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人類最早學會人工製糖的國家，我國先民在釀酒過程中發明了飴糖工藝，具體時間在西周時期。《詩經·大雅》篇中就有用「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來形容周人佔據的渭河平原土地肥沃、出產豐富，顯然當時的周人是會製造飴糖的。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禮記》、《楚辭》、《山海經》等著作中都出現了飴糖的字樣，而且飴和蜜分開，顯然兩者不是一回事。
飴糖是當時孝敬長者的禮物。漢代中國的飴糖製造技術已經非常成熟，漢文帝甚至為了和匈奴人搞好關係將製作飴糖的技術免費奉送，大規模製造飴糖的人家也是當時著名的富豪人家。中國人製作飴糖是在每年的十月份，公元二世紀的《四民月令》對此有明確的記載。飴糖是中國人祭祖祭神的主要物品，也是蔗糖大規模普及前中國人甜味的主要來源。因此對於中國人來說沒了蔗糖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因為我們還有飴糖作為補充。天平天國戰爭期間，南方蔗糖生產受到影響，山東的飴糖工人很快就發明了高粱飴做替代品，上海城隍廟也出現了用飴糖代替蔗糖的梨膏糖。中國傳統的飴糖製造技術南方以稻米為原料，北方最早以黍米為原料，後來又發明了高粱、紅薯充當原料。甜食在中國古代大部分時間內並不是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這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例外。
我們的近鄰日本就沒有這種福氣，他們在古代近代大部分歷史上都把糖和一切甜味的食品當成是奢侈品，平安時代的某位貴族婦女在嫁人時還特意強調自己的嫁妝裡有多少慄子。同樣沒有口福的還有西方人，古代西方人很長時間都只能把蜂蜜當成是唯一的甜點，不少貴族的遺囑上就鄭重其事的寫明自己家有幾桶蜂蜜。公元前5世紀，印度人發明了製作蔗糖的工藝，在印度3世紀末的佛經《本生經》中就出現了蔗汁、糖汁、糖粒的字樣。一個多世紀後，亞歷山大東徵時蔗糖被西方人熟知，他們稱之為「不是由蜂蜜製造的固體糖蜜」。中國人通過吃甘蔗獲取糖分的歷史非常悠久，公元前4世紀末的飲食中就出現了蔗漿，蔗漿主要用於製作甲魚、羔羊肉時調味所用，《楚辭》、《漢書》、《子虛賦》中都有對甘蔗的描述。中國人最早把甘蔗叫做柘、諸柘，《齊民要術》是甘蔗這個名詞最早出現的地方。甘蔗的種植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中國人熱衷於引進優良的甘蔗品種來改善自己的生活。從漢武帝時代起中國人就從越南、緬甸、印度等地引進西蔗、崑崙蔗等優良品種。
我們熟悉的三國人物孫權、曹丕、諸葛亮都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內大規模的種植引進的甘蔗品種。這其中曹丕做得比較差，因為他的統治區實在不利於甘蔗的種植，曹丕和甘蔗最著名的典故就是拿著甘蔗和劍法高手鄧展的比武大獲全勝的故事。孫權在南方的甘蔗種植很成功，西晉時江南地區的甘蔗是備受人們喜愛的名牌食品，不少詩作都有反應。諸葛亮在徵服了孟獲後在雲南屯田，甘蔗也是諸葛亮屯田的重要作物，至今臺灣的糕點業仍尊諸葛亮為祖師爺。甘蔗在中國南方的發展非常迅速，中國人雖然不是蔗糖工藝的發明人，但在改善蔗糖工藝上也有自己的貢獻，中國人在榨糖工藝和製糖方法上都有重大貢獻。印度最在的榨糖方法並不削皮，中國在唐宋時代就發現了這個弊端，並發明了蔗渣過蒸再榨法，出糖率明顯高於印度製糖方法。
元朝建立之初，因為戰亂導致市場上的蔗糖極少，成為極為昂貴的商品。忽必烈手下一度擔任過右丞相的畏兀兒大臣廉希憲患重病，醫生開出的處方中要以沙糖（即紅糖）為飲料服下，廉希憲的家人在整個大都城都找不到沙糖。同樣是畏兀兒人的阿合馬負責元朝的財政工作，是元朝財政一把手，也是著名的貪官和權奸，給廉希憲送來了兩斤沙糖。面對阿合馬的熱情，廉希憲很堅決的拒絕了：「如果吃了沙糖真能夠活下去，我也不願意吃權奸的沙糖以求活命」。廉希憲此舉很有君子不飲盜泉之水的意味，同時也道出了蔗糖在元朝建立之初的昂貴。忽必烈聽說這件事後一狠心從自己的皇宮中拿出了3斤沙糖送給廉希憲。
元朝的對手南宋在福建、浙江、四川都有大量的蔗糖出產，南宋甚至設立了專門機構管理蔗糖生產。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死前一直沒有攻陷的釣魚城梓州一帶就是南宋生產蔗糖的重要產地，也是冰糖發明人鄒和尚出家的地方。可以說，蒙哥到底沒有為蒙古帝國搶來足夠的蔗糖。
忽必烈滅亡南宋後，為了保證宮廷的蔗糖供應特別設立了「舍兒別赤」一職專門「舍兒別」（糖漿）。忽必烈還保留了南宋的沙糖局，並任命回教富商充當負責人，結果是糖價比宋朝高漲十幾倍。當然了這是相對於南宋時期而言，對於馬可波羅的同鄉義大利旅行家鄂多裡克（1322年到1328年在中國旅行）而言元朝統治下的中國糖價依舊便宜的不像話，他在遊記中這樣寫泉州的糖價：「你用不著花半個銀幣就能買到三磅八盎司（1.7公斤）的糖」。
總體而言，中世紀的歐洲人很缺糖，他們知道蔗糖的妙處還要拜伊斯蘭教所賜。伊斯蘭教擴張到印度地區時學會了蔗糖製造工藝，並把製糖工藝帶到賽普勒斯、羅德島、克裡特島、西西里島等徵服地區，歐洲大陸的西班牙地區由於被徵服的原因也是伊斯蘭教政權的製糖基地。十字軍東徵時歐洲人佔領了賽普勒斯和西西里島，熟悉了蔗糖和製糖工藝，蔗糖的用處也隨之神秘化。十字軍戰士普遍認同當時穆斯林醫生的水平，比起只會放血的基督教醫生來說顯然要高得多，而穆斯林醫生大多是穆斯林著名醫學家伊本西拿的信徒，在這位仁兄的著作裡蔗糖就是萬能靈丹。因此蔗糖的醫用價值在基督教世界也有體現，拜佔庭帝國的御醫也把蔗糖當成是治療發燒的良藥，糖漬玫瑰花露就是拜佔庭的著名藥方。
到了15世紀，歐洲人相信蔗糖可以治療「熱症、咳嗽、胸悶、唇裂、胃病」，黑死病的流行加大了歐洲人對蔗糖的迷信，蔗糖在歐洲藥品界的地位可以用當時的依據俗語來證明，當時的歐洲人稱絕望狀態為「一家斷了蔗糖的藥店」。就連神學界也出面為蔗糖背書，《神學大全》一書裡把蔗糖當做是著名藥品，而且鄭重其事的指出齋戒日吃蔗糖不算為戒，因為這是上帝賜予的良藥，不是供味覺享受的食品。
常言道「讀史可以使人明智，鑑以往可以知未來」。但歷史的作用可能真的不是讓我們遇見未來這麼簡單，讀到深處的人一定明白，讀史只不過讓我們有更大的自由和能動性去創造未來。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在高曉松的歌詞裡，我們除了體驗了一把文藝情結，更重要的是追求內心的自由與情懷。詩歌為我們締造了一個精神的烏託邦，而史哲讓我們更清晰地認識現實，我們不僅要活在現在，更要活在未來。跟著這些經典，遵循著歷史的足跡，一點點掀開面紗，還原真實的場景，感受時光的流逝，追逐著哲人的思想，一點點探究人類的精神世界，一天天遇到更智慧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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