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中國花卉協會通報國花調查情況。通報稱,截至2019年7月22日24時,投票總數為362264票。投票結果顯示,同意牡丹為國花的居首位,共288747票,佔79.71%;第二名,同意梅花為國花的佔12.30%;第三名,同意蘭花為國花的佔2.48%;第四名,同意荷花為國花的佔1.89%。
作者:李楚翹
這一事件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與熱議。不少年輕人詫異地表示:一直以為牡丹就是國花!這種印象究竟從何而來?牡丹有沒有被正式評為國花?在很多人認為牡丹是國花的同時,為何又有梅花是國花的說法?
國花牡丹說法的來歷
現代意義上的「國花」一詞最早出現在19世紀的英國,指被用來作為國家象徵或國家標誌的花卉。在中國古代,並沒有這樣一種以花喻國的概念,但「國花」這一固定稱謂在明代就已形成。最先使用這個詞的是文人墨客,所指的對象恰恰就是牡丹。
明朝中葉詩壇領袖、「前七子」之一的李夢陽有首名為《牡丹盛開群友來看》的詩,其中「碧草春風筵席罷,何人道有國花存」兩句,生動地記載了詩友們共賞牡丹、口稱國花的情景。這也是迄今可考的「國花」一詞與牡丹的最早關聯。其語義溯源,大抵化自「唯有牡丹真國色」「牡丹獨逞花中英」等唐詩名句,取傾國傾城、豔冠群芳之義,作為這一顯宦家中常見花品的別名。
不過,那時「國花」一稱並非牡丹專屬,稍晚於李夢陽的嘉靖朝權臣高拱,就用「玉苑移仙萼,群英讓國花」來形容家中的芍藥。芍藥與牡丹貌近而同科,也給人濃豔芬芳之感,古人評花,有「牡丹為王,芍藥為相」的說法,仍以牡丹在百花中地位最高。讓「國花」這一稱謂與牡丹深度綁定的,是萬曆年間西直門外極樂寺修建的一處「國花堂」。萬曆朝散文大家袁中道的《珂雪齋集》記載「極樂寺左有國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是當時京師豪俊宴飲雅集的好去處。這種堂而皇之的命名,可以算得上是一種「官宣」,經由士大夫文人的筆墨揄揚,讓牡丹的國花之名逐漸深入人心。
到了晚明,著名詩人王次回在贈友詩中直言「國花第一數姚黃,更共明珠字夜光」,姚黃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以富麗堂皇著稱,早在五代時已有「花品冠洛陽」之譽,正與「國花」的說法相合。特別值得關注的一點是,牡丹是黃河流域的花卉,而王次回出身浙江仕宦門第,一生交遊活動均在江南,晚明江南士人族群在文化乃至政治意識上往往自成一家。從王氏和友人對牡丹的認知中,多少可以證明「國花牡丹」這一文化概念突破了地域意識,在大江南北間有了更普遍的認同感。
清代以降,這一認同感更超越了民族和社會階層,牡丹的國花身份為廣大士庶所熟知。極樂寺國花堂成為京中遊覽勝地,奼紫嫣紅開遍,往來題詠不絕。乾隆時的鄭親王烏爾恭阿有詩「城西國花舊有堂,牡丹盛開紅千萼」,成親王永瑆更親自為國花堂題匾。雍容華貴的牡丹得到了清朝王室的認可和喜愛,「國花」這一稱謂也衍生出新的含義。清人對於「國花牡丹」的吟詠側重,由原本的國色天香、花中之王漸演為花開盛世、國泰民安。到了崇尚華麗繁縟審美的晚清,牡丹作為貴族衣飾器物中常見的紋飾,地位節節高升,「國花」之號也由文人雅意上升為政治意識,被官方所承認。
光緒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以懿旨形式冊封牡丹為大清國花。這是中華歷史上首次正式欽點國花,富麗堂皇的牡丹與幾年後定下的國歌《鞏金甌》一樣,寄託著清廷的國運昌隆之想。另一方面,慈禧太后本人也是個牡丹花迷,曾多次畫牡丹,並在頤和園佛香閣前修「國花臺」,廣植牡丹珍品,以彰泱泱氣象。在彼時清廷的語境中,「國花」更多作為一個尊榮的封號,並不具備以花喻國、凝聚族魂的精神意義。但以名義觀之,自唐宋以來就飽受國人喜愛的牡丹終得以「國花」之銜綻放於中華帝制的最後十年,自民間而至廟堂,留下一抹權勢的餘豔。
牡丹與梅花:百年國花之爭
民國之後,現代國家民族的概念興起,人們逐漸建立起對國旗、國徽、國歌等政治文明禮儀的認知。然而,被清廷封為國花的牡丹,卻沒能在新時代中延續這一尊貴地位。20年代,魯迅在雜文《論他媽的》中,不無揶揄地比附道:「假使或依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在當時進步知識分子的眼中,「國花牡丹」這一名頭和舊學說、舊綱常等傳統「國粹」同為帝制時代君國理念的產物,不以為意。那麼,在20世紀的前幾十年,人們是怎麼看待「國花」的呢?
1915年版《辭源》中收錄的「國花」詞條闡釋為:「一國特著之花,可以代表其國性者,如英之玫瑰,法之百合,日本之櫻,皆是。」從這個解釋中,可以看出在民初的觀念裡,國花須得是一國特產、並能代表其國家氣質與民族性格,而並不一定是官方選擇或政治意志的體現。譬如,日本皇室以菊為象徵,皇室的菊紋徽亦常被用作國徽,則日本國花應是菊花,但在民眾心理上,櫻花才是國民性格與審美取向的體現,實際承擔了國花的意義。
正如日本的菊櫻之爭,上世紀初的中華民族也在新舊理念的衝突中面臨著國花選擇之惑。民國政權自南方起家,代表著來自長江流域的革命之潮,以驅逐北方傳統皇權統治為使命,自然不會推崇向來作為中原王朝富貴權勢象徵的豔麗牡丹。相反,生長南國、品格高潔的梅花,因凌寒開放而衍生出勇敢、堅貞、反抗等人格特質,與爭取民族獨立的時代精神相契合,受到辛亥革命以來仁人志士們的喜愛。
1929年,國民政府統一南北後,曾創議梅花為國花,未付表決,但此後民國官方習慣上把梅花視作國花,尤常出現在與戰爭流血相關聯的情境中,比如,當時國軍將領的肩章帽徽上以梅花為飾。
與牡丹一樣,梅花也是自古以來飽經美譽的中華名葩。有意思的是,與古人詠梅時多贊其暗香浮動、孤傲高潔的隱士精神不同,在民國時期,梅花最被強調的是不畏嚴寒、風骨磊落的烈士精神。正因如此,使得梅花這一歷來受文化精英族群偏愛的「名士之花」具有了更強的國民性。抗戰期間,國運艱難,凌霜傲雪的梅花成為中華兒女正氣凜然、堅毅不屈的心魂象徵,寄託著人們苦盡甘來、勝利報春的意願。在嚴酷的歷史考驗中,梅花比其他花朵更能煥發出凝聚和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雖無「國花」之名,在某種程度上已具「國花」之實。
新中國成立後,時代環境幾經變革,國花卻始終未有定論。一方面,自戰爭年代延續下來的梅花品質已成為國魂的化身,更受到領導人的特別喜愛;另一方面,作為千載以來人們心中富貴平安的不二象徵,牡丹的民間地位無人可撼,儼然是國花的最佳之選。直到改革開放後,人們對於牡丹與梅花的地位依然爭論不休,80年代、90年代,官方都曾組織過聲勢浩大的國花評選,在不同的場合和維度中,兩種花各有勝負。後來雖也有「一國兩花」「一國四花」等調和性方案,但牡丹與梅花兩派間的分歧也越來越難以統一,國花之位空缺至今。
牡丹與梅花之爭,其實是兩種精神氣魄之間的較量。牡丹象徵著對繁榮富強的追求,梅花象徵著在歷史考驗中的堅守,兩種花都曾伴隨中華民族走過風風雨雨,以芳姿美質鼓勵和撫慰國人的心靈。不同的時期,人們對於「國花」意義的認知和選擇也各有側重,這背後反映的是大多數人以何種心態來面對和評價當前的家國命運,而不僅僅是審美喜好的差異。
(原標題:國花小史)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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