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犀利呱/文
從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長達264年裡，當時的日本向中國大唐派出了19次遣唐使，全方位、系統性學習中國文化精髓，從而完成了日本社會的改革和再造。
此後的日本和中國，在歷史發展長河中一步步產生了戰略性逆轉，直到日本在近代完成明治維新，走上了富國強兵並反噬中國的歷史悲劇。
而在21世紀，中國與近鄰日本，在諸多方面又一次發生了戰略性逆轉。
2020年11月23日，擁有近150年悠久歷史的老牌日本全國性權威媒體《日本經濟新聞》，刊發了一則註定影響深遠的報導，其標題言簡意賅但卻意味深長——《日本研究人員持續流向中國》：
據日本外務省統計，截至2017年10月旅居中國開展研究工作的日本人約為8000人。
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統計，在中國停留時間在一個月以內的日本研究人員2018年度約為18460人，比2014年度增加約25%，連續4年增加。
這篇報導在列舉了一系列日本科學家級的科研人員紛紛赴中國開始新的研究，64歲的日本國立天文臺教授梶野敏貴，作為理論物理學權威，他如今已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大爆炸宇宙學與元素起源國際交叉科學研究中心的主任。
這種級別的科學家，被問到在功成名就後還願意到中國的原因時，以日本人特有的含蓄將原因歸結於中國學生的努力，稱：
「中國學生幹勁十足，讓我覺得指導工作很有價值。」
現代化背景下的大國博弈，究其本質是科學技術的博弈，最終落腳點無不是以高科技人才的培養、爭奪為基礎。
同樣是《日本經濟新聞》，該報亞洲科技總編輯山田周平親手寫下一篇文章，叫做《日本創業者「拷貝中國」時代到來》。
這位總編輯在文章中細述了日本走在前列的企業，如何將中國的商業模式如共享經濟、視頻發布軟體等照搬到日本的過程，最後他用了一句可能讓日本國內受眾都難以接受的話：
這是把先進的新業務利用時間差移植到落後國家的「時間差經營」策略。對日本創業者來說，「拷貝中國」變得理所當然的時代已經到來。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中日兩國在時隔1100多年後，再次讓中日兩國科技人才流向和技術流向，都產生了戰略性逆轉？
日本在全球科研論文領域落後中國一個數量級，已不在全球第一梯隊
針對日本高端科學家流向中國的現狀，日本官方和精英階層的看法，仍簡單停留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層面。
根據日本官方公布的數據，以2018年日本在科研領域的投入資金量觀察，日本科研投入僅為中國的1/7。
這也被包括《日本經濟新聞》在內的日本精英階層，理解為中國依靠的只是以大投入取得的「日本科學家倒流」。
日本社會這種普遍存在的「中國是靠大投入才能吸引科學家」的論調，展現了日本高知階層在日本科學家倒流中國一事上的焦慮，也展現了不知所措的恐慌。
實際上，就連日本文部科學省科學技術和學術政策研究所，都以正式報告的方式承認了一個很多日本人都不願正視的事實：
中國在科研領域的大力投資和在研究人員培養方面的不懈努力促進了中國科研的發展。中國在自然科學領域發表的研究論文數量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進一步彰顯了中國在科研領域日益重要的地位。
這是什麼意思呢？
日本這個權威研究所以自己的研究結果，給出了一個日本人自己都不願相信和不願接受的事實：
對全球主要國家的論文數量，連續追蹤3年後，以平均值進行系統分析，2017年（2016—2018年三年均值）：
1、中國研究人員每年發表論文數量305927篇，位列世界第一。
2、美國研究人員每年發表論文數量281487篇；位列世界第二。
3、德國研究人員每年發表論文數量67041篇，位列世界第三。
4、日本研究人員每年發表論文數量64874篇，位列世界第三。
數據最客觀最真實，中國每年發表論文數量是30萬篇的量級；而日本每年發表論文數量是6萬篇的量級——這是兩個明顯不在同一個數量級差異。
從論文所佔世界份額顯示：中國佔全球19.9%，而日本僅僅只佔全球4.2%。
從被引用次數排名前10%的論文所佔份額顯示，中國佔22%，而日本只佔2.4%。
這種數量級的差別，已經充分顯示——日本在科研論文領域，早已不在第一梯隊。
日本的科研製度發生顛覆性改變，「老人科研」開始佔據主流
改革開放前，日本是中國最近的發達國家，在科技領域更是中國努力學習的對象。
但短短40年間，戰略性逆轉發生，中國在涉及到大國博弈最核心的科技領域，也與日本發生了根本性逆轉，甚至出現日本科學家大規模倒流中國的現象。
究竟發生了什麼，導致在短短幾十年間，中日之間就出現了這種戰略性逆轉？
答案就在日本自身。
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幾十年裡，日本的科研人員像國寶，幾乎都是終生制，從事科研的科學家享受到的各種待遇在全球都屈指可數。
但受限於日本失落的十年，日本經濟陷入無休止的停滯，帶動了整個社會需求的大幅降低。
需求的降低導致了科研缺乏產業化、實用化動力，加上日本財政壓力，最終於2004年，日本祭出了一項名為「重振教育、提升疲軟經濟」，實則是為了減少財政支出的《國立大學法人法》。
這部法律的核心要義，就是將日本的大學轉變成具有經濟責任的法人主體。
一方面，給日本的大學放權，高度自治，引入「董事會」制度，大學自主運營；另一方面也給大學「鬆綁」，教職員工的身份向非公務員型轉變，意在打破舊有格局推動創新。
但這套看起來很美的《國立大學法人法》，在日本那種特殊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之下，卻演變成了更加壁壘森嚴的等級制度。
年紀越大的研究人員越是佔有最優質的資源，但學術產出和科研成果卻越來越低；年紀越輕的科研人員甚至無法取得相應的科研資格，空有一腔學術精神和學術本領無法施展。
到了2016年，日本40歲以下的大學教員，比例已經跌至23.4%，科研人才梯隊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倒掛現象。似乎是老齡化問題已經滲透到了日本的科研學術界。
日本科學政策與社會研究室代表理事木英介直言：
「研究能力很強的人卻總申請不到研究經費，崗位數量少導致研究者難以找到工作，而此時中國向這些人拋出了橄欖枝。」
儘管日本已經出現大規模科學家倒流中國的現象，但在日本輿論界，幾乎少有人意識到造成這種歷史性逆轉的根本原因，相反他們只是出於狹隘的民粹主義，認為倒流至中國的科學家都是「叛徒」、「賣國賊」，最低限度都是「一幫為了錢的學術精英」。
但真實的情況遠非日本輿論所理解的那樣，中日兩國之間面對科技人才的態度和具體操作模式，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性逆轉」：
一、日本科學家在中國才能享受到真正的科研待遇
在中國，科研經費的來源非常廣泛，從國家層面再到省、市層面，從部門層面到行業層面，最後到高校層面，都有各級各類科研經費。
一位年輕的日本科學家，以他那個資歷範疇內，在日本最多可以申請到100萬日元科研經費；但是來到中國後，他可以輕鬆申請到100萬人民幣的科研經費。
看似同為100萬元，將其兌換後會發現，兩者相差了兩個數量級，差距高達15.8倍——因為100萬日元只相當於6.3萬人民幣，結合兩國物價水平，這種差距更誇張。
二、日本科學家在中國，可以在最黃金的年齡成為頂尖人才
在日本，論資排輩的社會潛規則無處不在地滲透到了每一個社會角落，連科研學術界也不例外。
日本至今仍在實行的大學教師職稱制度，還是1956年的《大學設置基準》，那裡面充斥著各種履歷、年資，甚至還需要有研究所、試驗所、調查所等各個環節的履歷標準。
進入21世紀的頭17年，也就是2000年至2016年，日本平均每年都仍有1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
但是，即便是在這批登頂全球頂級科學獎的日本超級精英型、天才型科學家隊伍中，他們很多都需要年過半百才能獲得一個教授或研究院的職稱。
例如，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大隅良典到了51歲，才有了一個「榮譽教授」的稱號，就這也還是本著「樹挪死人挪活」的理念，從東京大學教養學部跳槽到東京工業大學後才艱難獲得。
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日本的赤崎勇在52歲時，才成為名古屋大學教授。
日本新世紀17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取得獲獎奠基性成果時的平均年齡為40歲，比晉升教授時的平均年齡小3.35歲。
但是在中國，這些日本科學家們，可以非常輕鬆地在40歲左右成為教授。
此外，這些日本科學家在中國，可以不必像在日本那樣從事事務性工作，只是專心致志地做科研工作。
三、中國雲集的人才和激烈的競爭，讓日本科學家感受到「科技競爭性」
最初一批來到中國的日本科學家，本以為很多科研項目是嶄新的未加探索的領域。
但是當他們開始著手論證時才驚訝地發現，這些他們以為是新領域的科研項目，早已被中國同行所破解。
這種科學上強大而緊迫的競爭性，促使從日本來到中國的科學家，不斷地向著更加深奧的新領域探索，形成了一種良性競爭的態勢。
而在日本，基於科研領域的論資排輩，甚至許多領域是專門留給擁有足夠資歷的老教授、老科學家的，中青年科學家甚至無法「染指」。
「拷貝中國」成為日本企業的二度崛起法寶
中日兩國科技人才流向的歷史性逆轉，也順理成章地導向了實體產業，甚至是更加深入的商業模式。
日本INFORICH公司創始人、會長秋山廣宣2016年6月，得知了共享充電寶服務的存在。而這項看似簡單的業務，2015年才剛剛誕生於中國內地。
但這位眼光老道的商界大佬，毫不猶豫地就希望將之引進。
2017年11月，秋山廣宣收購了一家共享充電寶出租設備開發的香港初創企業，第一個將這項業務引入日本，並於2018年4月實現共享充電寶的商業化。
秋山廣宣所採取的共享充電寶服務，從形式到內容，從流程到結算，機制與中國完全相同。
此後，秋山廣宣將這一套取自中國的商業模式，全面推廣到了東亞和南亞。
在此之前的漫長歷史中，日本企業都是一直以美國或歐洲為模仿對象，但INFORICH公司，卻意外地以中國為模仿對象，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
事實上，在日本，如今送貨上門、共享單車等共享經濟、視頻發布軟體等手機應用程式業務這些學習自中國的商業業態，已經是遍地開花並茁壯成長。
也難免《日本經濟新聞》亞洲科技總編輯山田周平驚呼：
對日本創業者來說，「拷貝中國」變得理所當然的時代已經到來。
1000多年前，日本通過264年不間斷地向中國唐朝派出遣唐使，將中國先進文化代入日本，並奠定了這個國家全面繁盛的基礎，並且至今保留著唐文化的各種標誌性元素。
1000多年後，日本再次通過技術學習，通過「拷貝中國」，將中國充滿創造力的產業和思維引入日本，試圖再一次實現產業文化崛起。
1000多年前的歷史重演，再次說明，在亞洲的版圖上，日本與中國終究是無法隔斷的近鄰。這一點不僅僅是從地理上，更是從文化傳承和文化基因上。
和平的學習與借鑑，遠好過暴力的掠奪和侵佔。
縱觀日本歷史，漫長的日本史上的每一次的興盛，從來沒有一次是依靠武力實現。相反都是在和平建設和文化引進與改良中，才得以逐步繁盛。
戰則危、和則盛——但願日本也能從1000多年的歷史流變中，真正悟出長遠的發展之道，為亞洲大陸貢獻本應具有的和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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