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教授激辯崔永元 評論:用詭辯戰勝科學才是真醜聞
轉基因之爭再掀熱潮 教授激辯崔永元
又是一次舌戰。3月26日晚，崔永元參加了由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組織的「新聞大講堂」，並發表題為「班門弄斧轉基因」的演講。在演講的提問環節，崔永元與盧大儒發生了口舌之爭，現場氣氛一度變得緊張躁動。事發後，論壇上不少帖子稱「崔永元復旦講『反轉基因』遭教授『砸場』」。
其實，不只是轉基因，很多涉及倫理問題的科學技術，都會引來科學家與公眾的衝突，比方說核電技術、幹細胞技術等。當科學撞上倫理，科學家該怎麼辦？公眾該怎麼辦？
教授激辯崔永元 事件回顧：17分31秒的交鋒
3月26日晚上，起初盧大儒恐怕很難想到，就因為一段發言，自己就「火」了。
「今天晚上我校新聞學院邀請了著名主持人、反轉人士崔永元作與轉基因相關的報告，等我趕到時已經到了提問環節。」3月26日當晚事發之後，盧大儒在微博中回憶。
多次舉手之後，他獲得了一次提問機會，並開始和崔永元圍繞著轉基因的科學和倫理問題展開爭論。
「我多年前推動我們生命科學院成立倫理委員會。這些問題上，知情、同意是一個最大的問題。黃金大米其實本身最大的問題就是程序問題、倫理問題。但這些問題跟轉基因混為一談，那將會使轉基因更加的妖魔化。所以我希望……」盧大儒要表達的是，轉基因如果有產生隱患的可能性，問題也應當聚焦在倫理和操作規範層面，而不是轉基因的科學性方面。
不過，這段話很快就被崔永元打斷了：「呃，對不起，這位老師，什麼叫『混為一談』？我沒聽懂。」
當二人就黃金大米的具體事件進行討論時，崔永元反問盧大儒「湖南的黃金大米裡，究竟轉了幾個基因」。突如其來的問題讓盧大儒一時語塞，沒能迅速地給出一個明確的數字。
「你這樣的老師教出這樣的學生，一點都不奇怪！你還研究科學倫理呢？」崔永元說。
你一言我一語中，雙方音調越來越高，話語逐漸激烈，現場氣氛也開始躁動。很快，一段名為《復旦生命科學教授盧大儒舌戰崔永元》的晃動模糊、時長17分31秒的視頻便在網上流傳開來。截至3月28日上午，僅「愛奇藝」一家視頻網站的點擊量就達到22300多次。
教授激辯崔永元實錄：
盧大儒(復旦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那你們這個是媒體人嘛，你也不能說的呀。所以這些話不要這樣去展開，我只是說他把轉基因黃金大米的科學性跟他的倫理程序的問題混為一談。我講的是這件事情，對不對，也不要再展開說…
崔永元：我們說第一個問題，我們先來說黃金大米本身的問題再來說倫理
盧：這個問題我認為科學的評價你認為不科學，這就是你的事情，但是我講了，問題是在程序上，是在倫理的問題上，對不對？你一定要讓我講這個科學性，說句老實話，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談這個黃金大米的科學性問題呢？
崔：沒有那麼那麼，不要那麼激動。
盧：我不激動，你要糾纏這個問題的。
崔：你沒必要那麼激動，我也是正教授，不是那個意思，我不是糾纏，我們要把這事給大家說清楚，您告訴我黃金大米轉入了幾個基因吶？
盧：他有幾個基因是轉基因，中間有幾個代謝酶，但是我跟你講它還在不斷地完善。
崔：它轉入了幾個，在湖南實驗的那個，轉入了幾個？
盧：它是用代謝酶的兩個基因轉進去的。
崔：幾個？兩個嗎？
盧：這中間有第一代和第二代，這個我就…
崔：我問你湖南的黃金大米實驗轉入了幾個基因，這個問題不簡單嘛？您是老師啊，轉入了幾？
盧：我不是今天來跟你爭論這個的。
崔：開玩笑啊你這太開玩笑了你知道嗎？你連轉入了幾個都不知道你說安全啊？太有意思了你！
在崔永元用辯論甚至詭辯的態度對待來自科學界的質疑時，僅僅因為他有名，他還是能贏得他們的掌聲，這才是真正的、專業性的醜聞。
文/劉遠舉（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崔永元去復旦新聞學院講座，復旦搞生物科學的盧大儒教授當面質疑，場面火爆。這段視頻放上網之後，引起一些爭議。隨後，復旦新聞學院鄧建國教授一篇名為《新聞界與科學界是朋友而不是敵人》的文章指出：新聞界應該有科學素養，而科學界也應該有媒介素養，不應該忽視、敵視媒體。
應該說，當晚復旦生科的學生、老師積極參與，本身就是對媒介的重視。來自科學界的提問的確有些火氣，但這不是對媒體的敵視，而是對諸多誤導的憤怒。實際上，盧大儒教授本身就陷入了媒體誤導的技巧之中。在面對面辯論的時候，崔永元問黃金大米到底轉了幾個基因時，盧教授顯得有些窘迫，猶豫之後回答兩個，然後，崔大聲的說「七個」，引來掌聲。於是乎，在老百姓印象中，一個比小崔還不懂生物的，昧著良心說話的磚家形象就此產生。其實，據專業人士分析，教授的回答其實比崔的答案更專業，而明眼人會知道，糾纏於一個細節問題提問，不過是一種辯論技巧。
所以，看到來自科學界的火氣，更應該看到科學界陷入各種媒介技巧之後的惱火，不能把對錯誤的媒體傳播的鄙視與反感，混淆為兩個群體之間的對立，然後，再在和稀泥中拉偏架。
遺憾的是，在當時，詭辯得到了掌聲，這要麼是識別不了辯論技巧的業務水平問題，要麼就是對科學素養的忽視與輕視。更遺憾的是，這種對科學素養的輕視，不過是當晚呈現出來的問題之一，更重要的問題，恰好相反，出在媒體素養與新聞的專業性上。
請什麼人來，講什麼話題，本質上，是一個新聞、事實的信源選擇問題。我沒學過新聞，但在網絡時代懂一點簡單的知識也容易：評論性內容，一級信源是權威調查機構、政府主管部門；二級信源是領域的專家、學者；三級信源是普通人。其實，即使不懂專業，從常識出發，也會自然而然地遵從這個秩序。《穹頂之下》被不少人批評，但無論如何，《穹頂之下》的信源是權威的、可靠的政府官員與科學家。
遺憾的是，在轉基因的安全性這個科學議題上，一場面向未來新聞工作者的講座，選擇的信源卻是一個文科生，而到場的科學家，卻遭到了嘲笑，最後，在媒體上被批評為：不懂與新聞工作者做朋友。從信源的專業角度，這與崔永元在美國選擇超市大媽、反轉組織作為信源，而不採納主流科學家、FDA、美國農業部的意見，在本質上一樣的。這不是沒有科學素養，而是沒有新聞素養。
崔永元應該去復旦新聞學院講什麼呢？講他的紀錄片。從專業角度，解析他的紀錄片，比如，新聞工作者該如何區別相關性與因果性；為什麼他的信源選擇沒有更多地採納主流科學家與政府相關管理部門的觀點，而是選擇了一些非主流的科學家；他所採訪的專家發現的病原體到底是什麼？為什麼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的成果被掩蓋起來，不公之於眾，拯救世人，這與他的初衷是否有邏輯矛盾？
雖然我還是不懂新聞專業主義，但是，我隱約覺得，這些問題，這些質疑，甚至都不需要科學工作者出馬，這本身是新聞工作者擅長的地方。要知道，即使不懂專業，但建立在客觀基礎上的邏輯，卻是鋒利的剃刀。媒體本身，有義務、有責任、有能力去完成這一切。
實際上，事實也正是如此。這些議題，在網上、微博上都經過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在我所認識的媒體人當中，無論對轉基因的態度如何，對崔永元的紀錄片的專業判斷也幾乎是一邊倒的。所以，如果這些議題，在當天晚上沒有被提及，沒有被討論，沒有被質疑，我真不知道一個崔永元去一個專業學院的意義到底在哪裡？是為了滿足學生的追星嗎？恐怕追TFBOYS比追崔永元還好得多，起碼，TFBOYS的粉絲不會是未來影響中國人的那個群體。
某種程度上，整個視頻最讓人失望之處在於，在場的未來新聞工作者呈現出來的判斷能力。在崔永元用辯論，甚至詭辯的態度對待來自科學界的質疑與溝通時，僅僅因為他有名，僅僅因為他是媒體人，他還是能贏得他們的掌聲。所以，崔漏洞百出的紀錄片在當天晚上沒有遭到質疑，某種意義上，這才是真正的、專業性的醜聞。
事實上，在信源的問題之外，圍繞轉基因的很多爭論，本身也並不是媒體科學素養的問題，而是新聞素養問題。
科普與科學研究其實差別較大，科學重研究，而科普重在傳播，與其說科普是科學家的事情，不如說科普是媒體的事情。如果「向公眾解釋科學研究，不是科學家可選的自由，而是一種必須承擔的責任」，那麼從社會責任角度，向公眾解釋科學，更是媒體的責任。實際上，倡導「新聞工作者的科學素養」，不正是為了更好地向大眾解釋科學家的工作嗎？
社會心理和公眾情緒是客觀存在，從照相機攝人魂魄到鐵路影響風水，科學與技術一直面臨這樣的大眾質疑，在這個過程中，新聞工作者該做的是，客觀理性地把權威的聲音傳遞給大眾。簡單的說，應該在媒體上聽到更多科學家的聲音，哪怕是爭議的聲音，而不是超市大媽的聲音。
與此同時，新聞工作者不該做的是「僅僅站在公眾的立場上向科學家發問」，甚至是站在公眾的立場上與科學家詭辯，用信源選擇等技巧誤導大眾。畢竟，這些行為已經遠超媒體「可選的自由」，而是已經突破媒體的底線了。遺憾的是，《新聞界與科學界是朋友而不是敵人》一文片面地強調了媒體代表大眾提問的權利，而忽略了媒體正確地解釋科學的責任。
實際上，這種重權利輕責任的傾向，不過是借大眾的知情權實現自我賦權，堂皇的民粹大詞之下有抱團與圈子的「小」。在這種媒體人與科學家的話語權爭奪中，必然導致公共福利的損失。
在現實中，知情權不是天上掉的餡餅，有實際的成本考量，更重要的是，由知情權產生的強制標示，必然產生的一個副作用是：暗示轉基因的不安全。所以，不管是要知情權，還是反對違反種植，雖然都是合理的，但是，任何一個客觀的媒體人，都應極力避免把倫理問題混淆為安全問題，避免產生對大眾的誤導與暗示。但是，有些媒體人不但不強調這一點，卻反其道而行之，借知情權、違規種植去暗示、誤導安全性問題。盧大儒教授高聲批評的正是這一點。
不難發現，這個問題其實並不涉及科學素養，恰好相反，所涉及的正是媒體專業領域的問題。諷刺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另一些媒體人犯的錯誤與他們所批評的「科學家們對轉基因的政治因素認識不足」如出一轍，對知情權的「政治因素」認識不足，認為只要站在「知情權」的民意上，就可以不管由此衍生出的所有負面社會影響，就可以「近悅遠來，天下臣服，可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所以，不管是在紀錄片中混淆相關性與因果性，還是採訪的時候放過最重要、最權威的信源；不管是對科學家展開辯論技巧，還是在邀請名家講座的時候選錯專家或選錯話題；不管是要求知情權、討論倫理問題過程中有意無意地暗示安全問題，還是把科普的責任推卸給科學界，僅僅給自己留下一個問傻問題的自由；不管是對知情權的社會影響認識不足，還是借知情權自我賦權，這都不是媒體人的科學素養問題，而是媒體人的專業素養問題。實際上，拉偏架把媒體的專業素養問題偷換成媒體的科學素養問題與科學界的媒介素養問題，本身，也是新聞專業素養的問題。
毋庸諱言，中國新聞工作者面對很多約束，戴著鐐銬跳舞，很難很難。困境之中，往往會激發出更多的群體自我認同，但是，無論如何，建立在客觀與理性基礎上的不抱團，相互爭鋒相對，才是新聞共同體的意義所在。
新聞專業，本身應該是一種讓媒體人去發現事實的方法論。如果結論錯了，不難發現方法上的問題，如果方法錯了，結論也會存在問題。所以，尊重新聞專業性，不用懂科學，科學也不會離你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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