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時期，我國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度調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持續影響期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這三個百年大局相互疊加、交互作用，塑造了新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錯綜複雜的時代背景。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加速變革，大國關係發生轉折性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一是全球秩序加速變革。隨著經濟實力的變化，國際體系與世界力量對比的「東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趨勢明顯。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後確立的以主權國家為中心並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已維持將近四百年，在當今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國際格局多極化加速發展的趨勢下將面臨更多的挑戰。自近代以來，世界權力首次開始向非西方世界轉移擴散，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世界經濟中心向亞太轉移。百年來西方國家主導國際政治的情況正在發生根本性改變，美國與盟國關係跌入二戰之後低點，國家利益至上取代意識形態的趨勢上升，越來越多的美國盟國正試圖走上戰略自主道路。新型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加速形成。
二是大國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出現轉折性變化。美國對中國遏制逐漸升級，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總量同美國日趨接近。2019年，中國GDP接近美國的67%，工業總產值已經超過美國。從歷史上看，GDP超過美國60%是一道紅線，蘇聯和日本GDP超過美國60%後，美國都加大了遏制力度，這與追趕者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或是否「韜光養晦」並無直接關係。同時，2008年以來，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減速、政治動蕩、社會撕裂更趨明顯，民族宗教問題頻發，美國還可能選擇向外轉移矛盾，中國將面臨政治、經濟、外交、輿論以至於軍事等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壓力。
三是科學技術推動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深刻變化。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生產力變革，推動生產關係、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信息傳輸技術的進步、範圍的擴大，讓社會分工更為靈活。非國家行為體尤其是巨型高科技跨國公司異軍突起，在全球生產組織中發揮重要作用。人工智慧等突飛猛進，深刻重塑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我國作為後發國家和人口大國，在信息技術發展上具有獨特技術代際跨越和市場規模優勢，尤其是在部分新興領域已經站在了前沿。信息技術的發展，使許多我們過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成為現實，使體制機制有了更多的創新空間。
百年未遇之大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社會運行造成巨大衝擊，並將加劇全球變局，疫情防控效果也成為檢驗各國治理成效的重要標尺，對全球治理帶來重要影響。
從歷史上看，世界上曾經數次發生席捲全球的傳染病疫情，對經濟社會的衝擊類似於重大自然災害、戰爭和金融危機，經濟社會發展格局都因之發生了重大的調整。公元1348年至1440年前後，黑死病（鼠疫）席捲歐洲，對歐洲產生了巨大衝擊。歐洲人口下降近50%，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失，生產力水平急劇下滑，經濟遭受重大損失。同時，由於勞動力短缺，勞動力價值上升，耕地使用範圍大大增加，進而促進了歐洲市場化進程，推動了新興科技的普及，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引發了包括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醫學革命等一系列深遠變化。1918年的大流感是20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疫情，全球約有5億人（佔當時全球人口的1/3）感染，據不同口徑統計，死亡人數約2500萬人至1億人，其中美國死亡約68萬人。由於大流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時結束，因此疫情後的恢復措施同戰後經濟恢復措施相互疊加，進而推動全球經濟重回新一輪繁榮。
從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看，目前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除中國外其他主要經濟體防控疫情壓力仍然很大，全球存在發生新一輪疫情的可能。有專家表示，在疫苗和有效治療方案出現之前，人類將與病毒共存，而疫苗的研製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時間。因此，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在今明兩年難以消除，甚至將持續至202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多個機構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出現大幅下降，全球貿易投資等將遭受巨大衝擊。同時，疫情也推動全球產業組織形式、產業鏈布局、全球治理方式發生重大變化，全球化進程、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將因疫情影響而加速。
百年發展目標「轉段」
從更長期的坐標系看「十四五」，我們正處於從第一個百年目標向第二個百年目標「轉段」的交匯期，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抓住機遇，化危為機，將進一步提高發展的主動權，為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實現奠定更加紮實的基礎，為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有利條件。
從社會生產力來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面升級。全面小康實現後，隨著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老齡化、城鎮化、信息化、國際化的發展，人民需求結構全面升級。二孩政策、老齡化導致居民對優質公共服務需求增加。物質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網際網路和全球信息流通、「改革開放一代」成為社會中堅，對社會公平正義和自身全面發展的需要進一步提升。但同時，我國經濟的供給側還不適應人民的新需要。過去一度依賴勞動力、資本、資源和外部市場擴張支撐的增長方式面臨拐點，資源和環境約束觸及底線，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的依賴導致房價過高，過度依賴模仿和技術引進導致自主創新缺乏後勁，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和水平以及公平可及性仍然不高。在40餘年的高度壓縮式追趕以後，需要根據新時代的發展要求，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推動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新的需要。
從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來看，改革開放後的高速發展積累了一些矛盾，如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擴大、生態環境破壞、公共服務不足、腐敗問題滋生等。這些矛盾和問題，有的是特定國情和發展階段下難以避免的，有的則是我們在探索過程中走的彎路。在新的歷史階段，需要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持續推進一系列重點領域改革，探索如何更好地彌補市場失靈、改善社會公平、優化公共服務，構建高效能、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總之，同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發展相比，今後一個階段我國發展的條件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條件、新問題、新任務決定了在新階段我國發展的目標、方法和戰略都需要進行深刻調整。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
（責任編輯 姜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