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疆域》是卡內蒂四部筆記的合集，包括《人的疆域》《鐘錶的痛苦》《蒼蠅的痛苦》《漢普斯特德補遺》，時間跨度從1942年至1985年。這本筆記集成了卡內蒂在整個20世紀的思想流變與寫作主題。關於卡內蒂作品中的幾個關鍵概念，譯者李佳川、胡燁、季衝，詩人王煒給出了自己的解讀。
2020年8月29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埃利亞斯·卡內蒂人性的稜鏡
採寫| 新京報實習生 凌曄
1
季衝：
這本筆記與卡夫卡日記有何差異？
卡夫卡的日記與卡內蒂的筆記的不同，還要談一談這兩位大家的日記/筆記與其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我們都知道，除了寫作，卡夫卡是有著自身的職業的：卡夫卡供職於一家保險公司，只能用業餘時間進行寫作。所以，他的日記本就不僅僅是記錄他生活、思考、感受的場所，往往也是他進行文學創作的第一現場——是他的作品誕生的地方。例如，我們眾所周知的《審判》就是卡夫卡於1912年9月22日到9月23日的凌晨，在他的日記本上一夜寫就的。
而卡內蒂之所以寫這筆記，則是出自他作為一個專職作家的考量。卡內蒂一生都奉獻給了文學。不像卡夫卡，卡內蒂並沒有一份用來維持生計的職業。開創筆記的起因是，當時的卡內蒂因為《群眾與權力》緊張的寫作工作，禁止自己從事其他的純文學創作。而這個對自身下達的禁令卻也為熱愛文學創作的卡內蒂帶來了一種窒息感。於是《人的疆域》（Die Provinz des Menschen）等幾部筆記就應運而生了，成為了他在《群眾與權力》寫作壓力之下，進行文學抒發或釋放的窗口。而當卡內蒂於1959年結束了《群眾與權力》寫作工作後，按理說，這部筆記最初的使命也算完成了。但是，寫筆記的這一習慣卻成為了卡內蒂生命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於是，卡內蒂便繼續在筆記中，以跳躍、不連貫的形式記錄著他的生命、他的思考。
2
李佳川：
卡內蒂的德語有什麼特點？
我在讀德語原文時，發現卡內蒂很喜歡用不定代詞「man」作主語，這個詞和英語的「男人」和「人類」不同，在德語中，這個詞大多用來描述一種客觀情況，並不強調主語。我通常選擇譯成「人們」，翻譯的時候我和季衝討論了，我發現她傾向於譯成「我們」。這兩個小詞的選擇其實塑造出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作者和讀者的權力關係，用「人們」，是把卡內蒂推到一個相對高的位置，一個冷眼旁觀的姿態；而「我們」是卡內蒂自己作為人類群體中的一員，站在群體之中對全人類進行反思。我想，原文德語風格如何，和譯者對文本的理解有關。
除此以外，卡內蒂也會活用德語，德語中有很多合成詞，他用這個規則玩了很多文字遊戲，比如他寫道，「他發明了一個新的何蒙庫魯茲，即Befehlsstachel（命令的刺）。這是個好詞，但是一個詞本身什麼都做不了，人們必須圍繞在它周圍，觀察它的行動（譯者註：何蒙庫魯茲是中世紀歐洲的鍊金術師創造出的人造人，此處指合成詞， 將Befehl命令與Stachel刺合成一個詞）。」這就是卡內蒂對語言的態度，他成長和生活在多語言環境，這在他的思維方式和身份認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讓他能活用語言，而不是被其禁錮。
《人的疆域 : 卡內蒂筆記1942—1985》
作者：[英] 埃利亞斯·卡內蒂
譯者：李佳川、季衝、 胡燁
版本：理想國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0年5月
在他的自傳《獲救之舌》裡，卡內蒂也經常回憶起在保加利亞的童年時光，在他生活的城市裡就有七八種語言:「那幼年時代的所有時間，都是在西班牙語或者保加利亞語環境中發生的，後來，對我倆說它們中的絕大多數卻都變成了德語事件。」「六十多年中，我不斷從中汲取營養——但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同我當時不熟悉的文字聯結在一起的。」（第13頁）。
3
胡燁：
卡內蒂為何喜歡神話？
確實，卡內蒂喜愛在寫作時引用神話、談論神話，希臘神話、奧維德的《變形記》以及吉爾伽美什史詩都是卡內蒂經常引用的作品，他還常常把一些少數民族的寓言傳說、古老的祭祀儀式和宗教信仰記錄在自己的作品中。
總的來說，卡內蒂對神話的態度與列維·史特勞斯試圖把概念和結構運用到神話研究中不同，後者認為，僅僅從個體的角度，把神話當做個人的神話，是不可行的也是不科學的，研究者應當對神話的各個要素進行歸類，用科學的方法去探尋神話中的普遍結構和原則，以便更好地將神話當做體系來把握。這種機械化甚至有些冰冷的對待神話的態度為卡內蒂所拒絕。
將神話系統化、去個體化的做法在卡內蒂看來，會使神話支離破碎，只剩下乾枯的結構，而忽略掉神話之中最重要的部分。他更看重的是人對神話的直接經驗，讓對神話的「見證者」進行直接的言說，借神話重建語言本身作為主體間進行交流的能力和構建意義的能力，以神話所伴隨的感性和想像力去對抗冰冷麻木的「技術野獸」。
4
李佳川：
如何理解《人的疆域》中書寫的死亡主題？
無論是對死亡還是對永生的討論，歸根到底都是對人類生命維度的討論。卡內蒂啟發我們去思考，人類文明中的倫理道德，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人必死這個事實上的？人類對死亡這一事件的已知，和這個事件之後的未知，這二者強大的反差讓人對死亡這個事件充滿恐懼，對永生產生渴望。
卡內蒂對死亡的態度是尊重的，但僅僅是尊重其為一個既定事實，而不是貫穿一生的恐懼，他更是反對利用這種恐懼來支配人們的權力。卡內蒂見證了各種形式的死亡，首先是父親的早亡和身邊親友的離去，其次是二戰期間猶太人的遭遇，以及戰爭給全人類帶來的災難。儘管如此，他依舊與死亡的平視，而對死的這樣的態度，是否正體現出卡內蒂對生命和愛的珍視呢？
卡內蒂寫道，「死，對人來說已經變味了。人類從死亡中獲取太多力量，他們將死亡加之所有生物上。但死亡和愛有種美學的聯繫。愛的罪惡在於，它讓死亡擁有很高的價值，然而最困難的一點是，我們永遠無法給愛降罪。」和對死亡的態度不同，卡內蒂對愛推崇至極，這有可能和猶太教有關。猶太教中的愛有兩種，首先是人和神之間的愛，其次是人和人之間的愛。這種愛是具有普世關懷的，也是能把人和人之間的情感聯絡在一起的。因此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卡內蒂見證了二十世紀初人類的災難後，更加堅信愛的力量。
5
王煒：
卡內蒂對「愛」與「美」的追尋
「對於『愛』與『美』的追尋，可否認為是卡內蒂以及那一代『黑暗時代的人們』留給我們的遺產？」我想，這個問題如果改成「對於『真實』的追尋」可能更恰當一些，以「真實的激情」為坐標，關於卡內蒂，我們得到的認識會比「愛」與「美」更清晰。並且，談論卡內蒂，我需要引用自己杜撰的一個詞「徹底作家」。
應先說明何為「不徹底的作家」。我需要挪用2017年夏天，在一個主題為「紀念布朗肖——寫作的任務：朝向未來的文學」活動中的發言：
「間接官方文學意味著一種言說系統是被預先允許、等待收割和承認的，具有等待性，它是官方語言體制『並不提供，也不願取消的場所』（布朗肖語），並且在和官方語言體制的關係中『獲得了它的地位的所有模糊性』。」
不能僅僅以是否持反抗當權者的立場，來辨認寫作者是否徹底作家。作家的抵抗範圍應當更為廣大。一個持反抗立場的作家——以及被過分優先地，從道德上看待其文學意義的「持異見者」——可能會在審視文學寫作者的自明性方面，缺乏能力。另一方面，文學神話迅速掩蓋了異質性，這也是文學神話應繼續被反對的原因——在今天仍繼續利用或生產文學神話，是文學寫作者在應對那個「正在到來的世界」方面無能力的表現。
徹底作家往往是這樣的作家：他們敏感並致力於探索那種越來越突出的，正在到來的世界的兇猛異質性。毫無疑問，埃利亞斯·卡內蒂正是這樣的作家。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原載於8月29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4版。撰文：凌曄；受訪者：季衝、李佳川、胡燁、王煒；編輯：宮照華、安也；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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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1版～B08版
「主題」B01丨埃利亞斯·卡內蒂人性的稜鏡
「主題」B02丨卡內蒂成長史 思想之火的誕生
「主題」B03丨《耳證人》 人都是不同自我的組合體
「主題」B04丨圓桌 關於埃利亞斯·卡內蒂的5個問題
「主題」B05丨遠藤周作 在沉默中築起信念的石頭
「主題」B06-B07丨《在雪山和雪山之間》 光陰過客，在山間逆旅
「文學」B08丨藤井省三 魯迅是近代工業社會中的東亞文化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