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故宮藏明萬曆《北京宮殿圖》（約1596年）。都城是一個王朝的政治中心和權力中樞，宮殿、衙署又是君權和中央權力的象徵，因此都城圖在中國古代城市圖中佔的比重很大，元明以來的都城圖都具有通過誇大的宮殿比例來表現皇權至高無上的特徵。
中國古代地圖反映了歷代中國的大地觀測、疆域開拓、政區劃分、江河治理、用兵作戰、城市營建、交通開闢等歷史實踐，是中國歷史的時空縮影，具有文字不可替代的直觀性和形象性。而中國古代地圖的測量方式、繪製技法、方位視角、符號體系所具有的鮮明東方文化特徵，又是中華民族的宇宙觀、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的獨特反映。且讓古地圖引領我們穿越歷史的塵煙，進入奇妙的時空隧道，領略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歷史變遷。
■ 臺北故宮藏明洪武《南京至甘肅驛鋪圖》（1398年）甘肅靜寧至蘭州段。
我們正在逐步進入一個以圖像和影像資料來獲取信息的「讀圖時代」，而中國古代地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內容豐富、類型多樣、畫法獨特，作為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和中華文化的珍貴遺產更是值得我們細細研讀。它們既是中國歷代王朝管理疆域、劃分政區、治理河道、用兵作戰、營建城市、巡遊出行的重要依據，也是歷代學者士子通經明史、著書立說、傳承學術的有效手段，還是商賈經商旅行的參考工具。
按照繪製內容的不同，中國古代地圖分為疆域政區圖、河渠圖、軍事圖、城市圖、交通圖以及天文圖、風景圖等類型；按照載體和裝幀的不同，又可分為木板圖、帛本圖、絹本圖、紙本圖、碑刻圖、繪本圖和刻本圖、單幅圖和圖冊等形式。
歷代政府、文人學者是中國古代地圖的主要編繪者，其內容類型與歷代王朝的施政重點和文書制度有著密切的關聯；繪製時，多採用傳統形象畫法，輔之以大量文字註記、題跋和圖說，具有圖文並茂的特徵。
■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宋《華夷圖》（1136年）拓片。
宋代以前的地圖主要以墓室壁畫、出土圖版、石刻圖碑的形式傳世，宋元地圖則主要以刻本插圖和石刻圖碑的形式流傳，明清以來繪本地圖大量傳世。現存價值最高的明清繪本地圖主要保存在清代的內閣大庫、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軍機處等機構之中。清朝覆亡後，明清精華輿圖被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和北平圖書館所繼承，但也有不少古地圖在王朝更迭之際流散到民間或是海外。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包含大量古地圖在內的北平文物先後因抗戰南遷，其後又因內戰而分藏兩岸，經歷了戰火的洗禮與考驗。時至今日，明清繪本地圖主要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和臺北「故宮」圖書文獻處，它們共同經歷了中國近現代文物的顛沛流離，見證了近代中國歷史的滄桑巨變。
中國古代地圖不但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而且還是中外地圖文化交流的碩果。中國古代地圖的影響和存貯都並不局限於中國，一部中國古代地圖流傳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對中國古代地圖的研究也具有超越中國本身的世界意義。中國文化在對外交流方面的態勢是西入東傳，地圖文化也是如此。一方面，從唐代開始中國地圖大量傳入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推動了漢字文化圈內的朝鮮、日本和越南等國地圖的發展，構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圖文化圈」，共同反映了東亞的世界觀和地理觀。另一方面，蒙元時期伊斯蘭地圖經由波斯和阿拉伯人傳入中國，使中國地圖對天下的描繪超越亞洲涵蓋亞歐非三大洲，促成了明代「混一圖」系列天下圖的編繪。從明代中後期開始，隨著歐洲的地理大發現和在世界範圍內的殖民擴張，歐美各國的傳教士、使者、學者先後來華，推動了東西方地圖的雙向交流。義大利、法國等國的耶穌會士將西方近代地圖、地理知識和測繪方法傳入中國，推動了《坤輿萬國全圖》、《皇輿全覽圖》等一系列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地圖的編繪，而義大利耶穌會士衛匡國和法國地理學家唐維爾在中國地圖基礎上，分別編繪《中國新圖志》和《中國地圖集》，促進了中國乃至東亞地理知識和地圖編纂體例在歐洲的傳播。
■ 西漢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長沙國南部地形圖》（公元前181～168年）。
疆域政區圖是描繪一個國家疆域政區範圍內自然和人文地理狀況的地圖，在中國古代統稱為「輿地圖」。由於中國疆域廣闊，政區複雜，遲至唐代就建立起了完善的政區圖造送制度，以便中央政府及時掌握全國疆域政區的最新情況。疆域政區圖既是一個王朝疆域的象徵，也是王朝中央和地方施政所依據的重要資料。因此，疆域政區圖也就成為數量最多、類型最豐富的中國古代地圖。按照表現內容和對象的不同，可以分為天下圖、全國總圖、郡國圖、省圖、府州圖、縣圖等。
疆域政區圖的發展與演變，與中國疆域政區的變遷息息相關。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疆域是一個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對於廣闊的疆域進行分區和分級管理，是疆土管理最基本的手段和措施，而對於國家疆域進行分區和分級的管理方式就是行政區劃。為了解國情，有效地管理王朝的疆域和政區，歷代政府都較為重視疆域政區圖的繪製和運用，並逐漸建立起完善的疆域政區圖的繪製和存貯制度。宋代之前的文獻主要靠抄繪傳播，而地圖的製作和抄繪較文字文獻更為困難，再加上年代久遠和戰爭造成的圖籍損毀，致使疆域政區地圖流傳甚少。
■ 北京博物館藏清乾隆銅版《乾隆內府輿圖》（1761年），系對全境進行實地測繪後，採用西方近代三角測量法和經緯投影技術繪製，書寫了世界測繪史和地圖史上輝煌的一頁。
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地圖主要是地下出土的木刻和帛繪局部圖，以《秦國邽縣圖》和《長沙國南部地形圖》為代表。西晉時期的司空裴秀曾按照「製圖六體」繪製了《禹貢地域圖》和《地形方丈圖》，唐朝官員李吉甫和賈耽曾分別繪製過《十道圖》和《古今華夷圖》等大型疆域政區圖，但這些地圖都未能流傳至今。宋代以降，因科舉制度的普及、讀書人通經明史的需要和邊患危機的加劇推動了地圖的編繪，而印刷術的普及、地理學的繁榮與教育的推廣則促進了兩宋地圖的普及和傳播，因此有不少碑刻和雕版刻印的宋代疆域政區圖流傳至今。宋代的疆域政區圖既有重在表現兩宋王朝疆域政區的《九域守令圖》《禹圖》《理圖》《輿地圖》，又有重在表現華夷觀念的《華夷圖》，也有《漢西域諸國圖》等歷史地圖和表現遼、西夏等民族政權疆域的《契丹地理之圖》、《西夏地形圖》。蒙元王朝統一中原漢地和草原遊牧地區，不再強調「華夷之辨」，「混一圖」取代「華夷圖」成為當時「天下」總圖的主要類型。由於蒙元時期歐亞大陸交通大開，伊斯蘭學者大量來華將伊斯蘭地圖學知識帶入中國，波斯學者扎馬魯丁所製作的圓形地球儀、彩繪《天下地理總圖》，與元代朱思本的《輿地圖》、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和清的《廣輪疆理圖》等在中國地圖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明初繼承了蒙元時代的天下觀，於洪武年間繪製涵蓋亞歐非三大洲的《大明混一圖》，建文年間朝鮮學者根據元明時期的中國地圖及朝鮮和日本地圖繪製成《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反映了15世紀東亞人的天下觀。明朝中期以來的《楊子器跋輿地圖》等以明朝疆域為主、較少表現域外的地圖，表明明朝中期學者對域外地理知識興趣的減退；而《廣輿圖》等計裡畫方、圖文並重的大型綜合地圖集則大量出現，並以刻本的形式廣泛流傳。明朝晚期，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編繪兩個半球形式的中文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將歐洲近代地理知識傳播到中國。同時，義大利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等人也在《廣輿圖》的基礎上編繪《中國新圖志》等拉丁文中國圖集，改變了歐洲人的中國地理觀。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洪武《大明混一圖》（1389年），明初繼承了蒙元時代的天下觀，此圖涵蓋了亞歐非三大洲。
清朝中前期，在逐漸完成並鞏固國家統一的基礎上，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先後任用西方傳教士率領中外測繪人員對全境進行實地測繪，採用西方近代三角測量法和經緯投影技術先後繪製康熙《皇輿全覽圖》《雍正十排圖》《乾隆內府輿圖》三大實測圖集，在世界測繪史和地圖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康雍乾三大實測地圖集的繪製過程也是清王朝完成並鞏固國家統一、對邊疆地區實行主權管轄的歷史見證。然而，三大實測地圖完成後就深藏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或賜給少數近臣，相關的近代測繪技術和地理知識也未能在中國社會中普及。清朝中期政府官方和學者個人在繪製地圖之時，仍然採用以文獻考據為主要手段的繪圖方式，在三大實測地圖中廣泛運用的經緯網和投影技術被束之高閣，而《大清一統萬年地理全圖》等傳統輿圖所代表的地理知識和繪圖技術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流。而《皇輿全覽圖》經由來華耶穌會士帶回歐洲後，進一步改變了歐洲人的「中國地理觀」，催生了法國地圖學家唐維爾的《中國地圖集》，並推動了歐洲國家的大地測繪，促進了歐洲近代民族國家和疆域領土觀念的形成，在中歐地圖交流史、世界測繪史和世界歷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清朝晚期，中國因西方列強的入侵出現嚴重的邊患危機。在鹹豐、同治、光緒年間的歷次對外交涉和劃界談判中，傳統地圖存在嚴重缺陷，在分界締約過程中往往使用外國地圖，致使中國處於不利地位甚至喪失領土。為了應對邊患危機，重建官繪輿圖的權威，清廷開始再度翻譯西方地圖、引進西方測繪技術、培養測繪人員，編繪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等近代地圖，推動了西方近代測繪技術的傳播和普及，並催生了專門的地圖學會和出版機構，推動了中國地圖的近代化。
■ 南京博物院藏明萬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1608年），體現歐洲近代地理知識傳播到中國所帶來的影響。
「河渠圖」是描繪河流河道及其水利工程的輿圖，其主要內容是描繪河道的源流與走向，並畫出沿岸的山脈、湖泊、泉源等自然地理要素和各種水利工程設施、城邑、道路、驛站、關卡、名勝等人文地理要素。傳統中國以農業立國，以「治水國家」而聞名於世，與之相關的河渠圖源遠流長、數量眾多、類型多樣，在歷代河流治理、河政管理中起著重要作用。
河渠圖在本質上是河道治理和河政運作的產物，並以反映河務、籌建河工、治理河患為主要繪圖目的。根據描繪對象的不同，傳統河渠圖可以分為黃河圖、運河圖、長江圖、淮河圖、永定河圖、錢塘江圖等類型。其中，黃河和運河是最重要的自然河流和人工河流，「治河保運」事關國計民生，是歷朝政府的重要施政內容，黃河圖和運河圖也就成為中國古代河渠圖的主要組成部分。除了黃河、運河之外，錢塘江潮防治關乎江浙財稅區安危，淮河事關明清黃、運河治理，長江中遊治理關係明清糧倉江漢平原的豐歉，永定河事關明清京畿安全，都是明清地方政府治理的重點，均有相關地圖傳世，與黃河圖、運河圖一起構成古代河渠圖的完整體系。
明清以來的河渠圖主要是由負責黃河、運河治理的專職河臣或負責轄境內河道修疏的地方官僚主持繪製呈報的。製圖綜合、實地考察是河渠圖的主要繪製方式。從其運用和功能來看，河渠圖不僅是歷朝政府河政決策和河工治理的重要資料，是河臣治績的集中體現，也是傳達河務信息、核銷河工經費的重要依據。
■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乾隆《南河圖說》之《清口運口圖》（1750年），乾隆年間乾隆帝效仿康熙六次南巡閱河，此圖為江南河道總督高斌所繪。
中國古代黃河圖源遠流長，傳說大禹治河曾以河伯所贈「河圖」為治河三寶之一，東漢王景治河也曾運用黃河圖。現存最早的黃河圖刻繪於宋代，元代誕生了黃河專題圖集——《治河圖略》，明朝出現了劉天和石刻《黃河圖說》、潘季馴彩繪《河防一覽圖》以及刻本《漕河圖》《金沙江圖》等類型多樣的河渠圖，並多以石刻圖碑、刻本插圖的形式存在。清代前中期的皇帝把河渠治理作為施政重心，河渠圖的繪製和運用非常普遍，單幅繪本河渠圖和河渠圖集大量出現，構成存世河渠圖的主體。
清代康熙帝極其重視黃河的治理，命靳輔、于成龍、張鵬翮等河督分別繪製《黃河圖》《運河圖》《江南黃河圖》《黃河全圖》《運河全圖》等大型精美河圖，奠定了清代河渠圖的基礎，並使得繪圖、讀圖、用圖成為清朝的「祖宗之法」。雍正年間，黃河河患中心轉移到河南段，導致河政管理制度的變革，引發了河渠圖類型與繪製內容的變化，表現河南山東段黃河的地圖開始出現。乾隆年間，乾隆帝效法康熙六次南巡閱河，江南河道總督高斌、高晉等人先後繪製《南河圖說》《黃運湖河全圖》等江南河道總督所管轄的黃河、運河工程圖集，而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等人也繪製《豫東黃河全圖》描繪河南山東黃河圖。嘉慶、道光兩朝河臣在乾隆朝河圖的基礎上，繪製多幅成套的黃、運河全圖。鹹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開封銅瓦廂決口改道北流，引發黃、運河患中心的轉移和河政變革，催生了一批反映黃河改道和穿運情形的河圖，並使得其後河渠圖的繪製重點由江蘇段轉移到了河南、山東段。宣統年間，出現了專門測繪機構採用暈滃法繪製、標註圖例的實測黃河圖，反映了清代河渠圖繪製的近代化趨勢。
■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嘉慶《六省黃河埽壩河道全圖》（1820年）河源至寧夏段。在「治河保運」事關國計民生的古代中國，黃河和運河是最為主要的治理對象，黃河圖和運河圖就成為最為重要的河流治理工具。
清代海塘圖多由清代浙江巡撫、江蘇巡撫、浙閩總督等地方官員繪製。現存之圖集中於雍正、乾隆和光緒三朝，尤其是乾隆朝。乾隆帝六次南巡，把江浙海塘作為黃運河之外新的施政重點，江浙官員也將海塘營建作為施政重心，編繪了大量海塘圖和海塘專著。按照繪製範圍的不同，海塘圖主要分為五種類型：一是描繪江南松江府和太倉州海塘的江南海塘圖，如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乾隆《松江太倉海塘圖》。二是描繪浙江錢塘江南北兩岸海塘的全省海塘圖，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乾隆《浙江錢塘江水路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浙江海塘全圖》。三是描繪浙江錢塘江北岸杭州府仁和縣、海寧縣境內海塘的浙西海塘圖，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乾隆《仁和縣海寧州塘工沙水情形圖》。四是描繪浙江錢塘江南岸紹興府、寧波府海塘的浙東海塘圖，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寧邵海塘圖》。五是描繪局部海塘工程圖，如收入《南巡盛典》中的多幅海塘工程圖。
由於河渠圖要表現出曲折漫長的河道，往往需要繪製成規模宏大的長卷，通常採用傳統山水畫法來表現河道兩岸的山水景觀。因此，古代河渠圖往往是幾十米長的絹本或紙本長卷。這些長卷河圖卷帙恢宏、繪製精美，有些河圖還出自著名畫家之手，經過清代皇帝的閱覽、批示和收藏，除了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外，還往往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河防一覽圖》（1590年）局部。
軍事地圖是描繪特定地理範圍內地形地勢、兵力部署、防禦工事、交通路線，以及與軍事相關的山川、海岸、島嶼、城池等地理要素的輿圖。軍事圖的產生、發展與古代戰爭形式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是古老的地圖類型之一。
中國古代軍事圖分為主要描繪陸上邊防形勢和兵力部署的「邊防圖」，主要描繪海岸邊防形勢和軍力部署的海防圖，以及主要描繪長江、淮河等大河防禦形勢的「江防圖」和「河防圖」。
春秋至秦漢時期是古代軍事圖的萌芽時期。春秋時期的文獻《管子·地圖》論述了地圖與軍事行動及山川、地形、關隘、城池、地利之間的關係。秦漢以來的歷次戰爭中，軍事地圖都得到了充分的運用。現存最早的軍事圖是湖南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表現漢初長沙國對南越國布防形勢的《駐軍圖》。
兩宋時期是中國軍事地圖的發展時期。兩宋先後與遼、金、西夏等民族政權並立，面臨嚴重的邊患危機，兩宋政府和文武官員編繪了大量的軍事地圖，而印刷術的普及又推動了兩宋地圖的普及和傳播。宋代的軍事圖既有描繪宋遼、宋夏陸上邊防形勢的「對境圖」，還有描繪南宋對金沿長江防禦部署的《沿江大閫所部圖》，這些輿圖多以刻本插圖或是石刻圖碑的形式傳世。
■ 遼寧省博物館藏明嘉靖《九邊圖》（1564年）。明朝面臨「北虜南倭」的威脅，為防禦蒙古人，明朝在北方修建長城邊牆，並沿長城設置九邊重鎮，由此出現了大量描繪邊防的《九邊圖》。
明至清前中期是中國古代軍事地圖的成熟和繁榮期。明朝面臨「北虜南倭」的威脅：雄踞大漠南北的韃靼和瓦剌蒙古部族威脅京師北京，成為明朝的心腹之患，為防禦蒙古人，明朝在北方修建長城邊牆，並沿長城設置九邊重鎮，屯駐大量兵力，明朝政府、官員和學者編繪大量以《九邊圖》為代表的邊防圖；在東南沿海，明王朝面臨著倭寇和海盜的嚴重威脅，在加強海防、肅清倭寇的軍事行動中，明朝官民繪製了以鄭若曾《萬裏海防圖》為代表的海防圖和《江防海防圖》為代表的江防圖。流傳至今的明代北方邊防圖籍和東南海防圖籍多達數百種，是重要的古代地圖文化遺產。清朝前中期開疆拓土，對西北新疆、西南苗疆、東南臺灣等邊疆民族地區大規模用兵，在繼承明朝北方邊防圖和東南海防圖的基礎上，增繪反映滿族龍興之地的《柳條邊圖》，進一步拓寬了古代軍事圖的繪製範圍。
清朝晚期是古代軍事地圖向近代地圖的轉型期。道光年間以來，清朝開始面臨內憂外患，外有東南沿海西方列強的多次入侵，內有南方的天平天國起義、西北地區的回民起義。在歷次戰爭中，清朝政府編繪了大量的軍事圖。除了傳統海防圖外，表現浙江、福建、廣東、臺灣等省的「炮臺圖」成為晚清時期海防圖的主要類型。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清朝加強長江防禦，興建長江水師，繪製《長江圖冊》；在平定北方捻軍的過程中，山西官員加強黃河防務，繪製表現黃河防禦情形的《大河兩岸南北地輿圖》等內河防禦軍事圖。總體來看，清代適應近代戰爭形式和軍事戰略的近代軍事圖在不斷增多。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刻南宋《景定建康志》之《沿江大閫所部圖》（1261年），圖中描繪了南宋對金沿長江防禦部署的情景。
城市圖是描繪城市地理環境、形態布局和結構功能的地圖。中國古代城市主要是各級地方行政區劃治所和區域統治的中心，除了其政治、軍事、經濟實用功能外，還是王朝和政府權力的象徵。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規劃建築城池時，往往繪製城池規劃圖，而編繪區域方志時，也往往將各級治所的城市圖繪入其中。古代城市圖的類型、特徵與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演變、形態功能有著密切的關聯。
按照城市圖所表現對象的不同，中國古代城市圖可以分為「都城圖」和各級地方政區治所「城池圖」兩類；按照地圖用途的不同，古代城市圖可以分為城市規劃圖、城市駐防形勢圖和城市平面布局導覽圖。從其繪製方法來看，古代城市圖大都採用平立面結合的形象繪法，往往刻意放大宮殿、衙署等權力機構，西晉裴秀的「製圖六體」和北宋沈括的「七法」等相對精確的繪製技術，並未在城市圖的繪製中得到廣泛運用，表明古代城市圖重在實用，並表達權力秩序或凸顯地方官員政績。
■ 臺北故宮藏明萬曆《北京宮殿圖》（約1596年）。
都城是一個王朝的政治中心和權力中樞，宮殿、衙署又是君權和中央權力的象徵，其布局充分體現著歷代王朝的政治制度和運轉機制，都城圖在中國古代城市圖中佔據很大比重。唐宋時期的都城圖重在表現宮殿衙署布局，不少是描繪前朝都城宮殿、古蹟的歷史地圖，如北宋呂大防等人編繪的《長安城圖》。元明以來的都城圖大多都繼承了唐宋都城圖重在描繪宮殿衙署的特徵，無論是明代官繪本的《北京宮殿圖》還是民繪本的《北京城宮殿之圖》都以北京城的宮殿、衙署、壇廟、城垣為主要描繪對象，通過誇大宮殿的比例和繪製祥雲來表現皇權的至高無上。到了清代，都城圖的繪製開始向著更加成熟和準確的方向發展。清康熙初年繪製的《盛京城闕圖》，通過繪製盛京城市布局和宮殿建築形象，揭示出清朝以八旗制度為核心的軍政體制，而康熙年間實測繪成的《皇城宮殿衙署圖》和乾隆年間實測繪製的《京城全圖》都運用西方近代測繪方法，詳盡而準確地反映了北京城的宮殿形制，代表了我國古代城市圖繪製的最高成就。
傳世的中國地方城市圖的發展則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乾隆《京城全圖》（1750年），運用了西方近代測繪方法，詳盡而準確地反映了北京城的宮殿形制，代表了我國古代城市圖繪製的最高成就。
漢至唐是古代地方城市圖的萌芽階段。現存漢唐時期的地方城市圖主要以出土木板圖、墓室壁畫的形式存在，而其功能主要表現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場景和生平功績，而非用於城市規劃建築。就其內容而言，地方城市圖往往重在表現城市平面布局和重要建築，地圖要素和地理要素比較簡單，僅僅具有示意性。
宋元是古代地方城市圖的發展繁榮階段。宋代出現「城市革命」，城市經濟繁榮，各地展開城市興築熱潮。宋代形成科舉社會，以文官治天下，地方築城，往往向宋廷奏報城圖。宋代地方城市圖多是地方官員主持繪製的公牘附圖，現存之圖往往是石刻圖碑或是志書插圖，代表輿圖有《平江圖》《靜江城圖》圖碑。從內容上看，宋代的城市圖內容豐富，地理要素和地圖要素繁多，較漢唐時期的示意性城市圖要複雜得多。從其功能來看，宋代城市圖不但在地方城池規劃營建和經費核銷中起著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彰顯地方官員政績、輔助地方城市管理的工具。
■ 內蒙古博物院藏和林格爾縣出土東漢《寧城圖》（約195年）。漢唐是古代地方城市圖的萌芽時期，主要以木板圖、墓室壁畫的形式存在，其功能為表現墓主人生活場景和生平功績，而非用於城市規劃建設，因而往往地圖要素和地理要素簡單，僅具有示意性。
明至清代中期是地方城市圖的成熟階段。隨著傳統城市的發展繁榮和地圖繪製技術的進步以及保存狀況的改善，明至清中期的地方城市圖呈現出多樣化和專題化的趨勢，其繪製技術也更趨於成熟。隨著明清方志的發展和普及，大量地方城市圖以方志插圖的形式保留下來，還出現了單幅彩繪本城市圖，直觀表現了明清城市規劃理論和城市修建過程。
清後期是地方城市圖的專門化、多樣化和近代化轉型期。清朝晚期西方列強在中國開埠城市、設定租界，將西方城市規劃理念和管理模式傳入中國，也對城市圖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近代城市形態和功能變得複雜，清朝政府引進西方測繪技術，推動城市地圖不斷走向多樣化、專門化和近代化，清晚期出現了具有特殊目的和專門功能的城市圖。在新法繪製的城市圖大量出現的同時，光緒年間還出現了一些採用傳統鳥瞰畫法繪製的城市圖，或是雜糅經緯網和計裡畫方繪製手段的城市圖，反映了傳統城市圖在受到衝擊下的復歸和調適。到光緒晚期和宣統年間，隨著近代測繪製圖技術的全面引入、各地測繪學堂的建立和測繪人才的培養，繪製經緯網的實測城市圖取代傳統城市輿圖的主導地位，中國地方城市地圖開始在整體上實現了近代化。
■ 蘇州碑刻博物館藏南宋《平江圖》（1229年）拓片。宋代出現「城市革命」，城市展開興築熱潮，古代地方城市圖的發展隨之進入繁榮時期，圖中內容較漢唐時期更為複雜和豐富，並承擔起規劃營建的功能，《平江圖》為該時期的代表之作。
交通圖是描繪交通路線、道路設施及其管理運行的地圖，現存的古代交通圖多為明清兩朝所繪。古代交通圖主要是在皇帝巡遊、開闢驛路、運輸漕糧物資、出使賜封以及民眾行商旅行的背景下繪製的。中國疆域廣闊，為了有效維護國家統一、傳達政令、推動經濟發展，歷代王朝都重視水陸交通建設，創建了全國性的陸路驛站體系、連通歐亞大陸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溝通中國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在規劃巡遊路線、開闢水陸交通、完善交通管理的實踐中，歷代政府官員與商旅繪製有不少交通圖。按照描繪對象的不同，可以分為陸路驛程圖、航海圖和內河航運圖等類型。
驛程圖主要是描繪陸路交通路線及沿線驛站、臺站、驛鋪、尖店等交通設施的地圖。全國性驛路、中原地區的崤函古道、西北地區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關中經漢中通往巴蜀地區的蜀道等陸路，是古代陸路交通圖的重點描繪對象。按照繪製主體的不同，古代陸路驛程圖可分為官繪本和民繪本。從載體形式來看，古代陸路交通圖有刻本和繪本等多種形式，其中大型彩繪捲軸最為常見。現存具代表性的明代交通圖主要有描繪明初全國性交通驛站的官繪本《南京至甘肅驛鋪圖》、表現明代陸上絲綢之路的《西域土地人物圖》、反映明代中後期全國商路的民繪本《一統路程圖》，具代表性的清代交通圖主要有描繪乾隆帝南巡的《安瀾園至杭州行宮道裡圖說》、表現嘉慶帝東巡東北的《聖駕迴鑾行宮圖》、描繪清中期蜀道的《陝境蜀道圖》、表現晚清西北和西南交通的《喀什噶爾至甘州臺站圖》和《四川打箭爐至前後藏路程圖》等。隨著晚清鐵路和郵政系統的建立，表現鐵路交通和郵政網絡的地圖應運而生，反映了古代交通方式的近代化。
■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川打箭爐至前後藏路程圖》（1901年）打箭爐至川西段，描繪了晚清時期西南交通的狀況。
航海圖是描繪航海路線、航向坐標、導航地物的地圖，分為航海圖和海運圖兩種類型。兩宋史籍中開始出現有關航海圖的明確記載，如劉豫曾向金熙宗進獻海道圖。明清兩朝在出使封貢、海運漕糧的過程中，繪製有以點線、島嶼和航船到發港為主要內容的越洋航路圖，如反映鄭和航海的《鄭和航海圖》，描繪東西洋航路的民繪本《大明疆理分野東西洋圖》以及刻本《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東洋南洋海道圖》等；以海運路線為主要內容的「海運圖」，如嘉靖《廣輿圖》中的海運圖，崇禎《皇明職方圖》中的《海運圖》，道光《海運全圖》等；以琉球封貢路線為主要內容的《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等，直觀表現了明清兩朝的航海、海運、封貢和海貿。
中國河湖眾多，內河航運歷史源遠流長。元明清各朝都重視發展京杭運河和長江航運，將南方經濟重心的漕糧物資運送到政治中心京師北京，以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繁榮。清代康熙帝和乾隆帝六次南巡，閱示黃運河工和江南海塘，留下了大量巡遊路線圖和行宮分布圖。清朝中期，乾隆帝命雲貴、四川官員對長江上遊的金沙江段進行測繪，開拓金沙江航道，雲貴和四川官員對金沙江上遊兩岸航路進行測繪，繪製《金沙江上下兩遊全圖》。乾隆、嘉慶年間，地方官員繪製反映武昌至海口段長江航道的《長江航運圖》。這些交通圖不僅描繪了古代的京杭運河和長江航運，還表現了中國古代的地緣結構，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還因其巨幅長卷裝幀和形象繪法而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
■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1756年），描繪清代的琉球封貢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