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在新聞傳媒和影視作品的宣傳下，人們饒有興致地談論著中國對非洲的援建，中國企業走向非洲、在非洲做生意，把目光聚焦在中國—非洲的敘事上，感嘆著國家日益強大並逐步實現「走出去」。
而在另一個少有人關注的方向上，非洲—中國，這裡演繹著全球化的另一面，一個不那麼「高大上」的全球化。如麥高登教授將在廣州的非洲人描述為一種「低端全球化」現象。
麥高登教授（Gordon Mathews）
廣州的小北、三元裡一帶，聚居著大量來自非洲的黑人群體，因而這裡又被稱為「巧克力城」，街道兩旁開著不少做阿拉伯菜和非洲菜的餐館，商鋪的名牌夾著中英兩種文字。有些廣州人笑稱，去到這裡仿佛像出了國，自己變成了「外國人」。
在網絡上，這裡是一個極具爭議的地方，經常被網友嘲諷和抨擊，稱這裡的黑人泛濫成災，帶來嚴重的治安問題，甚至傳播愛滋病等等，網絡上甚至還出現了針對這些黑人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論。確實，在廣州的黑人群體長期聚居於此，讓不少民眾對此怨言不斷。凡此種種，究竟問題何在呢？他們給廣州，乃至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根據廣州市公安出入境部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8年9月25日，全市有臨時住宿登記記錄的非洲國家人員346886人次，佔外國人總數的20.1％。全市實有在住外國人83716人，前五位國家分別為韓國、日本、美國、印度、俄羅斯。全市實有在住非洲國家人員15738人，佔實有在住外國人總數的18.8％。全市共有常住外國人49830人；全市共有常住非洲國家人員5396人，佔常住外國人總數的10.8％。
與最新的發布的數據相對比，截至2019年6月25日，廣州全市共辦理外國人臨時住宿登記122.3萬人次，前十位國家分別為韓國、馬來西亞、日本、美國、印度、越南、泰國、俄羅斯、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全市共有常住外國人5.5萬人。按國籍分前十位分別為韓國、日本、美國、印度、葉門、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泰國、英國。
從數據顯示來看，顯然來自非洲的黑人群體只佔廣州外國人的一小部分，這與一些媒體所聲稱的廣州有二三十萬非洲人相距甚遠。當然，存在不少外國人非法滯留的情況，這是官方無法統計到的數據。不過結合一些學者經過田野調查的結果來看，一年中非洲人在廣州的數量變化也很大，非洲商人一般在一年中的兩次廣交會期間來華，但到了12月至次年2月，即聖誕節至春節的這段時間，非洲人又會離開廣州，這與前些年像候鳥般的打工群體相當類似。
實際人數與官方公布的數據相差並不會很大，差距約在1萬到2萬之間，加之近年公安部門加強對境內外國人的管控和對「三非」外國人的整治，網絡上關於在穗非洲人有上十萬的說法確實是誇大了的。
在廣州的非洲人以商人和留學生這兩個群體為主，其中留學生也會借著在華逗留期間參與一些貿易活動，如倒賣小商品等，與中國人在海外代購併沒有多少區別，只不過前者買賣的多是中國製造的紡織品、電子產品等廉價產品，而後者則多是國際知名品牌的產品及奢侈品。
一個常見的景象是，來自非洲的「提包客」，在廣州街邊的大小商鋪採購完商品後，將貨品塞進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和紙箱，隨後直接攜帶著這些貨品坐飛機回非洲售賣。運氣好的話，這些貨品能順利通過海關，若是被海關抽查到違法違規的貨品，他們需要繳納一筆數目不小的罰款。
也有一些規模比較大的情況，這些非洲中間商直接找到中國的廠商定製他們所需的貨品，然後找到專門的物流中介幫助他們將這些貨物運回非洲。
難以融入社會
民眾對黑人群體是否存在偏見呢？答案是肯定的，這與不少民眾對黑人群體的固有認知有關。近年來在網絡社交媒體上有關黑人群體的負面消息，以及一些影視作品中黑人的負面形象，無疑也加深了這樣的成見。
一方面，此前「三非」外國人問題在小北和廣園西一帶較為嚴重，特別是非法滯留的外國人。過去，廣州入境的政策較為寬鬆，有不少來自非洲的商人在拿到籤證以合法的方式入境後，長期滯留在廣州。其中也確實存在販毒、賣淫、強姦等違法犯罪行為。媒體報導後，民眾對黑人群體的認知便與違法犯罪這一印象捆綁在一起。
另一方面，民眾對於黑人群體來自較為落後的非洲這一認知，以及這個社會普遍的「以白為美」的審美標準，使得面對形象差異較大的不同種族時，自然在心理上接受程度不會高。中山大學的李志剛教授曾通過調查問卷的形式考察廣州市民眾對黑人群體的接受程度，研究反映商人、服務業人員等對黑人有著較多接觸和了解的群體對黑人的接受程度較高，而白領、學生等與黑人接觸較少的人接受程度則比較低[1]。
圖1 不同職業人員對黑人區的看法（李志剛 制）
我們能經常看到，在地鐵或是公交上，當有黑人進入車廂時，會有人捂著鼻子，若是與黑人發生了接觸，會撣一撣衣服。
麥高登在其《南中國的世界城》一書中，分享了他訪問非洲人的經歷，其中在談到這些來自非洲的黑人講述是否有受到種族歧視時，有些很肯定地表示有受到過歧視，例如有些的士司機明確表示不會搭載黑人。而有的則認為，中國人對非洲黑人的行為並不算是一種種族歧視，中國人的一些表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黑人，有些中國人甚至還認為他們的黑皮膚是因為非洲太熱而曬黑的。
一名非洲婦女帶著孩子走過寶漢直街的水果攤。李東攝影（圖源：新華社）
嚴格來講，中國並不像美國、澳大利亞等是一個移民國家，儘管中國有著眾多的少數民族，但並不像很多移民社會那樣有著明確的種族劃分，中國的社會也沒有一個清晰的種族概念。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對於非洲黑人的厭惡或者說歧視，更多是出於嫌貧愛富的心態，而非種族觀念。
因而，如果問中國的民眾存在對非洲黑人的歧視嗎？坦白來說，是的。但如果說存在對非洲黑人的種族歧視嗎？我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起碼對大部分的民眾來說是如此。
而對對於來到中國的這些非洲黑人來說，絕大多數來自非洲的黑人是有宗教信仰的，這也使得一些初到中國的非洲人會對這個陌生的社會感到困惑：「這些不信上帝或者不信真主的人，我又如何相信他們呢？」甚至會先入為主地假設中國人為了利益不講誠信。實際上，雙方都對彼此存在膚淺的理解和錯誤的假定，這是造成本地人與黑人群體矛盾的重要原因。
大部分到中國的黑人群體，只是來做生意賺錢，並不打算移民中國，這與很多試圖移民歐美國家的情況不一樣。他們對於了解中國文化並沒有多大的興趣，所以真正能融入到當地社會的非洲人並不多。只有極少數人會選擇申請中國的永久居留身份。
只要賺到足夠的錢就回國，這是大部分非洲商人的心態，也正是這種心態導致產生許多非法滯留者，因為他們是在籤證到期前還未賺到足夠多的錢才選擇留下來，希望能再拼搏一把。這與過去不少中國人到海外打拼淘金聚居在唐人街的情況很相似。
麥高登在研究香港重慶大廈和廣州小北的情況時就發現，早年大量非洲商人前往廣州的幾大原因是：較為開放的籤證、更靠近生產廠商的區位、更多直飛非洲的航班。經濟因素是影響這些行為的最主要原因，而如今，這些條件正在發生改變。
全球化的另一面
對於這些身處廣州的黑人群體，麥高登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低端全球化」。他對此概念的定義是：
「人與貨品在低資本投入和半正式交易下的跨國流動，常與發展中國家聯繫在一起，但實際上在全球均有發生。」
它所對應的，是跨國企業的產品和服務，由大型組織透過數十億的財政規劃、全球宣傳及雄厚律師團隊來實施典型的全球化，如麥當勞、可口可樂、蘋果、谷歌等企業。
確實，這些在廣州街頭倒賣的小商品，不如這些跨國企業研發生產的產品那麼高大上，前者的價格也比後者低廉許多，其中還可能會有假冒偽劣的產品，這都使這種小商品買賣背負了不太好的名聲。另外，近年來颳起一股推崇「匠人精神」的熱潮，追求產品的工藝和技術含量。傳統的有著「物美價廉」標籤的「中國製造」產品似乎正為人們所不屑，並有言論稱「物美價廉」本身便是偽命題。
從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的角度來說，追求高工藝水平、高技術含量的生產沒有問題。但客觀而言，「物美價廉」同樣也有其存在的市場，沒必要站在一個「道德高地」去抨擊。
對於許多非洲國家，以及一些較為落後的地區或國家的民眾來說，高價的優質商品並不是他們的消費目標，他們需要的就是這種物美價廉、他們消費得起的產品，這些全球化的產品他們也值得去享受使用。正是有這樣的需求存在，也自然會有一個地方來生產供應這些產品。
只不過，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承擔了這一功能，而未來隨著產業轉移，也許這個地方會是東南亞，或是其他地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中國對全球化的貢獻，中國不僅將全球化的產品帶到發達國家，也帶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而在這一過程中，這些身處廣州的黑人群體，正是親身參與其中。
而如今，情況正在發生改變。麥高登的觀察指出，中國人確實想要變得更加國際化，但卻是一個更加「高大上」的國際化，而不是有著許多低質量商品交易的國際化。可是，在麥高登看來，真正讓廣州變得國際化的人，恰恰是這些不富有的黑人群體，而不是那些有錢的歐美人或是日本人，後者在自己的中產社區裡封閉地生活。
反而是這些來自中東和非洲的商人在街道、商鋪以及工廠裡和中國人接觸交流。當然，麥高登的觀點僅為一家之言，多少是在為這些黑人群體鳴不平。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這些非洲的商人起著溝通廣州與世界的作用，他們同樣是這個全球化的一部分。
反思：黑人問題究竟何在？
當我們從整體來看，這些從非洲來到中國的黑人群體，究竟帶來了什麼問題？是種族移民問題嗎？事實上，與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相比，中國對移民政策的控制要嚴格得多，極少有外國人能獲得中國的永久居留權或是入籍中國。
前面也提到，絕大多數的非洲黑人並不打算移民中國，他們來到這裡更多就是一種經濟行為。並且，如今隨著籤證政策的收緊和營商成本的上升，以及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走出去，直接在非洲設廠生產，擠壓了這些非洲中間商的空間，許多非洲商人發現在廣州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再加上社會上對黑人群體不那麼友好的輿論環境，經常需要面對警察的隨機檢查，越來越多的非洲商人離開廣州，前往移民管制更為寬鬆的地區。
那麼，是治安問題嗎？廣州市公安曾公開表示，非洲人在廣州的不法行為實際上被放大了，黑人群體的犯罪率並不高。而那些非法滯留者因害怕被驅逐遣返，反而會表現得更為低調。而與之相對應的，卻又是執法者在外國人管治問題上的拘束，由於存在涉外的因素，執法者對外國人執法的程序變得更為繁瑣，使得執法者有時難以適從或無從下手。
那麼，是社會文化問題嗎？很大程度上是的，中國一直以來就不是一個移民社會，尤其是東南沿海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就是傳統的以單一民族為主體的社會，而其恰好又是較多外國人前往居留的地區。中國人沒有明確清晰的種族觀念，也沒有經歷外裔人口聚居在當地社會，改革開放不過才四十年，傳統的中國社會對於這種新的現象沒有那麼快能接受和適應，不僅是對廣大民眾，對政府而言也是如此。這是全球化帶來的一個新的衝擊。
哥倫比亞大學的Neeraj kaushal教授指出，移民對許多社會來說更多是一個感情層面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物質層面的問題。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中國逐步走向國際化，可以確定的是，未來會有更多的外國人來中國尋找機會，不僅會有來自歐美發達地區的外國人，也會有來自中東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外國人，其中不乏有意移民中國者。
中國終將有一天會遇到自己的種族問題和移民問題，社會管治和族群結構都將會面臨新的調整，而在這個問題上，過去甚少有經驗能夠借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並非是個例，日本也遇到了與我們相似的外來移民問題，日本還在2019年推出了移民新政，以應對2020年東京奧運會後可能出現的更多的移民，日本的經驗或許將會有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
於是，今天我們討論這個議題，其意義便在於，面對更深層次更多面的全球化，中國的社會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