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第一灣著名的「幾」字形的大拐，仿佛一個命符，刻畫出這條江命運的多舛；而曾因反對建壩贏得公眾喝彩的一些民間NGO組織，如今又被另一些科學家和專家們貼上了「極端」的標籤。
最新消息稱，新的怒江開發可能已通過了規劃和環保部門審查。
代表不同群體的兩種聲音仍會爭論不已□記者 胥曉鶯
9月22日，世界無車日。北京小街橋邊一座曲徑通幽的二層寫字樓。
環保組織的英語培訓班剛剛結束，李小溪拉住了汪永晨、薛野等人，「先別走，下午水博打來電話，要我們派十個人參加他們的一個論壇。」
日子定在了一個月後的10月22日，這次名為「中國水電開發與環境保護高層論壇」的會議由發改委下屬的《中國投資》雜誌社主辦，擬邀請嘉賓包括國家發改委、環保總局多位官員和怒江工程的規劃設計人員，以及竭力主張怒江開發的一些專家和科學家，如方舟子、何祚庥、司馬南等人，邀請信已經貼到了方舟子的新語絲網站上。
「他們又發起了新一輪的爭論啊，看來我們的公開信觸到他們痛處了……」
「我們到底要不要去？他們肯定有備而來，先去打聽打聽情況，別到時候又像上回薛野去雲南一樣，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有沒有請環保總局的人？我們NGO應儘量得到環保總局的支持……」
幾個人都站著，聲調越來越高亢，仿佛眼前面臨的不是一次會議，而是一場戰役。
「三劍客」
其實對這些人來說，怒江保衛戰的序幕早已經拉開。兩年多前，他們就戰袍加身，衝鋒陷陣了。
汪永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另一個身份是民間環保組織「綠家園」負責人。反對怒江建壩的若干場漂亮戰役，汪都是領軍與靈魂人物。
2003年9月3日，汪聯絡何大明、李等環保、社科學者，在國家環保總局主持召開的論證會上，對怒江建壩提出了激烈抗議。汪永晨還叫上綠家園記者沙龍十幾家媒體的記者參加了會議，將專家們反壩的聲音通過各大主流媒體傳向社會。「北京會議」日後被稱為「打響了怒江保衛戰的第一槍」。
2003年10月25日，在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汪永晨用一張會議用紙，一枝鉛筆，徵集了62位科學、文化藝術、新聞、民間環保界人士反對建壩的聯合籤名。這份籤名後來通過媒體傳播，引起了廣泛的輿論效應。
2003年11月底，在泰國舉行的世界河流與人民反壩會議上，汪永晨和其他中國民間環保NGO為宣傳保護怒江在眾多場合奔走遊說，最終促成60多個國家的NGO以大會的名義聯合為保護怒江籤名。此聯合籤名最後遞交給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此專門回信，稱其「關注怒江」。
2004年2月16—24日，汪永晨帶領北京和雲南的20名新聞工作者、環保志願者和專家學者，在怒江進行了為期9天的採風和考察。隨後，大批關於怒江兩岸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報導出現在媒體上。
回京後，汪永晨動用自家存摺，墊資籌備「情系怒江」攝影展。3月21日，攝影展正式開幕，給很多普通的市民帶去怒江原生態的視覺震撼。
在媒體和非政府組織都不算開放的環境下，汪永晨將一個記者和NGO的能量發揮到了極致。因保衛怒江的赫赫戰績，2004年，汪永晨獲得了世界環境人物獎和國內十大環保人物的稱號。
薛野，中國最大的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總幹事，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年事已高的「自然之友」會長梁從誡先生近年已很少主持實際工作，薛野成為自然之友少壯派當家人。
在保衛怒江的過程中，自然之友始終和綠家園等民間環保組織同患難共進退，而在最新一輪有關公示與方舟子等人的論戰中，自然之友也成了民間環保力量集聚的大本營。
李小溪，空軍指揮學院副教授，北京市海澱區人大代表，60多歲的她也是一位以直言著名的環保鬥士。李小溪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為圓明園事件、溫渝河治理、北京動物園搬遷等事件多次進言政府。
2004年1月，李小溪就怒江事件上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此後不久，溫家寶在發改委上報國務院的《怒江中下遊水電規劃報告》上親筆批示：「對這類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且有環保方面不同意見的大型水電工程，應慎重研究，科學決策。」一度如箭在弦上的怒江水電工程被緊急叫停。溫總理批示後的第三天，國務院有關領導向李小溪專門傳達了批示意見。
至此，怒江保衛戰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日後有專家評價，民間環保組織影響了公共事件的政府決策，在中國這是第一次（見本刊2005年3月20日第6期《中國NGO與政府的結盟》一文）。
然而，鬥爭並未就此結束。
默默發力的地方政府
怒江第一灣著名的「幾」字形的大拐，仿佛一個命符，刻畫出這條江命運的多舛。
「溫總理的兩次指示，構成了怒江事件的兩大拐點。」薛野作了一個拐彎的手勢。
據9月9日香港《文匯報》消息，今年7月，溫家寶總理赴雲南考察工作期間，有地方官員向他反映怒江水電建設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進退，希望中央能儘快定奪。溫總理回京後，即指示國家發改委、環保總局、水利部等有關部門「加緊論證研究，儘快拿出自己的意見」。
「溫總理去年2月的第一次指示，將怒江工程封凍起來了；而這次被一些部門認為是解凍，環評與規劃報告的審批、開工審批都重新啟動了。」薛野憂心忡忡。
其實對雲南省相關地方部門而言，溫總理的第一次批示並非像薛野所說的意味著「封凍」。
「謹慎研究，科學決策，並不是說不建了，而是要我們多聽取各方意見，更加完善工程的各項配套工作。」9月27日，楊燁在接受《商務周刊》採訪時表示。楊是雲南省政府研究室發展戰略研究處處長，他告訴記者，一年多來，雲南省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各級政府也正是這麼做的。
楊燁介紹說，他所在的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去年一直在做水壩建成後對動植物保護影響的評估，現在「情況已基本弄清楚了」。而今年的工作重點是移民方案的研究，也已經完成了調研工作，並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
類似的各種調研論證工作，當地水利、環保等相關部門和研究機構這一年也做了不少。楊燁表示：「新的規劃肯定比原來的好得多。」
而在聽取意見方面，通過在各類會議上通報傳達、宣傳動員的方式，楊燁稱，群眾和各部門已經達成了認識的統一。「據我們隨機調查，雲南絕大多數老百姓贊成建壩，比例在90%以上，在政府部門，這個比例更高。」楊燁說。
楊燁再三強調，這些工作本來就是政府部門的任務，並不是因為環保組織和反壩專家提出質疑他們才做的。但為促使怒江工程從「封凍」向「解凍」轉變，雲南省積極採取的大量措施，還是看得出來汲取了與環保組織較量的經驗。
據楊燁透露，溫總理「審慎論證，科學決策」的批示後，雲南省多次邀請發改委、環保、水利、地質等國家各相關部委領導來怒江考察，加強意見的交流與溝通。這一消息記者也從其他側面得到證實。而溫家寶總理到昆明參加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領導人會議，對雲南省來說更是一次直接遊說中央高層的機會。
「我們以前的表達水平太低，對建壩緩解當地貧困、保護當地生態的積極作用沒有講清楚，而有些民間組織雖然觀點不對，他們卻懂得煽情。」楊燁總結到。
為了提高表達水平，除了遊說中央政府，擴大在媒體上對公眾的正面宣傳，也是雲南省方面從民間組織對手身上學到的一招。
可是政府作為利益相關方，親自發言並不能增強公眾的好感。「政府一開口，環保人士就會指責你貪官汙吏，想從中發財。」楊說。而這個時候，同盟軍出現了。
環保組織遭遇「陰招」
今年1月，一場有關「人類是否應該敬畏自然」的爭論來勢洶洶。很快，戰火從《新京報》燒到各大媒體、網站和BBS，何祚庥、方舟子等「科學派」對汪永晨、廖曉義等環保人士發起攻擊，稱他們為「極端環保分子」、「偽環保分子」。
三個月後，爭論班師雲南，主題也從「敬畏自然」具體到「怒江爭壩」。
「今年年初，在全國科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我認識了方舟子。」9月24日，在水利部對面的辦公樓裡，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向《商務周刊》記者細述當時的經過。
此前，作為水利系統的專家，張博庭說他對環保人士在怒江問題上「利用媒體撒謊的行為已經容忍很久」。「媒體都被極端環保分子騙了，不願意發表我的文章。」張稱自己也曾就著名環保人士沈孝輝《怒江六問》撰寫了反駁的文章，寄給了《中國青年報》，「但經再三要求才被登載在中青網站上」。
張十分敬佩方舟子等人的號召力，在「敬畏自然」爭論中狠狠痛擊了「偽環保人士」，而方則對張熟悉的怒江事件很感興趣，認為這是揭露汪永晨等人「偽環保」本質的好機會。雙方一見如故。
此後不久，張博庭聯繫到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由他們提供經費，促成了物理學家何祚庥和原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兩位院士領銜，司馬南、方舟子、張博庭等人參加的怒江考察團，4月初對怒江進行了為期4天的考察。
張博庭告訴記者，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屬於中國水電工程顧問集團，是怒江水電工程的主要規劃單位之一。「一個怒江規劃他們做了整整5年，僅環境評價工作就花了500萬。」張解釋說，「他們支持我們去了解情況，把真實的情況告訴老百姓，這對他們的工作有利。」
在雲南省，「院士考察團」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不只一路由雲南省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方政府官員陪同考察，而且據《雲南日報》報導，考察團受到了省長徐榮凱的接見，並與之親切座談。
因為一路上聽到的都是支持建壩的聲音，司馬南提出想「聽聽反面意見」，於是有了4月8日在雲南大學，薛野代表環保人士和方舟子等人第一次面對面的交鋒。
「他們簡直是設了一個圈套，等著我們來鑽。」9月22日下午，在自然之友辦公室，薛野談起當時的情形依然憤憤不平。而方舟子的說法是:「環保人士聽說我們到了雲南，主動提出要和我們座談，我們才表示樂意聽聽反面意見的。」
4月8日，正在雲南的薛野和於曉剛、奚志農、史立紅等環保人士應雲南省政府邀請，前往參加與考察團對話的座談會。除了考察團成員，參會人員還包括雲南省政府官員和當地的一些專家。
「我們反壩那麼久，還從來沒有得到過雲南省政府的直接回應，與方舟子等人的爭論也沒見過面，我們是抱著積極的對話態度去的。」薛野解釋當時的想法。
「上午是座談，我的發言就是質疑怒江建壩的『十點意見』，於曉剛等也從地質、移民等角度發了言。我們等著對方的反駁，我們只有三四個人，對方的官員、專家十幾個坐成一排，還擔心會有一場惡戰。」薛野回憶當時的情形，「但是沒想到他們基本上不發言，只是聽。」而方舟子則稱，對方也是10多個人，且現場沒有官員。
沒有交鋒讓薛野倍感意外。下午是怒江考察團在雲南大學面對全校師生的公開報告會，薛野等環保組織成員並沒有受到邀請，但還是以觀眾的身份去旁聽。但旁聽的結果是，薛野等人中途憤然離場。
報告會上，方舟子、司馬南等以凌厲的演講對環保NGO的言行痛加指責。薛野回憶說：「作為聽眾，我幾次插話欲進行辯論被主持人制止；我又找到在場的雲南大學副校長交涉，校長以『這是他們的演講會，不是你的』予以拒絕。」
「他（薛野）當時就像個小丑，站起來被按下去，再站起來又被按下去。」一位在場的環保人士說。對此，方舟子認為，是「環保人士」們在撒謊。他描述說：「根本沒人按他們，他們是一直站著的。」
「他們的頭銜對學生是有號召力的，口才也讓人佩服。幾百號學生將禮堂擠得水洩不通，還不時地熱烈鼓掌，我又不能反駁，後來實在聽不下去了。」薛野苦笑。
此後，方舟子將演講文章整理髮布到自己的新語絲網站上，題為「直擊偽環保反壩人士」，從而掀起了圍繞怒江開發新的一場口誅筆伐。
薛野與開發派此次不成功的交鋒，後來被認為是年輕氣盛，沒有經驗的結果。不夠成熟，不只是薛的問題，同時也是民間環保組織的現狀。
「環保工作在中國開展才30年，民間環保才10年，之前從民間到官方，對環保組織總體還是持開放、歡迎的態度。從敬畏自然到開發怒江的爭論，是民間環保組織第一次受到大規模的『狙擊』。我們確實準備不足。」經過數月的思量，薛野總結道。
薛野認為，要從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來理解這次「狙擊」。「對於一個利益不斷分化的社會，知識分子也不是中立的，他們也有分化。」薛野說，「這次『狙擊』就是經過前一陣的較量，開發派發現了在輿論上的弱勢，尋找知識界的同盟軍和代言人的結果。」
「環保組織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不斷長進，從觀鳥、植樹、撿垃圾這『老三樣』到涉足重大利益分配的公共事件，民間組織的麻煩也就隨之而來了。」薛野說。
從「公示」到攻擊
雲南交鋒後，用薛野的話說，「形勢變得複雜起來」。環保組織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更糟糕的消息是，考察歸來後，何祚庥與陸佑楣兩位院士採用環保人士的招數，向國務院遞交了加快怒江水電建設的建議信。據說他們很快得到國務院領導的批覆：「看來此事還需要調整」。緊接著，便是溫總理考察雲南，指示加速怒江工程論證。
怒江水電工程規劃到底有沒有通過審批？記者多方打聽得到的答案莫衷一是。
據張博庭透露，工程規劃已經通過環保總局的環評審批，即將遞交國務院。與第一次的規劃相比，13級水壩現在變成4級，「但並不是規模縮小，而是先批了四級。」張博庭強調。
張博庭還說，據他了解，規劃內容並沒有大的改變。他說：「這份規劃做了5年，是權衡方方面面的結果，不可能重新設計。」
而接受採訪的環保人士都表示對工程規劃、環評報告的進展不甚了解。當年在反壩過程中也站在第一線的地質學家範曉、雲南大學亞洲河流中心主任何大明、雲南大眾流域於曉剛都向記者表示，並不了解大壩的最新進展狀況。而汪永晨、薛野等人則稱，他們只是通過一些消息靈通人士獲得的消息，但並不一定準確，而且他們急於了解新的規劃和環評做了哪些改進，卻苦於沒有透明的信息渠道。
於是，一封《民間呼籲依法公示怒江水電環評報告的公開信》出爐了。
《中國水危機》一書作者馬軍，是《公開信》的主要執筆人。9月20日，他向《商務周刊》記者介紹了撰寫這封信的初衷：「大型項目的決策必須有適當程序，否則各方權益很難平衡。參與這封信起草和籤名的人並不一定都反對修壩，但是都反對沒有一個公示、並徵求公眾意見的程序。」
他認為，怒江事件已經成為一個標誌性事件，前一階段非政府組織和公眾廣泛參與，媒體充分報導，環保部門和中央政府審慎負責。「只要大家再多努力， 怒江工程可以成為中國大型工程項目公眾參與決策的裡程碑」。讓他不滿的是，現在對於民間組織和專家提出來的移民、經濟合理性、水壩安全性等問題，並沒有聽到任何答覆。
「這個時候卻聽說規劃已經通過審批，作為一個關心怒江工程的普通公民，我們希望政府能將相關報告公示。」馬軍說。
這封公開信徵集了99名個人及61個環保組織的籤名，通過常規郵政，呈送給了國務院、國家發改委、國家環保總局等有關部委，並在自然之友等環保組織的網站上發布，接受網絡籤名。
公開信已發出去一個月了，仍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正面答覆。薛野表示：「我們暫時還沒有其他行動，我們願意等，信息公開是一切的前提。」
相比較一年多前環保組織在各種場合利用各種渠道宣傳反壩，此次的公開信行動無疑是安靜而收斂的。
「我們既然要尋求一個公開公正的程序，當然也希望通過合法合理的途徑達到我們的訴求。」馬軍解釋說，「而且我們也不希望標榜自己是公益組織，其實環保組織也只是一個利益相關方，它代表對自然友好的一種生存方式，代表這些人的利益訴求。我們只是希望倡導公示，讓每個利益相關方都能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參與決策的過程。」
但是這種安靜的表達還是遭到了反對派的批評。方舟子等人以水利工程涉及機密為由，指責公開信「冠冕堂皇地提請政府依法公示一份依法不能公示的機密文件，未免太無恥了一點」，並直斥這代表著「環保人士為難政府的險惡用心」。「我並不反對公示，但是請『環保人士』不要打『依法公示』的幌子誤導公眾。因為根據《保密法》，怒江是國際河流，其研究材料如果公示屬於非法公示。」方舟子說。
而隨後，張博庭又以筆名「水博」撰文，質疑馬軍的「水資源專家」身份，並對馬軍的《中國水危機》一書及一些反壩活動作出了否定評論，稱其為「製造反壩謠言的專家」。
「這些偽環保分子反壩的謠言被我們揭穿後，很難堪，他們在實體上找不出毛病，就在程序上挑，想要將政府一軍。」張博庭如此評價環保組織的公開信，「但是他們太愚蠢了。提出的這個所謂『公示』根本沒有先例，無法實行。」他連著質問道：「中國大型工程哪個公示過？『神六』上天了，有沒有公示？怒江的環評報告700多頁，就像一本厚書，怎麼公示？」
馬軍向記者坦言，這場爭論讓他無力招架。「我們都是平常人，看到這樣的文字心理上接受不了，而且他們的攻擊像炮火一樣，很集中，我又不是專業寫信的，現在我已經無法安心工作了。」
「在一個民主社會，有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我們歡迎正常的爭論，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人身攻擊。」馬軍拒絕對對方的意圖做出評價，甚至不願意談對方的身份背景，「我希望雙方集中在就事論事的層面。」
對此，張博庭向《商務周刊》表示：「在爭論的過程中，難免有些尖刻，但目的是讓國家發展少走彎路。希望環保人士能理解。」
(責任編輯：孫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