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教書盧大儒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談黃金大米的科學問題？」
「你學過播音主持嗎，你有什麼資格跟我爭論？你就是用這樣的方式科普？」
近日，央視前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和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盧大儒的爭論又引發了 「一大波」轉基因討論熱潮。
3月31日晚，《中國科學報》記者夜訪崔永元，在兩個多小時的訪談中，崔永元對在復旦大學發生的舌戰作了回應。
崔永元明確表示，轉基因技術研究無可厚非。不過在監管方面，政府及相關主管部門的監管工作依舊未能贏得他的信任。同時，中國科學家在轉基因科普方面的態度，不盡如人意。
轉基因技術必須做到國際領先，但避不開程序和倫理
《中國科學報》：在復旦大學的那一場爭論，引發了又一輪的轉基因「口水戰」，你現在是怎樣的態度？
崔永元：如果就事論事來談，我並不同意盧大儒的觀點。他的意見是，科學問題可以和程序合法性、科學倫理的問題分開說，可是，科學研究怎麼會不講程序、不講科學倫理呢？所以，盧大儒的問題我到現在都沒聽懂，不談倫理，不談程序，只談科學，我不知道怎麼談。
基礎研究確實只關注科學問題，程序問題是後續延伸出來的，這個觀點一點兒錯都沒有，我是贊成的。但是，如果說國外科學家不關心倫理問題，那是因為有專門關心倫理問題的程序步驟制約著他。其實，國外科學家絕對是關心倫理問題的，也正因如此，有些實驗雖然在科學的理論模型上實驗可能成立，但他們是不能做的。
我所講的轉基因在世界和中國的情況，就有針對倫理和程序問題。如果非要把程序和倫理拿掉了再談，我覺得他是心虛。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這樣的「口水戰」對公眾有什麼影響？
崔永元：我覺得沒有好的作用，這樣公眾會越來越恐懼。超市裡轉基因的標識越來越多，恰恰是一種證明。
《中國科學報》：那你覺得科學界該不該作轉基因技術研究？
崔永元：當然該作了，必須要作，而且一定要做到國際領先。
轉基因問題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包括轉基因技術的研究、應用以及後期的產業化，必須所有的環節都要做好，才能保證轉基因的完整性。
我對轉基因後面的應用以及產業化環節提出質疑時，應答者卻往往從第一個環節進行回復，即認為崔永元反對轉基因技術，其實事實不是如此。當雙方找不到一個平臺，又都很激動，在兩個賽道上進行賽跑，就不會有結果。不過，我認為中國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解開轉基因亂局，政府要先贏得信任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轉基因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樣的困局裡？
崔永元：轉基因之所以走到今天這個亂局，很大程度上在於相關部門的公信力沒有得到體現。我自己對轉基因的反對其實是針對違規、亂種等方面的。如果國家層面出臺監管措施，並加強監管，會是很好的一番景象。
政府部門要想贏得公眾的信任，特別簡單，就是農業部要真正地管起來。他們重視的話，我就會信任，他們要負起責任來。
轉基因技術是雙刃劍，考驗著科學家的道德和良心，因此必須要監管起來。如果這些科學家承認前面操作中出現的問題，面對的問題，（困局）應該很快就可以解決。
而且，現在轉基因爭論發展到這種程度，是宣傳上有問題。
《中國科學報》：如果你來做宣傳，會怎麼做？
崔永元：我舉個日本的例子，在對待轉基因上，日本其實比我們還保守，但是他們關於轉基因的爭論就不像我們這麼混亂。日本也有人很排斥轉基因，但是他們跟科學家對話還是沒有問題的。
日本厚生省做得挺好。第一，你可以在厚生省查出來轉基因有哪些品種，第二，他們的實驗室是開放的，你只要預約，就可以去看，美國也是如此。第三，厚生省的網站上，有個窗口是可以投票的，如果有新的商品要推廣的話，每個人都可以去投一次票。如果投票結果顯示多數人不喜歡，就會終止。這個是民意，跟科學有關係嗎？這恰恰體現的是對人的尊重和體貼。吃什麼，不吃什麼，沒那麼複雜，恰恰是科學的這些事淡化了以後，民眾才不會那麼緊張。在監管方面，日本也在研究黃金大米，但是他們是把黃金大米當作藥品而不是食品來管理的。
我曾經向一個農業科研機構的負責人建議開放他們的轉基因實驗室，讓公眾去參觀。應該打破公眾對轉基因的神秘性。公眾有什麼不懂的問題都可以提問，如果不懂，還有爭議，依然可以繼續談，不過可以換個地方，到實驗室外面去聊，畢竟做科研的地方應該是安靜的。不過，他沒有接受我的提議。
「文傻」最有資格被科普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我國的轉基因科普應該是什麼樣子？
崔永元：我覺得不是所有中國科學家對科普都感興趣。我認識的一位國外的科學家，他就會到中小學去做科普，任何稀奇古怪的問題都會回答。
我跟中國作轉基因研究的科學家作過深入的交流，他們本身對轉基因的看法沒有分歧，談得好，但是，對於轉基因的過程是怎麼回事，什麼叫表達基因，什麼叫沉默基因，他們不願跟我們談。他們談的是從學術角度怎麼研究，國際的研究怎樣，國內的研究怎樣，受到哪些研究的阻力。
《中國科學報》：那你覺得科學家為什麼做不好科普？
崔永元：第一，科學家沒有耐心，也沒有動力。這裡所說的「動力」來自於科學家對科學的熱愛，如果熱愛科學，他們會希望周圍的人都懂科學，希望周圍的人知道科學。我們的科學家沒有動力。
第二，他們缺乏作科普的能力。科普是非常難做的。專家和專家對話，特別容易。但專家和普通公眾溝通，是不容易的，如果能溝通，那這位科學家是位大家。剛開始我們見到這些大家的時候會戰戰兢兢，但是一跟他們說話，就會覺得他們非常樸實，比方說潘文石，他是作野生熊貓的生存狀態研究的，他的科普就做得非常好。
盧大儒說：「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談黃金大米」。我要是有「資格」還跟你談？恰恰就是外行，才願意找你談，希望能談清楚。在這個過程中，問的問題外行不沾邊是再正常不過的。
一個媒體人對科學的了解，和一個從事生命科學的人對個體傳播方式的了解，都是非常淺薄的。我希望科學家能夠與公眾有更好地交流。此外，如果中國科學家的科研經費也可以讓公眾投票來決定，像我們這樣的「文傻」都有投票權的話，你待在家裡都會有科學家跑過來要給你做科普的。（潘希 倪思潔 王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