已感到力不從心，為此特地在章程中規定，燕大校友的子女以及燕大附中、附小校友也可列入校友。
從那時起，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張宛佳開始投入校友會的一些工作。
今年70歲的她，看著返校的老人們一年一年變老，一年一年變少。
曾擔任燕大北京校友會辦公室主任的石文博，被大家叫做「老石頭」，幾年前，他坐著輪椅來參加校友會的紀念活動，上貝公樓的臺階不方便，就坐在籤到處，看來來往往的人，看完了就走。如今，「老石頭」也走了。
2015年，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決定於2019年舉行燕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紀念活動。
時年92歲的蔡公期承擔了編纂《燕大百年擷英錄》的任務。為了對上百萬字的資料進行篩選，他動員全家三代人參與編纂，歷時三年多。他還負責打電話聯絡41學號以前的校友，但很多人已經無法接電話了。
《燕園歷史畫冊》則是燕二代的心血，由燕大教授翁獨健的女兒翁如璧、侯仁之的女兒侯馥興、趙佔元的女兒趙汝光等人牽頭。
籌備了近三年，經過多次推遲和更改，燕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紀念活動舉辦日期終於敲定在2019年8月31日。
大家都心知肚明，這很可能是燕大校友們的最後一次大型聚會了。
1985年至2000年，每年校慶日返校校友在六七百人，逢五逢十之年可達千人。進入新世紀以後，每年返校日會聚燕園的校友逐漸減少到300人左右。2014年是燕大建校95周年，返校日到會近500人。2018年，校友返校聚會不到一百人。
2019年的這次活動，校友會預估100人，結果到了300來人。校友會辦公室工作人員馬金萍說：「好多老先生前兩年返校日都沒回來，都憋著勁兒等著今年來呢。」
在北大英傑交流中心門前，一塊展板上印著：紀念燕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1919-2019，我們從燕京大學走來。老人們紛紛在展板前合影留念。
魏鳴一在物理系的幾個很要好的朋友都不在了。有人情緒很激動，老友名字掛在嘴邊，就是叫不出來。他見此，吟誦了一句韋應物的詩：「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
畢業於協和醫學院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盧世璧不是燕大校友，但是他和很多燕大校友的觀念一樣，「燕大協和是一家」，燕大的聚會也會到場。
蔡公期攜全家四代10口人到會，其中最小的家庭成員，是剛剛出生五個月的曾孫女。
紀念活動結束後，他帶全家人參觀了他曾經住過的兩棟宿舍樓，在未名湖畔一起靜靜地坐了很久。他希望，燕京不在了，精神還能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