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停滯?》:網際網路很好,但並沒有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

2020-11-22 虎嗅APP

《大停滯?》是一本只有五萬餘字的小書,但2011年首度出版時,它卻兩度榮登亞馬遜暢銷榜。作者泰勒•考恩(Tyler Cowen)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他的博客在全美經濟類點閱率的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位。《彭博商業周刊》稱他為「美國最炙手可熱的經濟學家」,他也入選英國《經濟學人》過去十年「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在《大停滯?》一書中,考恩指出,人類正面臨一個「大停滯」的困局。停滯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人類懶惰畏難的天性,習慣於去採摘「低垂的果實」,即土地、人口和科技;二是我們遇到了「科技高原」,自1940年起,人類除了計算機幾乎沒有什麼劃時代的發明,但目前來看,計算機和網際網路也沒有真正促進經濟增長,沒有讓所有的人收益。


他還認為,這種「大停滯」已經在美國發生,而對中國來說,大量的「低垂的果實」還沒有被採摘,這可能是一次追趕美國的機會。


對於正火熱號召萬眾創新的中國,考恩認為,中國當下最缺的,不是基礎設施建設,不是初創企業,而是基礎制度建設。


從以下書摘中,我們可以詳細地看到泰勒•考恩在是如何思考「網際網路」、定義「低垂的果實」的:


網際網路改變了一切嗎?


我們已經錯過很多創新,但在網際網路上取得的成就卻超過了所有人曾經的期待。


「摩爾定律」 與「把人們通過某種媒介聯結在一起」這樣極其簡單的想法相結合,使網際網路迅速變得更好、更快、更有趣。


與電的發明不同,網際網路還未改變每個人的生活,但它已經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且將會對下一代產生更為強大的影響力,尤其有利於那些求知若渴的人、願意去應付那些由泛泛之交構成的超大關係網的人、願意以極快速度吸收信息的人。本書的很多讀者可能包含其中。


從經濟的視角看,網際網路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擁有如此之多的免費產品。在日常而典型的一天裡,我可能寫兩條Twitter,或者更短, 我們還沒有谷歌、瀏覽器、博客、Facebook、Twitter, 或者Craigslist1 等這樣的創新產品, 而所有這些現在正在為數百萬人所使用。而在這個我們最具革命性的領域,影響力最大的卻是一些非專業人士—比如馬克· 扎克伯格(Facebook 創始人)。這並非偶然。從這點來看,網際網路與英國工業革命的早期非常相像。


與電的發明不同,網際網路還未改變每個人的生活,但它已經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且將會對下一代產生更為強大的影響力,尤其有利於那些求知若渴的人、願意去應付那些由泛泛之交構成的超大關係網的人、願意以極快速度吸收信息的人。本書的很多讀者可能包含其中。


從經濟的視角看,網際網路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擁有如此之多的免費產品。在日常而典型的一天裡,我可能寫兩條Twitter,閱讀20 個博客, 追蹤一些影評, 瀏覽eBay, 在YouTube 上看些克勞倫斯· 懷特的吉他演奏視頻。這些都不花我一分錢,而我整個過程充滿趣味和愉悅。


「生產」,這個我的經濟學同事們世代使用的詞彙,已經越來越接近人的精神世界,而非根植於生產第一線。可能一條Twitter 看似沒什麼重要,但其價值深藏於精神維度之中。我們使用Twitter、 Facebook、 MySpace,以及其他的網絡服務,在腦海中建立了關於故事、圖像和感覺的複雜的綜合體。網絡的任何一個產物單個兒看上去都並不重要,但是其混合物卻具有豐富的樂趣、激情和懸念。而且,使用這些並不難—只需要購買一個網絡連接設備,打開電腦,創設一些密碼,你就可以開始了。


換句話說,新的「低垂的果實」更多是出現在我們的頭腦和電腦中,而不是經濟的創收部門。也許,「低垂的果實」尚在,它只是沒有以傳統的形式出現。你可以樂觀地認為,網際網路正在令我們快樂,還有益於個人成長;你也可能繼續悲觀,擔心網際網路很難促進經濟發展,或是沒法償還我們的債務。創新並沒有停止,它只是採取了新的形式,進入了我們未曾很好預測的領域—我們是基於對新的創新仍然延續過去的理解上,制定計劃並維持已有機制的繼續運轉,然而,創新發展卻出乎意料。


不可否認,網際網路確實產生了一些收入:谷歌廣告提升了廣告的質量;《紐約時報》在自己的網站上銷售廣告;亞馬遜則銷售書籍;在eBay 上進行二手貨交易,令產品的利用率更高,銷售新產品也更為便捷;你Facebook 上的朋友可能可以幫你找到一個新工作;而企業可以通過網站連結籤署平等協議。因此,網際網路絕不可能與傳統的經濟活動方式完全切斷聯繫。即便如此,相對於對我們生活和思想的塑造,網際網路的收入構成相對式微。在智力和情感創新上,大部分的網際網路空間是免費的,是一塊豐富我們內心生活的廣闊的畫布。


網際網路與19 世紀和20 世紀早期的科技有著天壤之別,網際網路的好處,與我們對其開發利用的認知能力成正比。雖然網際網路是公共產品,但你並不能自動因它受益—就像你可以從抽水馬桶和瀝青公路中獲取的那樣。學習如何使用網際網路是一項更為專業的技能。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指出了之所以GDP 數據會過高估計經濟增長的一些原因;現在,我們又看到GDP 數據是怎樣低估經濟增長的。


網際網路的大部分價值在個人層面上實現,而不會出現在生產力的統計數據上。比如,購買2 美元的香蕉可以增加GDP,但是你沒法計算出, 我在網上衝浪獲得了價值20 美元的樂趣—這段時間產生的GDP 不會超過那一點點微不足道的電費。雖然離開電腦會讓樂趣變少,但使用網際網路—而不是外出去買冰激凌或進行其他消費—甚至反而可能會降低GDP的淨值。


某個經濟領域不產生高額利潤沒有什麼本質上的錯誤,事實上,這反而有利於網際網路從巨大的商業壓力中解放出來。舉例來說,你無需投入資金,就可以寫篇博客或者讀些文章。不過,這種獲得的價值和創造的收益之間的落差,還是會有一些經濟上的問題。


我們基於對收入增長或保持穩定的期待而借錢;我們基於對總體經濟良好發展的期待,而形成對薪水的預期;我們的退休和儲蓄計劃,以及政府的養老和轉移支付計劃,也是據此而制定;我們對孩子們未來的期望,同樣也是基於對未來經濟狀況的預測。所以,從根本上來說,我們基於集體共同擁有的歷史記憶,預測科技進步會帶來的巨大的、可預測的利潤增長。


但在網際網路領域,這些推測被證明是錯誤或誤導性的。收入密集型產業已經在持續減速,而技術進步最為巨大的領域卻又還沒創造出多少利潤。比如,就是最近,在擁有5 億用戶後,關於Facebook 是否能賺很多錢的爭論才告結束。


網際網路與以前的「低垂的果實」之間還有一個主要不同之處—就業。最主要的幾個網際網路企業,通過信息技術—而不是人工製造—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


相比過去的科技突破,多數網絡活動產生的工作機會和收入更少。20 世紀早期,福特和通用汽車發展正盛時,創造了數百萬的工作機會,並將底特律打造為美國最主要的城市之一;而今天,Facebook 創造了許多偷窺的快感,但公司本身並未僱傭大量員工,對於帕羅奧圖市(位於美國加州)的發展也幫助甚少。公司裡的大部分工作是由軟體和伺服器自動執行的,需要人力的地方不多。


你可以說,網際網路產品的使用者做了真正的工作,在這些產品用戶的業餘時間,當做休閒一樣完成了工作。儘管對於使用者、程式設計師和一些信息技術科學家來說,Web 2.0 非常偉大,但它並沒有為政府填充金庫,也沒能幫助到許多家庭的實際生活。愛上網的好多人都聽說過Twitter 的大名,但直到2010 年,只有大約300 人在那裡工作。


根據以下列表,我們可以看看一些頂級的網際網路公司大致的僱員人數:

你有了個大致的框架了吧?再次強調一遍:雖然這些公司「間接」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間接」增加了收入,但主要的創新仍然來自於機器所做的大量工作,而非人工。


最近一項研究發現,iPod—這個簡直無處不在的產品—為美國創造了13 920 個工作崗位,包括工程師和零售人員在內。而這數字真的非常小。我們的確該為iPod 以如此少的人力創造了如此巨大的價值而鼓掌,但這也再次證明了,我們的許多創新與收入間的聯繫多麼微弱


順便說一下,值得關注的是,因為聽眾購買單曲而不是整張專輯(或是通過非法下載的方式獲得音樂),數位音樂已經令音樂工業中的很多人失業了。13 920 這個數字,完全沒有把這些失業的人數計算在內。可以說,iPod 對於工作崗位的創造,純粹的積極意義非常小。


這是為什麼我們正在經歷「失業型復甦」的一個原因,也是為什麼失業如此集中在相對非技術工種中。如果你想在發展迅速的新經濟領域,或者一些正在重新調試的傳統經濟領域獲得一份工作,擅長信息技術是很有幫助的。但即便如此,這些工作崗位數量仍是不夠的。


大量人口失業的同時,一些最尖端的公司卻找不到他們需要的人才—我們正面臨一個基本的技能錯配,美國勞動力市場正迅速成長為分裂的兩部分,一部分能跟得上科技發展的腳步,一部分則不能。

網際網路創造的價值是千真萬確的,我在這裡予以讚美,而不是譴責。沒有網際網路革命,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將活得更糟,幾乎沒有人會變得更好。然而,整體的圖景是:


我們正享受更多樂趣,其中一些是從網際網路得來。而且也獲得了很多更便宜的樂趣。


我們面臨著利潤不足的尷尬,因此無論是在個人、企業還是政府層面,償還債務變得更難。這種形勢意味著包括全球主權債務危機在內的金融困境將持續。


當今的科技奇蹟在創造新的工作崗位上作為不大。它們雖然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但除IT 專家外,沒能讓太多人重返職場。


網際網路很好,但它仍然沒法搭救經濟中的創收產業。


科技先鋒仍在繼續行路,它已經為我們帶來Twitter、更好的止痛藥,以及在我們又老又病時延長壽命的方法。我愛Twitter,在我需要的時候,也愛這些止痛藥。


自古以來我們就希望擺脫錢、錢、錢,然後發現一些對我們真正有好處的東西,這些東西不是追求利潤的產品。從某種關鍵點上來說,我們正在遠離物質主義。我們可能仍然渴望豪車,但是我看到許多人開始真正關注內在,他們願意從事較低收入但更為有趣的工作,只因這些工作能提供更多的挑戰和駕馭的感覺;我也看到很多有錢人熱衷瀏覽網絡,在乎他們的Twitter 記錄,而不是購買鑽石。


奇怪的是,如此大規模地遠離物質主義——無論這種變化是不是一種美德——真的,真的令我們很痛苦。而我們活在當下的美國,亦正是活在這樣的痛苦中。


第四章 政府的「低垂的果實」


若沒有「低垂的果實」,美國政治舉步維艱。


「低垂的果實」,意味著政府有大量可供分配的商品以及更多可支配資源,還會有許多簡便的方式令人們更為滿意,比如給人們更多現金。然而現在情況並非如此,如今我們的財政正在努力掙扎,以支付醫療保險、社會福利,及兌現早先對國債持有人的承諾。


我們中的許多人對美國政治懷有美好希望,我們希望,有個清醒明智、誠懇可靠的中間派,激勵我們紮實穩定地一路向前、堅持到底,我們的實際所得每年都會有增長,大概有2%—3% 的年增長率。這聽上去不錯,但看了前面幾個章節,你該知道我覺得這基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沒有足夠多的唾手可得的資源,以令美夢成真。


一些評論家已經對20 世紀50 年代的經濟世界表達了懷舊情緒,就像保羅· 克魯格曼在他《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一書中所暗示的。我能理解這種情感,因為有大量的「低垂的果實」,1950 年之後,我們實現了巨大的增長。不過,克魯格曼的想法是,我們要去複製那一年代的特徵:高額的邊際稅率、高度組織化的工會,以及相對平等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但這些政策,需要在「低垂的果實」存在的時候才能夠實現,然而現在妄想通過新的法律、揮舞「政策魔杖」去重現那些年經濟快速增長時社會的關鍵特徵,怎麼可能?克魯格曼正在推動的政策需要真實收入的高速增長,然而目前這一增長恰恰相對較低。他對此本末倒置,他所要求的政策,恰恰是給經濟在已經難承重負的情況下又添負荷。


在過去的40 年,多數美國人對政府的期待超過了其能力所及,這個錯誤的根源是,政府為何出現功能匱乏。不單不承認自己的局限,也不努力實現人們的期待,政府反而開始欺騙人們。


這真是太糟糕了。因為, 美國人比歐洲人對政府有更多期待。大西洋兩岸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體驗完全不同: 一邊是頻繁的轟炸、貧困, 與政治混亂; 另一邊則是井然有序的政治, 以及安全的天空。歐洲人對於那些壞日子的記憶仍然強烈, 而美國人則最大限度地被國土、軍事力量和兩個大洋所保護。在長期歷史圖景中, 美國憑藉廣闊而廉價的土地、大量的技術移民, 一直享受著經濟增長的「低垂的果實」。這個時期不僅存在了幾代,而且存在了數百年。在漫長的時間裡,這一期待已植根於我們的歷史,造就了我們的民族性格。


如果人們覺得真實收入的年增長率應該是3%,那麼增長只有1% 時,人們就會感到沮喪。這個系統哪裡出錯了?我們的政治家們都在做什麼?


右派提出的可行性建議,在當前政治環境中已經變得頗為流行。右派認為,減稅是提高收入最直接的方法,所以,政治家們也向選民推銷這一觀點。短視的選民往往青睞減稅,絲毫不考慮沒有削減開支的情況。因此,短期來看,真實收入更高了,但我們只是在增加和拖延債務,事實上,這在不遠的未來將強化我們的不滿。總有一天,帳單將到期,債務將迫在眉睫,能採取的方法,不是縮減真實收入,就是承諾進一步減稅。而從長遠而言,承諾更多地減稅,只會使問題惡化。缺乏削減開支舉措的減稅並不奏效,然而政治家們卻不得已而推銷。在增長放緩的情形下,我們一再地運用著這種不可持續的財政政策。


沿著這一邏輯,提出減稅政策的人必然得發掘出更多減稅的好處。當前的要求是,減稅將通過產生額外的收入而實現自我支付,大約2010 年時由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 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所支持。經濟跡象顯然是相反的,也就是說,更多的減稅會降低政府收入,就如布希所做的那樣。在我們這個時代,缺乏經濟基礎的減稅能夠顯著提高真實收入,並且實現自我支付,這只是個假象。


美國的左翼關於收入重新分配的呼聲,伴隨著大蕭條的持續將變得日益響亮。「劫富濟貧」是提高窮人和中下階層收入的一種方法—我得再一次重複:是暫時的。正如缺乏基礎的減稅政策,這一救濟方式不可能永遠適用。收入最高的5% 的納稅人已經提供了美國政府43% 的收入,而其中收入最高的1% 提供了27%。某種程度上說,劫富濟貧導致利潤縮減。歐巴馬的許多政策,包括刺激方案和醫療保健方案,重置了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的資源分配。


減稅與重新分配之間的政治爭論一直在持續,而雙方不再相互傾聽。哪裡有折中方案?「『低垂的果實』已經失去,收入低增長將持續,我們不可能保持現在的借貸速度」,將這樣的觀點公之於眾難以贏得選舉,只有謊言和誇大其詞才能向選民和其他公民承諾更高的收入增長率,因此我們的政治家們的口中也日益充斥著謊言和誇張,不同之處只是在於選擇減稅還是重新分配。


低水平的經濟增長率很難讓圍繞於華盛頓特區、國務院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群體感到滿意。美國政治的一個簡單模型是利益群體威脅要攫取更多經濟蛋糕,我們則通過向其提供相應的補貼以維持政治秩序。你可以想像一下企業的減稅需求、中小學老師過度的工作安全需求,或者醫療保健制度為醫療設備製造商提供的高償還率,而這只是千百種利益群體中的滄海一粟。利益群體蹲坐一旁,等待殘羹,當經濟增長不錯、手頭寬裕的時候,就有盈餘去打點犒賞他們;如果沒有這些收益,利益群體不會滿足現狀,他們對於特權的胃口,最終將會遏止經濟發展。


經濟增長變慢時,你會看到問題。政府收入下降,收買利益群體變得困難,他們會變得越來越樂於以「死戰」的方式挑戰政治控制。同時,經濟變得低效,而負面效應加速。因為政治功能失調的強化,大蕭條會繼續,並且事實上會更糟。換句話說,在經濟低增長時,即使我們可以在個人層面上使自己感到滿足,這也與貪婪如野獸般的現代政治架構難以兼容。


在經濟和收入低增長的環境中,政府擴張方面會發生什麼?政府早先的成長精確發生於果實低垂的時代,大體上是1870 年至1970 年。西方社會政府的成長, 從財政收入佔GDP 的5% 到佔GDP 的40%—50%, 甚至更高, 比如瑞典, 財政收入一度佔GDP 約70%。「 低垂的果實」 支撐了這一膨脹。大量「低垂的果實」的存在,意味著在支付政府擴張的同時,不會讓多數人民承受難以忍受的痛苦。部分是因為政府帶來了利益,部分是因為真實收入無論如何是在快速增長。所有事物都在變得更為巨大,包括企業、摩天大樓在內,這也讓政府的擴張看起來合乎情理。


19 世紀開始,包括政府和企業在內的大型機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可能。大型的機構組織需要傳播、組織、協調能力。19 世紀晚期,這些能力才漸有頭緒。無論好壞,我們利用這些「低垂的果實」建立了巨大的政府。依託這些新科技而生的大型政府,是決定性的發明之一。


想像一下我們沒有汽車、沒有飛機、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沒有廣播也沒有鐵路網。我們當然都會變得更加貧窮,但政府會是怎樣呢?政府可能會呈現出比現在更多的吝嗇殘暴,我們也不用期待會有現代化的行政管理,在發達國家,這些現代政府控制著GDP 的40%—50%,並且滲透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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