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巴迪歐近日也參與到了國際學術明星對「大流行」的辨爭討論序列，在巴迪歐看來，這場瘟疫無異於此前的任何一場流行病，是自然維度與社會維度的交界處。它也不會自行帶來政治革新，所謂「福利國家的回歸」只不過是我們熟悉的戰時狀態整合資產階級利益和大眾利益的戰略性工具。它僅僅是再度暴露了當前世界中政治與經濟的主要矛盾。「太陽底下無新事」！本文首發於
Versoblog
，由阿爾貝託·託斯卡諾（Alberto Toscano）從法文譯作英文，本文譯自英文版本，以饗中文讀者。
阿蘭·巴迪歐
我從一開始就認為，當前大肆流行的病毒並非特例。從愛滋病病毒的大流行，到禽流感，再到伊波拉病毒和SARS1病毒的傳播——更不用提各種流感病毒，抗生素無法治癒的結核病菌株的出現，以及麻疹的復發，再加上大量的醫療欠發達地區的存在，以及在接種必要疫苗方面卻求規範的缺失，我們意識到世界市場將會不可避免地製造出嚴重的毀滅性流行病（僅愛滋病就導致了數百萬人死亡）。當前的流行病，除了正在對所謂的西方世界的舒適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外，本身沒有任何新的意義，但卻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可疑的輓歌和反抗式的白痴行徑。我不明白人們除了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等到病毒因缺少傳染目標而消失之外，為什麼還要表現得如此自命不凡。
此外，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在蔓延的流行病的真實名稱向我們傳達了如下信息：「太陽底下無新事」。這個流行病的真實名稱是SARS2，即「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2號」，繼2003年春季SARS1流行病在世界範圍內大肆傳播後，該疾病又第二次出現。當時，該疾病被稱為「21世紀第一個不知名的疾病」。顯然，當前出現的流行病絕非是全新的或前所未有的。它是本世紀初出現過的傳染病的後代，也是第二類該類型傳染病。以至於今天在預防方面唯一可以對當局進行的嚴厲批評是，在SARS1之後，當局沒有為醫學界提供研究經費，這些研究本可以讓醫療界有真正的可以抗擊SARS2的方法。
因此，我認為除了嘗試像其他所有人一樣，在家自我隔離之外，我們沒有什麼可做的；除了鼓勵其他人做同樣的事情外，我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此時，堅持嚴格的紀律就顯得尤為必要，因為它為所有易感人群提供了支持和基本保護：所有在前線的醫務人員，他們必須有一個嚴格的紀律可以遵守，這個紀律包括對被感染者的制約；所有最脆弱的人（尤其是在養老院中的老年人）；以及所有必須冒著接觸風險風險上班的人。那些制定緊迫的「居家禁足令」的人也必須為那些幾乎沒有「家」或根本沒有「家」的人們尋找和提出方案，比如對旅館進行徵用，以便他們可以找到安全的住所。
的確，這些職責變得越發緊迫，但至少它們首要的任務，絕不是為此花上巨大的力氣進行分析或建構出一種新的思考模式。
但是，我讀到和聽到了太多的東西，其中一部分來自於我周圍的圈子，他們對此展現出的困惑和對我們身處的（歸根結底單純的）事態的嚴重準備不足令我感到不安。
這些咄咄逼人的聲明、可悲的呼籲和堅定的指控各有不同的形式，但它們都對當前流行病驚人的的簡單和缺乏新意的特徵抱有奇怪的蔑視。有些人面對權力變得毫無必要的低三下四，而後者實際上只是在當前情況之特性的驅使下行事。有些人則援引了我們所處的行星及其神秘性，但是這樣的行為毫無幫助。有些人把一切都歸咎於不幸的馬克龍，但馬克龍僅僅是做他的工作——也沒有比別人做得更糟糕——在戰爭或流行病期間擔任國家元首。其他一些人大聲疾呼這將會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的奠基性事件，但是這場革命與消滅病毒的關係讓人摸不著頭腦——我們的「革命者」對滅絕病毒並未提出任何新的手段。一些人陷入了世界末日式的悲觀主義。而另一些人則感到沮喪，在這種情況下，當代意識形態「以我為先」的黃金法則沒有為人們帶來任何好處或提供任何幫助，該法則甚至有可能成為肆意蔓延的邪惡的幫兇。
該流行病所帶來的挑戰似乎無處不在，它消除了一切理性的固有活動，迫使人們重溫神秘主義，杜撰，祈禱，預言和惡意，這些在中世紀瘟疫席捲人類時通常會產生的糟糕效應。
因此，我認為我有義務將一些簡單的想法融合在一起。我會稱他們為笛卡爾式的想法。
讓我們從定義這個問題開始，在許多地方問題被定義得如此之糟糕，以至於它也以糟糕的方式被對待。
流行病始終是自然維度和社會維度之構連的一個交界點，這一事實使流行病變得複雜。關於它的完整分析是橫向的：我們必須把握住社會以及自然這兩個界限的交界處，才能得出分析結果。
例如，當前流行的起始點位於武漢市的市場中。中國很多市場以其危險的骯髒程度和露天出售各種讓人「饞涎欲滴」的活體動物而聞名。在某個時刻，這種從蝙蝠身上來的，以某種動物作為中間宿主存在的病毒，在這個有著簡陋衛生條件、人頭攢動的市場蔓延開來。
病毒從一個物種到另一個物種的自然軌跡使它走向了人類物種。具體過程是怎樣的？我們還不知道。只有等待科學研究告知我們。我們需要譴責那些在網上散播典型種族主義謊言的人，他們用偽造的圖片作為支撐依據，把一切都溯源至中國人吃蝙蝠（甚至在蝙蝠還沒完全死掉的時候）……
動物不同種群間的局部傳播最終抵達人類，僅僅是整個事件的起點。在這之後運作著的，是當代世界的一個基本信息：中國在全球市場中廣泛的、密集的在場。無數的網絡由此擴散開來，顯然在中國政府能夠完全隔離起源地——一個4000萬人口的省份——之前，中國政府最終成功地做到了，但為時已晚，已經不能阻止流行病起航蔓延至全球。
考慮到這個我把它稱作流行病的「雙重構連」（double articulation）的一個細節：今天，SARS2被扼殺在了武漢，但是卻有很多病例出現在了上海，這主要是那些從海外回國的中國公民帶回來的。中國因此是一個可以觀察這種連結的站點——一個古老的，一個現代的——一方面是遵從老舊習俗的無序市場中自然-社會交點，另一方面則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及其對持續不斷的高速流動的依賴導致了它的全球擴散。
之後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階段：各個國家嘗試在本地遏制這種蔓延。要注意這些遏制的決心從根本上說仍然是地方的（local），而流行病的傳播卻是跨區域的（transversal）。儘管存在一些跨國的機構權威，但很明顯，在前線的是地方的資產階級國家。
我們在這裡就碰觸到了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經濟上，包括製成品的批量生產過程，都處於世界市場的主導之下——要知道，僅僅是組裝一部手機就至少需要動用七個國家的勞動和資源，包括礦產資源。然而政治權力仍然是國家之實物（national in kind）。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舊帝國（歐美）與新帝國——排除掉了任何可能導向資本主義世界國家的進程。流行病也是一個讓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矛盾公然曝露出來的瞬間。即使是歐洲各國，面對病毒也無法及時調整政策。
在這重矛盾之中，民族國家試圖通過儘可能尊重資本運行機制的方式來對抗流行病，即使風險強迫他們改變行使權力的風格和措施。
很久以來，我們就知道在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時，國家必須對不只是民眾（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還要對資產階級自身施加限制，以便拯救地方資本主義。一些產業被收歸國有，以保證在不立即產生任何可貨幣化的剩餘價值的前提下，武器可以不受限制地進行生產。一些掌權的資產階級被調動成為軍官，面對戰場上的死亡威脅；科學家日以繼夜地工作發明新武器；難以計數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被迫參與到國家的政治宣傳任務之中……
面對流行病，這種對國家主義的反思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總統馬克龍或總理愛德華·菲利浦關於「福利」國家的回歸的聲明——為無法就業的人提供資金支持，幫助自僱傭的不得不關閉商店的小業主，要求政府從國庫中拿出1000-2000億，甚至宣稱「國有化」，都不像一些人說的那麼令人吃驚或自相矛盾。馬克龍的隱喻「我們在一場戰爭之中」是正確的：在戰爭或疫病之中，國家被迫——甚至一些時候擅自逾越其自身階級屬性的正常運轉——同時採取更加威權和更具有廣泛社會效應的做法，以避免戰略上的災難。
這是這一形勢下完全符合邏輯的結果，他的目標是保持既定社會秩序的前提下，以最大可能的確定性遏制病毒，打贏這場戰爭（再次借用馬克龍的隱喻）。這非常嚴肅，其必要性是病毒傳播的致死過程所強加的，這個過程是自然與社會秩序的交界，前者是科學家在整件事中承擔的作用，後者則是威權主義幹預的出發點——而威權主義在這裡別無它物，只能是國家。
在這種努力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巨大的裂陷。想像防護口罩的短缺或是醫院隔離方面的準備不足。但誰能真正誇耀「預測」到了這樣的事情？在某些方面，國家沒能阻止當前的局勢，這是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通過數十年來對於國家醫療體系連同國家中所有為全民服務的部門的逐年削弱，它表現得反倒像是不會有任何類似毀滅性的大瘟疫的東西影響到我們的國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是罪責難逃的，不僅僅是在馬克龍任期，而是在他之前至少三十年間的所有領導人都是罪魁禍首。
但在這裡指出沒有人預測到甚至想像過在法國出現這種「大流行」仍然是正確的，可能除了少數獨立科學家。當然不是左翼人士——或者黃馬甲甚至工會分子——才享有堅持這一觀點的特權，並繼續對馬克龍（他們最近的嘲笑目標）大驚小怪。他們同樣絕對沒有想到這樣的情況。相反，當這場瘟疫的傳播已經從中國起航的時候，他們組織了多次不受控制的喧鬧的遊行，直到最近才停止，無論他們是誰，這都應當使他們喪失在今天譴責當局拖延採取措施的資格。說實話，在馬克龍政府之前，法國從未有政治力量真正採取過這種措施。
在國家方面，這種局勢要求資產階級國家必須清晰地、公共地把某種程度意義上比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廣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時戰略性地保存未來國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的首要地位。它逼迫政府這樣處理問題：整合其代表的階級利益以及更普遍的大眾利益來應對局勢，階級利益的結合以一個內部共同「敵人」之名——在戰爭時期是外國侵略者，現在的局勢下則是SARS 2病毒。
這種局勢（世界大戰或世界性瘟疫）在政治層面是尤其「中立」的。過去的戰爭只在兩個例子中引發了革命，考慮到當時的帝國主義力量可以被稱作異常值（outliers）：俄羅斯和中國。在俄羅斯的案例中，是因為沙皇的權力在各個方面，在長時段內，倒行逆施，包括作為一種有潛力在那個巨大的國家適應真正的資本主義的誕生的力量。反對力量以布爾什維克的形式存在，是一支由傑出領導人組織的現代政治先鋒隊。在中國的案例中，內戰先於世界大戰開始，在1940年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支經歷考驗和檢驗的受歡迎的人民軍隊的首領。相比之下，世界大戰沒有在任何西方國家引發勝利的革命。即使是在1918年戰敗的德國，德國斯巴達克同盟（Spartacist）的起義也被快速鎮壓了。
從中可以得出的經驗很明顯：在法國這樣的國家，持續的瘟疫不會帶來任何明顯的政治後果，就瘟疫本身而言。即使假設我們的資產階級——根據早先的抱怨和普遍但淺薄的口號——相信擺脫馬克龍的時候已經到來，那也不可能帶來任何值得注意的變化。「政治正確」的候選人已經在舞臺兩側等候，就如過時噁心的「民族主義」最陳腐形式的倡導者們一樣。
對於我們這些希望這個國家的政治環境真正發生改變的人而言，我們必須利用這支瘟疫的間奏，甚至是（完全必要）的隔離，致力創造新的政治形象，在新的政治場所的議程中，以及在（其輝煌的誕生階段和有趣但最終失敗了國家主義階段之後的）第三階段的共產主義的跨國進展之上。
有些觀點認為瘟疫之類現象可以自行向具有政治創新意義的方向發展，我們需要對類似的每一種觀點進行嚴厲批判。除了關於該瘟疫的科學數據的廣泛傳播，政治責任只能通過對有關醫院和公共健康、學校和平等教育、對年老者的照料和其他類似問題的新的主張和信念來承擔。只有這些可能通過那張由當前局勢揭示的充滿了危險弱點的資產負債表來清晰表達。
附帶一提，我們需要公開堅決地揭示出，所謂的「社交媒體」再次證明了它們除了在充實億萬富翁的錢包當中扮演的角色之外，首先是這樣一個地方：它充斥著精神癱瘓的大言不慚者的宣傳，不受控制的謠言，對老掉牙的「新奇事物」的發現，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蒙昧主義的所在。
讓我們不要輕易給予信任，甚至或者說尤其是在我們的居家隔離之時，只有科學可控的事實，以及在地方經驗和戰略目標方面都足夠理性的新的政治願景，才值得我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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