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尋找亞洲？這裡的亞洲指的不只是地理上的範疇，也不只是一個符號。在現代政治文明意義上，亞洲是什麼？尋找亞洲，更重要的是破解歐洲中心論的約束，重新解釋被單一化的歷史，創造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那麼這種真正多元的認識論是怎麼樣的呢？
10月20日，在孫歌的《尋找亞洲》新書發布會上，文化客廳第十七場，新京報·文化客廳聯合「一頁folio」和中間美術館，邀請到思想史家孫歌、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李志毓與主持人一頁的創始人範新一起，與大家討論了這些問題。
我不是在對抗西方
我對抗的是西方霸權和西方式霸權
孫歌認為，雖然思想史討論的問題不是大家在媒體上看到的現實問題，但是思想史一定要有對現實問題的關懷。思想史的學術討論和現實生活的關係，就像藝術和現實的關係一樣，都是一種斷裂式的連接。孫歌討論的亞洲原理，其實也是有著現實關懷的。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孫歌曾在《讀書》上寫過三篇書評。這三篇書評的題目分別是「亞洲意味著什麼？」「在歷史中尋找什麼？」和「普遍性的載體是什麼？」。孫歌在寫完書評之後，就把這些問題拋在腦後。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這三個問題對孫歌來說，並沒有什麼內容，只是一套日文版論文集所激發出來的問題而已。孫歌並沒想到，她會繼續沿著這些問題往前走。
《尋找亞洲》，孫歌著，一頁folio丨貴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但是，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對孫歌來說，已經有了實實在在的內容。而且，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從嚴復到梁啓超，再到五四後的幾代學人，這些問題就是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共享和傳承的基本問題。
因為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就不再是世界中心，開始從比中國強的對手裡學習。對於日本人和朝鮮半島的人來說，這個邏輯也是類似的。所以，中國人會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日本人會說「和魂洋才」。但問題是，在中國人學習西方之後，中國人把「體」、「用」本末倒置了，「用」已經變成了「體」，而「體」不見了。因此，我們要「尋找亞洲」。
那麼，這是不是意味著用西方理論和概念來解釋中國的問題的道路走到頭了？其實，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是十分困難的。而困難在於，大家會對「討論亞洲」本身產生誤解。很多人會認為孫歌這樣做意在對抗西方。孫歌回應道，「我不是在對抗西方，我對抗的是西方霸權和西方式霸權。」
孫歌
西方霸權來自實體的西方，它來自於現實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勢力。而西方式霸權則內在於我們自身，這是中國人或亞洲人自己生產出來的。第三世界的精英們經營著霸權，而這個霸權跟西方的霸權是合拍的。
孫歌說，「我冒險說一個不太政治正確的說法：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批判知識分子和西方的批判知識分子形成了一種共謀關係。但是，這句話要加註解，因為在西方內部，西方的批判知識分子的功能是必須加以肯定的，即使他們的東西不全都值得肯定。而我們相對應的這一批西方式的批判知識分子，他們的工作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價值的。」
孫歌雖然批判了這些西方式的批判知識分子，但她也肯定了這些批判知識分子所做工作的價值，這是因為她不會在二元對立的意義上討論問題，也不會在實體思維的意義上討論問題。孫歌稱自己不是後現代主義者，但在破除二元對立的思維的時候，孫歌要我們破除掉實體化的思維。中國學者用西方的理論解釋中國的問題時或許會顯得似是而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西方理論是沒有價值的。
亞洲學者的工作
應該是去掉偽問題，生產真問題
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藉助西方的理論就好像沒法講話了。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僅僅藉助於西方理論，又會遭遇到表述的困境。這是為什麼呢？孫歌認為，這是因為西方理論完成了兩個「偷換」。
亞洲知識分子往往比西方知識分子更理論、抽象地表述問題。這是因為理論被「偷換」了。若我們的碩士博士論文沒有抽象理論，大部分導師會說，這篇論文沒有理論高度。「理論高度是什麼？它是一些抽象的、我們自己也不懂的詞。這些詞我們也不知道老師懂不懂。」孫歌說。
孫歌
其實，抽象理論是有用的，但是中國學者經常用錯地方。西方人在自己的語境裡使用西方理論的時候，是和中國人的語境非常不一樣的。在東亞受過理論訓練的學者，去讀西方的理論著作的時候，常常會發現，他們的邏輯有點混亂，這些學術著作裡的許多跳躍是怎麼來的？這在我們的學術訓練裡是不被允許的。而且，越是西方的理論大師，他們的邏輯跳躍似乎也越頻繁。
因為西方的理論是活的，它的抽象概念是有生命的。在西方，無論多抽象的理論，它們都面對具體問題而開放。當這些理論進入中國的語境之後，他們沒法向我們的現實開放。他們是生長在西方文化和理論土壤裡的花朵，而在中國，就變成了插花。
這可怎麼辦呢？這個問題在上世紀50年代，日本的史學界就已經開始討論了。其實日本的學術界跟中國的學術界差不多，大多數人都在套西方的理論。他們不僅套西方的自由主義理論，也在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西方的史學理論移植到了日本。日本的史學家挪用西方史學的觀念來解釋本土的經驗，生產出一些史學研究。日本的知識分子就反思，這樣的研究沒有意義？因為日本沒有像西方那樣的社會土壤。那日本的土壤是什麼樣的呢？日本的社會土壤能培育出什麼樣的理論森林？
當時日本人思考的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擺在中國學者的面前了。因此，現在有更多的人在關心亞洲，因為這也是個現實政治力學關係的問題。我們今天能談亞洲嗎？孫歌不認為我們不能用西方的概念來談亞洲，其實西方的概念是可以用的。但如果要用的話，我們得把它相對化，讓它變成區域的、歷史的、風土的產物之後，才能知道它要通過什麼樣的環節和轉換會被我們共享。而這些工作，需要中國的學者投入更多的人力去做。在學者們把西方區域化的同時，也在把自己相對化。
因此，亞洲學者的工作應該是去掉偽問題，生產真問題，並且儘可能地讓這些真問題能夠生長，能有效地幫大家思考現實裡出現的各種現象。孫歌說，「我們常常以為，只要我們在場了，看到的就是真實的。這個其實大家都知道，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實的，而且甚至看到的也不一定是存在的。它還可能是假象。其實所有的真相都不會自動跳出來讓我們看，我們不通過各種各樣的認知環節，是沒有辦法接近真相的。這也是我們在學術研究中拒絕直觀性討論的原因。」
中國學者把西方的理論相對化，也把自己相對化，並不是要把中國「搞沒了」，而是要讓中國有效地在人類的歷史當中找到它的位置。不然，我們有可能像美國一樣掉進自我中心主義的陷阱裡。
如今，在網絡上，有很多愛國青年在說，因為中國過去一直沒有受到公正待遇，現在我們強大了，要登上歷史舞臺，所以我們要取代美國。孫歌認為，這其實並不是愛國，而是害國。因為任何一個在世界格局中想當中心的國家，最後一定會給自己找來很多麻煩。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府「合作共贏」的主張是非常重要的，孫歌認為，這是中國將來最有前途的發展方向。
新的普遍性
是一個能在各種各樣的特殊性之間
建立平等的相互理解關係的媒介
孫歌認為，普遍性就是一個「大棒子」，若有學者的理論不講普遍性，大家就可以反駁道：這挺有意思的，不過只是個案。這樣，對方就被「大棒子」給「砸死」了。而孫歌想提出的新的普遍性，絕不是「打人」的「棒子」，而是一個能在各種各樣的特殊性之間，建立平等的相互理解關係的媒介。
目前，這個想法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大家不會將它當作原理來思考。因為經過兩度偷換的西方理論中的西方中心論，其實就在西方的理論體系裡。
孫歌認為，這是因為西方的歷史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歷史。它要求這個世界一定要有他者，同時他者不能有自己的邏輯，一定要在西方的邊緣存在，不可以取代這個中心。可是，這個他者又必須消費中心所提供的產品。這是西方理論的現實土壤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西方理論裡講的歷史，只有一個中心。在黑格爾那裡，歷史甚至只能在德國，是日耳曼民族所代表的那種文化。因此，當大家討論亞洲原理的時候，大家迫切地需要生產另外一種思考、感覺認識世界的方式。
黑格爾
孫歌認為，在中國學界，除了少數真正有研究的專家，大部分人都在消費西方理論，只是山寨產品、冒牌貨。如果我們真的要使用西方理論，我們要從西方的原典開始認真讀。
亞洲可不可以有自己的理論?需要不需要有自己的理論？亞洲必須有自己的理論，因為亞洲的歷史風土沒有辦法用西方理論予以有效處理。否則，只要用西方的框架去衡量，我們看到的永遠是混亂和落後。
但問題是，中國文化裡邊有一個很特殊的狀態。中國並不像西方認為的那樣缺少自由，也不像西方那麼有秩序。從歷史到現在，中國社會的內在邏輯，其實有另外的一種「動能」。這個「動能」，現代性、市民社會理論，或各種各樣的西方理論都難以解釋。因此，中國人必須要自己來生產理論。這樣的理論當然可以是抽象的，但孫歌認為，在目前這個階段，大家更應該生產一些「形而下之理」。
理論可不可以用具體的方式、用經驗式的、一次性的狀態來呈現？這是孫歌目前還在「掙扎」著思考的地方。因為在一次性的經驗裡，學者做的理論性思考，得出來各種各樣的結論是不能到處套用的。這需要在理論層面重新討論理論的可能性、射程、輪廓等一系列課題。所以，孫歌藉助於亞洲原理來討論另外一種普遍性。這一種普遍性必須是作為媒介的普遍性，必須藉助於特殊性才能獲得意義的普遍性。這就是一種新的理論形態，學者們還需要對它做進一步的理論性討論，才能最終完成理論論述。
亞洲原理並不是求同存異
而是讓「異」本身成為主體
並讓它對外開放
孫歌提出，在好幾次學術研討會上，大家都在討論一個問題，誰在害怕文化本質主義？孫歌認為，中國人一點都不害怕文化本質主義。害怕文化本質主義的人究竟在害怕什麼？有些人害怕排他、保守。其實，文化本質主義本來是一種自我保護的狀態，最害怕文化本質主義的人，恐怕恰恰是無法進入對方文化的強勢者。
我們為什麼要談亞洲原理？孫歌認為，因為亞洲是一個在西方理論的意義上絕對不可能成立的範疇。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民國時期的中國學者焦慮地要談亞洲，除了要把中國放到亞洲裡邊以外，還有一個潛在的原因。這個原因是東北亞最早主動用命題提出亞洲一體，並用亞洲來對抗西方的日本。
而中國是被日本侵略的國家，這使得民國的那批中國學者認為，我們也要有談亞洲的權利。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民國時期談亞洲的學者，除了汪精衛，大家都沒有把亞洲意識形態化。因為一旦把亞洲意識形態化，就會產生問題，中國人談的亞洲如何跟日本人談的亞洲劃清界限？
在今天，這塊石頭被搬掉了。日本現在討論要重新回到亞洲，而且要清算過去「大東亞共榮圈」的那一段歷史。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學者談亞洲也有一個新的起點。但這個起點是亞洲無法整合的特性和它的文化多樣性。亞洲不會允許讓中國來代表的，中國只是亞洲的一部分。儘管我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亞洲的多樣化，如同多樣的民族文化內在於中國，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那麼，中國是不是就等於亞洲？
孫歌認為，研究內在於中國的亞洲元素是一個真問題，但是中國並不等於亞洲。而且，不是所有的亞洲國家和社會都認同亞洲。其實真正認同亞洲的地區也就只有東亞。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來談亞洲，我們該用什麼方式談？
假如中國人用西方的方式談亞洲，那會變成霸權式的討論，這是沒有意義的。中國學者要避免用西方的方式，把亞洲整合成一個大拼盤。如果我們認為有另一種普遍性的話，那麼這個普遍性的目標不是要達到求同存異的大一統，而是讓各種各樣的特殊性得到充分的發展。
因為，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價值是特殊的，並不是普遍的。這世界上沒有普遍的東西。但是，文化相對主義的問題就隨之而來。孫歌認為，所有拒絕別人理解的、封閉的、排他的特殊性，都是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性，而真正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是開放的，同時還尊重別的特殊性。因此，當這樣的情況在人類社會有可能實現的時候，大家才能說那是一個有普遍價值的人類社會。
此外，在討論亞洲原理的時候，孫歌刻意把作為實體的地理範疇的亞洲，納入到原理性的討論中，這是由於地理的層面在亞洲被作為符號討論時經常被忽略了。在地理學裡，越有質量的研究，越是特殊的。所以，亞洲範疇一定要被包含在歷史地理學的層面裡。
那麼，這和亞洲的符號、理念和思想是怎麼結合的？孫歌從和辻哲郎的《風土》找到一個結合點。因為風土既不是客觀的自然環境，也不是主觀的社會生活。人的個性、社會的習俗和自然的風土環境是結合在一起的。重視風土的最大功效在於，當大家這樣討論問題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挪用和套用的。這樣，風土在思想史上就有意義了。
和辻哲郎
竹內好的《作為方法的亞洲》在傳入中國之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作為方法」，比如，「作為方法的中國」、「作為方法的電影」等。孫歌認為，這裡面有一個危險，當大家認為什麼都能作為方法的時候，那具體的上下文就不重要了。在強調亞洲的地理風土的時候，強調的是語境的不可替換性，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才能進入真正意義上的特殊狀態，才能有所發現。
竹內好
孫歌認為，我們今天看到的許多學術操作是沒有風土性的、沒有上下文的。有人說，中國在宋代就有了現代性。可是，一旦當討論者真的進入了宋代的歷史風土，進入歷史語境，就會發現，就算宋代存在著那些現代性要素，但它們也可能實際上是別的東西，而且也可能是不那麼重要的東西。
語境一定是風土性的。在這個意義上，孫歌覺得亞洲是最好的一個研究對象。孫歌相信非洲和拉美一定也有人在用別的方式討論非洲原理和拉美原理。但像亞洲這麼多樣化的地區，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尋找亞洲原理要找的是「不齊之齊」，並不是求同存異，是讓「異」本身成為主體，讓它對外開放。孫歌舉了一個例子，「當我們面對一個印度人的時候，我們要設想自己是個印度人，去理解他們為什麼吃飯要用手抓。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表達對他們的誠意和理解。我們想要了解他們，但我們並不想取代他們。而所有的這種想法，迄今為止全是經驗，但大家卻認為經驗不重要。因此在原理上，我們需要進行一次徹底的革命。這個革命絕不是嫁接在西方理論之上的。」
記者丨徐悅東
編輯丨呂婉婷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