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世界經濟在經濟刺激計劃和寬鬆貨幣政策的支撐下，復甦勢頭較為強勁。2011年，儘管國際經濟環境短期向好，但是各國經濟刺激計劃基本結束，世界經濟、貿易和工業生產難以保持2010年的反彈性增長，增速可能明顯放緩;就業、赤字、債務、產能過剩、通脹、資本流動等引發的不確定性風險可能繼續釋放，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可能進一步分化。
■世界經濟進一步深化調整，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明顯分化
(一)發達經濟體復甦步調不一,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分化。 美國經濟復甦態勢好於預期，但工業生產尚未恢復到危機前水平，產能利用率依然處於較低水平，私人消費對經濟的支撐作用有限，失業率居高不下。2010年11月，美聯儲推出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綜合考慮就業、通脹和經濟增長三大政策目標，2011年美聯儲在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結束後，短期內貨幣政策轉向的可能性不大。
歐元區經濟受主權債務危機拖累，復甦力度弱於美國和日本。為了應對希臘、愛爾蘭等國家出現的主權債務危機，歐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先後出臺了附帶條件的金融救助計劃。在歐央行難以收緊貨幣政策的情況下，主權債務風險較大的希臘、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義大利、英國和法國等國家被迫緊縮財政赤字。
日本經濟回升較快，但繼續面臨通貨緊縮壓力。日本長期受通貨緊縮困擾，公共債務水平很高，內需對經濟支撐作用有限，受外部市場影響很大。日本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時點上不太可能早於美國和歐元區。
(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減速，通脹壓力普遍較大。2010年上半年，新興市場國家印度和巴西保持了強勁增長，通貨膨脹壓力增大;下半年工業生產明顯減速，增速放緩。2010年印度已經連續6次加息，今年1月份再次加息。巴西2010年4月以來3次加息，將政策利率由8.75%上調到10.75%;但是，巴西通貨膨脹12月又創出年內新高，今年1月份也再次加息。
■全球流動性泛濫增加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
美國和日本央行繼續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歐元區維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貨幣供應量持續超出實體經濟的需求，導致流動性泛濫，美元指數再創歷史新低，推升國際大宗商品和資產價格上升，使得股市虛假復甦和波動，風險更多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
市場不確定性風險增加，全球股市出現分化。受美元貶值、市場信心轉好及新一輪刺激經濟政策出臺等因素影響，2010年美國股票市場呈震蕩上揚趨勢，道瓊工業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均上漲10%以上，歐洲德國和英國股指與美國類似;但是，受主權債務風險困擾，希臘、西班牙、義大利、愛爾蘭、葡萄牙等國股指多表現下行趨勢。同期，秘魯、阿根廷、泰國和印尼股票市場指數上漲超過40%，俄羅斯和韓國也超過20%，印度超過15%。其它主要經濟體日本、法國股指略有收縮，巴西略有擴張。
世界經濟不平衡復甦，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明顯分化。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市場缺乏信心，短期內仍然需要寬鬆財政貨幣政策的支撐，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對國內經濟刺激作用有限，新增貨幣供應主要流向新興市場國家。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儘管增速放緩，但由於通貨膨脹壓力增大，很多國家需要緊縮貨幣政策。同時，全球流動性向增長較快的發展中國家集聚，增加了這些國家管理通脹的難度，不僅加大本幣升值壓力，而且增加了資產泡沫。
■世界經濟再平衡難度增大，全球治理模式的變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緩解世界經濟失衡需要主要經濟體的消費、儲蓄和投資結構進行實質性調整，核心是美歐等發達國家超前消費和透支消費行為的調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可以看作是對世界經濟不平衡的一次強制調整。但是，隨經濟復甦世界經濟再平衡難度加大。
(一)美國經濟結構尚未進行有效調整，私人儲蓄率進一步上升空間不大。美國經濟作為世界經濟不平衡的核心，一方面，從消費支出在經濟中的比重看，經濟刺激計劃和減稅政策的實施，使得美國私人消費收縮小於國內生產總值，應對危機的政策在短期內進一步提高了私人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2009年上升到70.8%，2010年前三季度這一比重依然高達70.6%。另一方面，從美國個人儲蓄率看，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由於過度消費，資金帳戶下個人儲蓄率(儲蓄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接近於零，國民經濟核算帳戶下的個人消費處於歷史低位。2007年開始，隨著次貸危機擴散，家庭財富大幅縮水，個人儲蓄率明顯回升，但是2009年下半年隨著經濟的復甦，國民經濟核算帳戶下的個人儲蓄率維持在6%左右，進一步上升的空間不大。
(二)世界經濟不平衡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受跨國公司全球化戰略的影響。以往的世界經濟不平衡，主要存在於發達國家之間。金融危機爆發前的世界經濟不平衡，既存在於發達國家之間，也存在於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這種新的現象歸根結底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在全球不斷擴張和逐利的結果，是全球產業轉移和重新分工中，國際資本和發展中國家廉價要素的結合。在全球化趨勢不會逆轉的情況下，資本、要素和市場的這種不對稱分布，很難改變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同時，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主要發展中國家較快的經濟增長和明顯的成本優勢，進一步強化了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聯合國貿發大會2011年1月份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估計，金融危機後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50%流向了發展中和轉型經濟國家，2010年這一比重更是上升到53%。
(三)世界經濟再平衡需要各國發展方式和治理結構進行有效的調整。消費拉動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通常來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最有效率。由次級房貸引發的經濟金融危機，本質上是一次信用和債務危機。美國的過度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信用不受約束的過度擴張，其結果必然導致消費透支和信用危機。因此，就發達國家而言，消費拉動的發展模式不太可能進行根本性調整，但是信用消費的治理和監管需要加強，信用的擴張必須以可支配收入為基礎。對部分發展中國家而言，通過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來啟動消費並逐步擺脫過分依靠投資和出口的模式，涉及到經濟利益的重大調整，需要大量的投入，也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
(四)匯率政策調整並非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核心。世界經濟不平衡表現為發達國家之間貿易和投資的不平衡，以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不平衡。就發達國家之間不平衡的發展演變情況看，日本和德國在歷次不平衡中均處於順差一方，日元和歐元的升值並沒有從根本上改善美國對日本和德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反而有可能帶來經濟停滯的長期風險。就中美兩國的不平衡看，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外資和外資企業是導致中國大量順差和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不斷升值，但也並沒有顯著改善各國國際收支的狀況。但匯率的急劇調整卻可能影響國內其他政策的調整，增大經濟的長期不確定風險。
(五)改變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決定了美國永遠處於國際經常項目收支的逆差方，而且是居於主導地位的逆差方，其競爭優勢使得逆差主要來源於貨物貿易赤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的快速增長，以及金融市場國際化，需要不斷增加大量國際貨幣支撐。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最為核心的儲備和結算貨幣，在為全球化大量融資的同時，客觀上需要保持相應的國際收支逆差，這也使得美國成為全球實際財富的淨輸入國家。過去十年，隨發展中新興市場國家的整體崛起，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比重有所下降。這樣，美國在為不斷擴大的全球化融資的同時，其國際收支狀況必然惡化。因此，如不改變現有的以美元為主體的國家貨幣體系，世界經濟不平衡狀況難以從根本上改變。但是，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全球治理模式的變革短期內難有大的突破。
■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面臨兩難選擇
2011年，世界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依然不足，發達經濟體私人需求乏力，美國繼續受失業困擾，歐元區面臨財政緊縮壓力，日本則繼續面臨通縮壓力，發展中經濟體通脹壓力可能進一步加大，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將更加嚴峻。
世界經濟調整緩慢曲折，外貿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難有大的作為。2009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收縮34.2%，外貿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3.9個百分點。2010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進一步下降，外貿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限，價格貿易條件指數進一步惡化。近幾年，我國成為WTO成員國貿易救濟措施的主要對象，美國和歐盟等經濟體也頻繁利用貿易問題幹擾我國的匯率政策。「十二五」期間，我國外貿環境仍會持續面臨挑戰。
我國繼續面臨國際短期資本的衝擊和幹擾。我國外匯儲備增長正常情況下主要來自於貿易順差、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和外匯儲備資產增值三個方面。2010年三季度，我國新增外匯儲備1940億美元，創1997年以來的季度新高;其中，貿易順差653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額為229億美元，非金融類企業對外投資185億美元，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導致外匯儲備資產增加約867億美元。綜合以上幾個方面，三季度我國新增外匯儲備中仍有高達376億美元的流入無法解釋，可能主要是由於熱錢流入所致。四季度，我國新增外匯儲備1990億美元，再創季度新高。
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糧食產品價格上漲，增大了管理通脹的難度。美元的持續貶值和美聯儲新一輪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會繼續推升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促使國內相關資源和原材料產品的價格上漲，加大了我國管理通脹的難度。從價格的傳導機制看，能源資源類產品作為其他行業的中間投入被消耗，對通貨膨脹的推動作用有限;而農產品除了作為其他行業的中間投入外，本身就是主要的直接消費品，因此農產品價格同一般物價水平的關聯更為密切。國際農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會拉動國內相關產品的價格上漲，顯著增加通脹壓力。實際上，我國曆次通貨膨脹，大多來自與農產品直接相關的食品價格上漲。
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調整面臨兩難選擇。美元貶值導致很多國家貨幣競相貶值，主要經濟體紛紛增發貨幣，而全球流動性難以有效進入實體經濟，增加了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在我國經濟減速，經濟刺激計劃基本結束，通脹壓力持續增加的同時，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面臨兩難選擇。一方面，決策者擔心持續加息可能進一步加劇熱錢流入，增加國內通脹壓力，對國內經濟帶來衝擊，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另一方面，目前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已經不斷刷新歷史記錄，雖然央行仍有進一步上調準備金率的空間，但過分依靠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政策效果不僅有限，而且負面影響也在增大。
王海峰 (作者為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綜合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