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10.07
摘 要
針對被廣泛熱議的科研學術功利化現象，藉助科學規範理論的視角，採用量化研究的範式。研究發現，在當前國內高校學術共同體中，功利性動機對學術人員進行科學研究和評價工作具有很大的影響，而超功利性規範的影響作用相對較小;國內高校學術人員的各種身份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其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的狀態;經濟生活壓力和績效考核壓力對國內高校學術人員的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具有顯著影響。進而結合相關研究結論提出：要大力提高科研學術人員基本生活待遇和保障；大幅增加對自主探索類科研項目的支持；改革指標化評價體系，適當淡化績效考核；在研究生培養中加強超功利性規範養成四項改進建議。
關鍵詞
高校學術人員；科研動機；功利化；超功利性規範；實證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國科研學術界開始出現的急功近利和浮躁氣氛就引起了學界內外的注意。由此而引發的學術不端、學術造假，甚至違法犯罪現象時有發生。20多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這一狀況似乎愈發明顯。在各種網絡媒體和學術刊物上時常有人批評當前我國的科研評價體系以功利化的指標（成果轉化率，獎勵等級，論文數量，期刊層次等）為中心，科研人員的工作動力偏重於功利性價值（評職稱、漲待遇、晉職務），學術活動和學術環境中功利性氛圍瀰漫。科研學術的過度功利化傾向不但會阻礙我國基礎科學的創新，也會制約技術和應用研究的長遠發展，還是導致學術不端，乃至相關違法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上述現象，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和思考層面是遠遠不夠的,需要超越一般語境下的功利概念，對科學研究領域存在的功利性的深層問題進行更加具體的分析，並運用實證研究的範式去探尋其較為真實的、準確的存在狀態，進而對其內在邏輯進行更進一步的探究，提出有針對性的改進思路和建議。對此，默頓科學規範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和分析框架。
「科學規範」這一概念在國內可能遠沒有「科學共同體」（或「學術共同體」）被人們提及和談論得多，但其實人們在談論後者的時候往往默認了前者的存在。這是因為，科學共同體作為一個具有鬆散聯合特徵的團體，主要是靠科學家/學者們之間的共同信念、價值取向和行為規範聯結在一起的。可以說，正是由於共同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範的存在，科學界才可以稱為共同體。那麼，這種作為共同體內核聯結廣大科學家個體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範到底包括什麼呢？對此，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K. Merton）開創的科學社會學研究提出了一套成熟的理論闡釋，即科學規範理論。科學規範作為其研究的核心成果，經過默頓本人及其學派的不斷闡釋、修改和完善，「成為了科學社會學研究唯一發展成熟的框架。」甚至該理論的批評者們也都承認：「默頓提供了社會學家中第一個系統的也是最有影響的工作，來找出在科學家中運作的主要規範，並說明了這些規範如何貢獻於科學知識的進步」。
作為對科學規範的最初勾勒，默頓最初提出的概念是「科學的精神特質」（the ethos of science）。他明確提出，科學的精神特質是指約束科學家的有感情色彩的價值觀和規範的綜合體；這些規範以禁止、命令、許可和偏好的形式來表達，藉助制度性價值而合法化；他們通過戒律和讚許而得到強化，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學家所內化，形成科學良知或者說科學家的超我。科學的使命在於探求真理，為實現其使命，規範是必需的。「技術性（認知性）規範和道德規範的全部結構在於實現其最終目標。」隨後，默頓很快將這一觀點發展豐富，系統提出了科學的規範結構理論，明確指出現代科學的精神特質由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公有主義（communism）、超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組織的懷疑（organized skepticism）四種制度上必需的規範構成。
根據默頓的闡釋，上述四大科學規範中的超功利性規範是對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動機的控制，他要求科學家為追求真理而工作，要求科學家以科學自身的發展為目的。這裡實際包含對科學研究的兩個禁止性要求，一是不以服務他人和社會公共利益為直接目的，二是不以謀取個人的非科學上的私利為目的。
首先，默頓指出，科學家應當只關注其工作的科學意義，而不要關心它可能的實際應用或它的一般社會影響。朱克曼和庫爾南進一步解釋指出，「雖然這一原則有多種內涵，但其本質是很清楚的，即擴展科學知識應該是科學活動的根本目的，其他目的都應從屬於這一目的。」「來自科學外部的社會環境各個領域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的壓力，可能妨礙科學對知識的傳統追求。」這就是說，如果科學被利益所駕馭，其客觀性就有被扭曲甚至犧牲的可能，所以默頓說，「一旦有用性變成科學成就的唯一標準，具有內在科學重要性的大量問題就不再被研究了……功利性應該是一種科學可以接受的副產品而不是科學的主要目的。」當然，默頓在這裡並不是無視科學的功用性價值，而是指出科學知識的內在真理價值和相關功用價值之間的主從關係：真理性是本源，功用性是副產品；真理的發現可能帶來功用價值，而如果科學家把功用性作為研究的首要性或直接性目標刻意追求，將會損害科學的探索性和長遠發展。
其次，默頓指出，科學除自身價值外，還會有助於實現其他一些目標，如權力、舒適、金錢、利益、名譽等等，但這些不是科學職業所應追求的。朱克曼補充解釋道，研究者們從職業生涯開始就被告誡自己內在滿足的價值要高於他人的喝彩，高於獎勵、榮譽和金錢。麥卡拉認為這一規範限定科學家僅僅追求科學的獎勵。這就是說，超功利性規範要求科學家為發現真理而工作，而不是為獲取利益而工作，要求科學家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進入一種專心致志、心無旁鶩、全身心投入、不考慮個人利益的精神狀態。事實上，任何一個真誠和敬業的科學家都會經常體驗到這樣一種精神狀態。這也並不是一種苛求，這是熱愛和追求真理的基本要求，是科學家職業活動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動力，是科學家工作熱情和創新活力的源頭。這樣一種超功利的心態是科學家在工作中保持價值中立和客觀性的必要條件。當然，要求科學家以超功利性的心態進行真理的探索，並不意味著完全否定科學家的個人利益。以謀利為目的從事科學研究和做出研究成果後附帶獲得一定物質或精神利益是兩碼事。實際上，超功利性規範不是反對科學家獲得名譽和物質利益，而是反對科學家將名譽和物質利益作為主要目的和直接目的而從事科學研究工作。這一規範要求科學家出於興趣和愛好而投入研究工作。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隨著科學發展階段和所處社會環境的變化，超功利性規範的適用範圍出現了顯著的變化。在默頓所處的背景和時代中，純科學（或者叫基礎科學）是科學研究的絕對主流，超功利性規範被絕大部分科學家所尊奉，佔據主導地位。而在當代「大科學」時代的背景下，科學高度依賴社會的支持，需要通過應用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以不斷發展壯大。這一點對應用性科學研究而言尤為明顯。因此，超功利性規範中的第一種禁止性要求在現代應用科學研究領域也許是有些不合時宜了，但是第二種禁止性要求無論在基礎研究領域還是在應用研究領域依然需要大力提倡和堅持。
科學規範理論是默頓及其學派在考察歐美科學發展史基礎上概括提煉而出的，在現實的歐美科研系統中也是確實存在的。默頓學派先後進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上述包括超功利性在內的四大科學規範在歐美科學共同體及其成員當中是存在且被較好尊奉、發揮著主導作用的，其反規範（功利性動機）存在和運行的空間相對較小。
眾所周知，對於我國學術界而言，現代科學是舶來品，現代科學系統也是一個外生移植型的社會建制。那麼就制度遷移的一般規律而言，制度的顯性要素（知識、方法、程序、規則、規章等）通常容易被複製轉移，但其隱性的價值規範和文化認知性土壤卻往往不易配套複製。也就是說，離開了與之相適應的隱性價值規範和文化認知性土壤，科學系統中的顯性要素就難以發揮原有的作用。
上述科學規範，尤其是超功利性規範，在我國學術界尤其是高校學術圈中是否也和在歐美科學共同體中一樣存在或者形成了呢？又在多大程度上被高校學術人員接受、認可、內化和尊奉？在多大程度上指導和控制著高校學術人員的行為？本研究將圍繞上述問題展開分析。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選取科研系統中素有「基石」之稱的同行評議制度作為研究對象，採用量化研究的範式，在參考相關研究經驗的基礎上，對核心概念進行操作化定義和指標分解，設計了一個調查高校學術人員申請科研基金動機的量表和一個他們承擔同行評議工作動機的量表。兩個量表均採用李克特5點賦分法測量，得分從「1」到「5」，依次代表規範或反規範的影響作用從最小到最大。此後，又採用德爾菲法和試測法對問卷的表面效度進行了校正。問卷結構見表1，信效度檢驗結果見表2。
研究抽樣目標群體為國內研究型大學的教師。通過簡單隨機抽樣收發問卷，共回收有效樣本655份。樣本共覆蓋了26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
三、研究發現
（一）高校學術人員進行科學研究和評價工作時功利性動機的影響顯著大於超功利性規範的影響
在量表效度檢驗適合的情況下，通過最大變異法和直交轉軸對兩個量表分別進行主成分分析發現：①「申請科研基金動機量表」顯現出兩個因子，分別可以命名為「功利性動機」和「超功利性動機」，兩個因子與問卷設計時的面向基本吻合，累積解釋變異量為56.769%；（見表3）②「承擔同行評議工作動機量表」也顯現出上述兩個因子，與問卷設計時的面向完全吻合，兩個因子的累積解釋變異量為68.315%。（見表4）
對相應題項進行加總平均，計算出上述兩個量表中各因子的得分，然後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申請科研基金時的超功利性動機均值為3.1847，而功利性動機均值為3.5267；承擔基金同行評議任務時的超功利性動機均值為2.8886，而功利性動機均值為3.8307。
為便於後續分析，筆者進一步通過變量轉化算出樣本在一般意義上的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表現。具體來說，對樣本中的基金同行評議專家而言，他們在一般意義上的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表現等於上述兩個量表中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分別加總平均；而對於非評議專家而言，由於沒有作答「承擔基金同行評議任務動機量表」，可直接將其在「申請科研基金動機量表」中的結果視作一般意義上的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然後對樣本一般意義上的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二者的均值分別為3.0823和3.6272。
顯然，前述3個描述性統計中功利性動機的均值都大於超功利性動機的均值。為進一步確定這種差異是否顯著，本研究對上述結果進一步進行了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①申請科研基金兩種動機的均值差異比較t值為-9.538，顯著性p值為0.000<0.001；②承擔基金同行評議任務兩種動機的均值差異比較t值為-15.646，顯著性p值為0.000<0.001；③一般意義上的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均值差異比較t值為-18.799，顯著性p值為0.000<0.001。
此外，從功利性動機各題項的描述性統計中還可以看出功利性動機各種具體形式的均值表現。（見表5）其中，在申請科研基金時，題項「績效考核和職稱評審的要求」的均值最高，達到3.96，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前考核體制給高校教師帶來的巨大壓力，而在承擔基金同行評議工作時，題項「增加自己的學術資本，提高在學術圈的影響力和地位」和「為自己在申請研究資助時能獲得某些優勢」的均值都很高，分別達到3.99和3.86。
（二）高校學術人員的各種身份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其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
為進一步分析超功利性規範及其反規範「功利性」在國內高校學術共同體中的存在狀態，本研究首先對樣本的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在性別、是否本校博士畢業、是否海外博士畢業、是否擔任校內行政職務、是否在全國或地區性專業學會中擔任常務理事（委員）及以上職務、是否擔任基金同行評議專家等分組變量上的差異進行了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①超功利性動機在各分組變量上均未呈現顯著性差異；②功利性動機方面，男性顯著大於女性，t值為2.965，顯著性P值為0.003<0.01，但效果值僅為0.01，屬低關聯強度；③功利性動機在性別之外的其他分組變量上均為未呈現顯著差異。
同時，對樣本的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在「最高學位」「職稱」「所屬學科大類」「研究性質」「供職高校類別」「供職機構在本學科或領域內的國內學術水平排名」「最高擔任過何級別的基金同行評議專家」等分組變量上的差異進行方差分析的結果如下。①超功利性動機在「最高學位」「研究性質」「供職高校類別」和「最高擔任何級別基金的同行評議專家」等分組變量上呈現出顯著差異，而在「職稱」「所屬學科大類」和「供職機構在本學科或領域內的國內學術水平排名」等分組變量上未呈現出顯著差異。進一步的事後兩兩比較顯示，在「最高學位」分組變量上，博士組的超功利性動機顯著強於碩士組；在「研究性質」分組變量上，純基礎研究組顯著強於偏應用研究組和純應用研究組；在「供職高校類別」和「最高擔任何級別基金的同行評議專家」分組變量上的兩兩比較未呈現顯著性結果。（見表6）②功利性動機在「職稱」和「供職機構在本學科或領域內的國內學術水平排名」之外的其它分組變量上都呈現出顯著差異。進一步的事後兩兩比較顯示，在「研究性質」分組變量上，純應用研究組的功利性動機顯著強於純基礎研究組和偏基礎研究組；在「供職高校類別」分組變量上，「211工程」高校組和省級重點高校組的功利性動機顯著強於其他高校組；在「最高擔任何級別基金的同行評議專家」分組變量上，省級組顯著強於校級組。「最高學位」分組變量上的兩兩比較未呈現顯著性結果。（見表7）
（三）經濟生活壓力對國內高校學術人員的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具有顯著的影響
數據分析如下。①當前學術人員整體上經濟生活壓力較大，使用正向五點賦分測量得到的壓力最大值達到5分，均值為3分，經濟生活壓力對國內高校學術人員的超功利值為3.30分，標準差為1.112，其中初始層級學術人員（講師或助理研究員）的壓力感均值更是高達3.71；②不同職稱群體之間的壓力感差異非常顯著（F=39.579，P=0.000<0.001）；基於Scheffe法和Turkey HSD法的事後檢驗均表明，初始層級學術人員的壓力感顯著大於中間層級（副教授或副研究員）和高級（教授或研究員）學術人員，並且中間層級學術人員的壓力感也顯著大於高級學術人員。此外，筆者還分析了不同年齡組學術人員之間的壓力感差異，結果顯示差異仍然非常顯著（F=25.085，P=0.000<0.001），並且基於Scheffe法和Turkey HSD法的事後檢驗同樣表明，低年齡組（25~35歲）學術人員的壓力感顯著大於其他年齡組學術人員，中間年齡組（36~45歲）學術人員的壓力感也顯著大於高年齡組（55歲以上）學術人員。（見表8）③經濟生活壓力與超功利性規範之間未呈現顯著相關性，但與其反規範，即功利性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見表9）這表明學術人員面臨的經濟生活壓力越大，其從事科學研究的功利性動機就越強，就越難以抵制外界非學術性因素的幹擾。
（四）績效考核壓力對國內高校學術人員的超功利性動機和功利性動機具有顯著的影響
數據分析如下。①當前的科研績效考核給學術人員整體上帶來了很強的壓力感，正向5點賦分法測量的壓力最大值為5分，均值為3.71分，標準差為0.987。其中，給初始層級學術人員（講師或助理研究員）帶來的壓力感均值更是高達3.88，而即便是高級學術人員（教授或研究員）和高年齡組（55歲以上）學術人員的壓力感得分均值也都達到了3.32。②不同職稱群體之間的科研績效考核壓力感差異非常顯著（F=20.658，P=0.000<0.001）。基於Turkey HSD法和Scheffe法的事後檢驗均表明，初始層級和中間層級（副教授或副研究員）學術人員的壓力感均顯著大於高級學術人員。此外，儘管不同年齡組學術人員之間的科研績效考核壓力感也呈現顯著差異（F=4.656，P=0.003<0.01），而且基於Scheffe法和Turkey HSD法的事後檢驗顯示，低年齡組（25~35歲）、中間年齡組（36~45歲）以及較高年齡組（46~55歲）學術人員的績效考核壓力感顯著大於高年齡組（56歲以上）學術人員，但值得注意的是前三組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見表10）③科研績效考核壓力與功利性之間未呈現顯著相關性，但與超功利性規範具有顯著的負相關性。（見表11）即學術人員面臨的科研績效考核壓力越大，其從事科學研究的超功利性動機就會下降。
四、討論與建議
顯然，如果高校學術人員的工作動力偏重於功利性價值，如果功利性氛圍在學術活動和學術環境中瀰漫，那麼長此以往，在高校學術人員群體中就會形成一種功利化的自我認同。這種功利化的自我認同一旦形成，就會取代超功利性規範，開始支配高校學術人員的思維和行為模式。這種功利化是一種經濟功利主義。經濟功利主義者主要以經濟利益衡量人生，精於算計，把人當作工具，無需對事物保持高昂的熱情，只需讓計算理性時刻支配自己，追求以最高市場價出售自己。如此一來，高校學術人員將會把自己的事業僅僅視為一份謀生的職業，然後以市場為導向「跑課題」「搞論文」「弄獎項」。由此產生的自我滿足和興奮會對這一邏輯形成正反饋，從而愈演愈烈，學術共同體的自我獨立性最終喪失，學術的聲譽被毀掉，科學的發展被葬送。
如何改變這種情況？結合本研究的發現和同類研究的觀點，筆者認為可從以下4個方面嘗試突破。
1. 大力提高高校學術人員基本生活待遇和保障。儘管目前尚未看到高校學術人員薪酬水平在國內不同職業中排名的實證研究，但有一個現象卻是都能看到的，那就是同校同專業同期畢業的學生中，投身學術研究工作的學術人員在薪酬水平方面整體上低於那些進入市場從事商業工作的同學。（當然個體差異也是存在的）本研究的調查數據也表明，當前我國高校學術人員經濟生活壓力整體上較大，其中講師或助理研究員的壓力感均值更是顯著大於中間層級（副教授或副研究員）和高級學術人員。
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的行為動機是由人的各種需求決定的，並且這些需求是從低到高依次排列的，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的需求五個層次，在較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之前，較高層次需求通常不太凸顯。當然，人的行為並不完全由「需求」決定，「需求」之外還有很多影響因素，但從管理心理學的角度看，我們仍然必須足夠重視「需求」對人行為的激發和驅動作用。對於高校學術人員而言，如果其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不能得到很好地滿足和保障，那麼就很難要求他們去追求較高層次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因此，建議改革相關薪酬制度，大力提高我國高校學術人員尤其是中青年學術人員的基本生活待遇保障。這是從整體上降低我國科研學術群體功利性傾向的重要基礎性條件。
2. 大幅增加對自主探索類科研項目的支持。經費無疑是開展科研學術活動的基本保障。當前我國科研資源配置的方式主要包括兩種，一是對科研學術機構的維持性經費資助，二是對科研學術項目的直接資助。後者又可以分為兩類：命題類項目資助和自主探索類項目資助。命題類項目以應用性研究為主，一般由資助方確定研究問題和目標，在多個申請人或機構中擇優資助，類似於商業上的招投標模式，具有很強的競爭性。其結果是，一方面在調動高校學術人員積極性方面確實能發揮一定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由於高競爭性伴隨的名利上顯而易見的高收益性，對高校學術人員的功利性傾向也有一定的誘發和強化作用，促使高校學術人員可能會花費過多精力去拉關係、爭項目，而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踏實地去做研究。如此不但會影響科研學術共同體的價值追求，最終也可能欲速則不達，造成科研投入產出率的下降。而自主探索類項目通常以基礎性研究為主，一般由研究者在一定研究領域內或研究方向上自行發現和提出問題，自行確定研究目標和方案，由資助方進行價值和可行性方面的審查和評估，最終決定是否資助。這類項目的申請資助模式，一方面競爭性相對較低，有利於激發研究者的內在興趣和好奇心，從而把時間精力更多地集中於研究本身；另一方面也比較契合知識生產由學術人發起和主導的基本邏輯和過程特徵，反而有利於提高科研學術的生產率。
在當前我國的科研資源分配中，命題性項目的資助來源相對較多，除了來自政府的資金，還有大量的企業研發投入，受資助項目的數量以及單個項目的資助金額也都相對較大，而自主探索類項目的資助來源主要是政府資金，相對單一，受資助項目的數量以及單個項目的資助金額也都相對較小，不利於在科研共同體中建立和鞏固超功利性規範。因此本研究建議，在保持命題性項目招標資助的同時，政府資金需大幅增加對自主探索類項目的資助力度，平衡和消解過度的功利性因素，使對科學的信仰和探索成為高校學術人員工作的引領性力量。
3. 改革指標化評價體系，適當淡化績效考核。在市場邏輯和效率原則推動下，科研成果的豐碩與否已成為衡量高校和科研機構實力的重要評價指標。因此，作為現代人力資源管理重要內容的績效考核也被引入了科研管理，各高校和科研機構根據目標管理的理念制定了一系列科研績效考核標準，使之與職務晉升、職稱評定和薪酬收入等直接掛鈎，並且不斷縮短考核周期、提高考核標準。這一做法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局限性和不利影響也是不可否認的。一方面，指標化的績效考核加劇了學術系統內薪酬收入的兩極分化，使基礎科學研究者和青年學術人員的經濟地位更加窘迫，使他們難以保持學術獨立的精神，容易導致功利性傾向；另一方面，考核標準的簡單化、可操作化以及「客觀化」往往導致實踐中的「重數量、輕質量」，加之大大縮短了的考核周期，給學術人員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科研壓力，使得「急功近利」「投機取巧」等人性固有的弱點得到放大，其結果就是科研粗製濫造，乃至剽竊、抄襲、造假等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的泛濫。
因此，從調控高校學術人員功利性動機、重建超功利性科學規範的角度，本研究建議改革指標化評價體系，適當淡化績效考核，在學術評價中突出對代表作的同行評議，減輕高校學術人員的績效考核壓力，鼓勵他們多關注科研學術本身內在的價值和意義，從而逐步回歸對科學規範的內化和尊崇。
4. 在研究生培養中加強超功利性規範的養成。科學規範的重建不可能是短期可以實現的，需要長期甚至跨代的持續努力。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無疑是學術共同體的新生後備力量，他們怎樣，未來的學術共同體就會怎樣。因此從長遠考慮，要實現對超功利性科學規範的重建，使其真正成為主導科研學術系統的精神特質，從研究生階段就開始養成是必要的。而且，人才培養的示範作用也會反過來倒逼作為導師的高校學術人員去自覺遵循超功利性科學規範。具體做法上包括：提高研究生獎學金和助學金的資助水平；提高研究生參與基礎研究項目的津貼；設立研究生自主探索研究項目，鼓勵他們對科研問題的好奇心等。
（本文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管理分會2020年學術年會推薦論文）
作者
程接力，四川師範大學文化與教育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四川成都610066
鍾秉林，北京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北京100875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20年第10期第42-48，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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