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戈巴契夫曾經語出驚人地說：「車諾比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誠然，車諾比事故的惡劣影響，以及天文數字般的善後費用，都給了蘇聯沉重的打擊，但最致命的傷痛，始終還是在人們心靈上劃開的那道傷口，這道傷口最終令一個曾經強盛的國家分崩離析，並且直到30年後的今天也沒有癒合。
「死城」普裡皮亞季
「車諾比」是什麼？
它在烏克蘭語中的意思是「艾葉」。
它是前蘇聯在烏克蘭境內建設的第一座核電站，興建於上世紀70年代，位於基輔市以北130多公裡外的普裡皮亞季鎮，這座小城的居民曾經以它為傲。
而在今日俄文媒體中，它超越了地理意義的範疇，變成了災難與不幸的象徵。你可以不經意地在俄文報刊上讀到這樣的標題：《怎樣打擊司法上的車諾比？》，以及《俄羅斯面臨毒品車諾比的威脅》。
劇變發生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1點23分。在維修人員的連續操作失誤下，正在例行檢查的車諾比核電站4號反應堆發生爆炸，一條30多米高的火柱掀開了反應堆的外殼，直達天際，攜帶著高放射性物質的水蒸氣和塵埃隨著濃煙升騰。
對於當地很多目擊者來說，那原本是一個溫馨的四月之夜，一年當中最美好的夜晚之一。在車諾比反應堆火光的映襯下，那個夜晚變得格外明亮，整個天空色彩繽紛，橘色，紅色，藍色，猶如彩虹般美麗。
可能到了很久以後，許多人才會真切地意識到，那個美麗而詭異的景象意味著什麼：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核事故，它將無數人對生活的美好憧憬揮刀斬斷，它也撕裂了一個時代的畫皮。
一、事故當晚，車諾比核電站有8噸多輻射物質，混合著炙熱的石墨殘片和核燃料碎片噴湧而出，釋放出的輻射量，相當於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的400多倍。
另一些數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概念：正常人一年能吸收的輻射量，安全值為2倫琴，超過400倫琴就會致命，而當日車諾比反應堆附近的輻射量，高達20000-30000倫琴/小時。
這意味著第一批參與救援行動的人，在短時間內受到的輻射，會超過人一生允許承受的最大劑量。
更何況，大多數人都對災情一無所知，沒有人告訴他們應該注意什麼。
當天值勤的消防員們徒手爬上正在溶解的屋頂，他們還以為這是一場普通的火災。「他和戰友們穿著體恤和襯衣衝進了火場」，消防員瓦西裡•伊格納堅科的妻子說。
臨走前，瓦西裡告訴妻子柳德米拉，他很快會回來，可幾個小時後，當柳德米拉急匆匆趕到醫院時，看到新婚燕爾的丈夫因遭受致命輻射躺在病床上，全身水腫，皮膚脹得十分厲害，幾乎看不到他的眼睛，而這只是一個開始。幾天後，細小的肺和肝臟的組織碎片開始從他的嘴裡向外湧。這些細小的內臟器官碎片讓他咳嗽不止，有時甚至會令他窒息。
瓦列娜，基輔市優秀少先隊員。車諾比核電站爆炸後，她是最早抵達現場的志願者，也是第一個倒在核輻射現場的孩子，她的生命定格在十五歲。那天是她的生日，原本她給自己的生日禮物是去第聶伯河上划船。
為了撲滅反應堆大火，蘇聯當局從阿富汗前線召回了頂尖飛行員，連續不斷從高空朝反應堆裂口投下八十公斤沙包，一個飛行員每天飛行三十多次，每次飛行會吸收五到六倫琴輻射。在滅火行動中，很多直升機駕駛員遭到致命汙染。
一開始，蘇聯官方並沒有重視這場事故。戈巴契夫在他的回憶錄裡，繪聲繪色地描寫了蘇聯科學院院長等官員對事故輕描淡寫的態度：「沒什麼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業反應堆發生過同樣的情況，它們都解決了。為避免核輻射，就需要多喝水、吃東西和睡好覺。」
直到第一張輻射汙染圖繪製完成後，蘇聯人才發現，汙染區內已經不適於人類生活，一些距離核電站較近的居民區才開始緊急疏散，此時距離事故發生已經過去了30多個小時——很多人已經飽受輻射汙染。
然後，擴大到半徑30公裡範圍內都要撤離，總人數達到11.6萬人，上千輛大巴趕赴現場。
核電站附近的居民阿•佩爾科夫斯卡婭還記得當時的情形：「4月27日早晨5點鐘，讓我回家收拾東西，我回到了家裡。弟弟坐在安樂椅上——他沒有睡覺。我對他說稍許打點一下行裝。可是他只是收拾了一下各種證件......他只帶了證件，一件換洗的襯衫和一件上衣。這就是他的全部行裝。」
大多數人以為他們只會離開三天而已。
佩爾科夫斯卡婭和鄰裡們坐著大巴，來到了一個叫做馬克西姆維奇的鎮子，然後，噩夢開始了。
「發出了呼喊和驚叫聲——起初是孕婦和孩子們。你能夠想像出做母親的心境嗎？當她走到檢查員面前，讓孩子接受輻射檢查時，檢查員檢查了孩子的小鞋，說『汙染了』，褲子——『汙染了』，頭髮——『汙染了』.....」
馬克西姆維奇鎮的尖叫，迴蕩在蘇聯遼闊而冰冷的疆域，微弱無力。
車諾比事故後數天，一架直升機盤旋在核電站上空
二、1986年5月9日，莫斯科照常舉行了衛國戰爭勝利的慶祝活動。
消防員瓦西裡此時已經轉移到莫斯科一家醫院治療，他受到了1600倫琴的核輻射，遠遠超過了400倫琴的致死量，護士把他稱為「一個核反應堆」。
他的病房在八樓，晚上九點，他催促妻子柳德米拉趕緊打開窗戶，此刻，燦爛的煙花騰空而起，異常絢麗。
「我告訴過你，我會帶你來看莫斯科的美景。我也告訴過你，每逢節假日，我都會給你送花……」妻子扭過頭，看到丈夫的枕頭下放著三枝康乃馨。他給了護士一些錢，讓護士幫他買了這些花。
「我愛你！我這輩子只愛你一個人！」 柳德米拉再也顧不得輻射，轉身跑到他的床邊，吻著他。
隨後的某一天，瓦西裡悄無聲息地死在了這所醫院。他的遺體被裝進一個用玻璃紙做成的袋子裡，放進了鋅製成的棺材。
人為製造的節日氣氛，顯然並沒有衝淡車諾比的悲劇。事實上從一開始，這場事故就註定將撕裂蘇聯盛世的畫皮。
1986年4月27日，瑞典一個核電廠的技術員驚訝地發現，周圍空氣中出現了高得不正常的核輻射——車諾比的核煙雲已經飄到了歐洲！接下來丹麥、挪威和芬蘭的監控站也陸續發現了類似的情況。直到瑞典政府提出交涉，蘇聯人才發現事情鬧大了。4月28日晚9點，蘇聯電視臺第一次袒露實情，此時距離事故發生，已經過去了整整60個小時。
整個世界震動了。
在瑞典，相關科學機構向政府提出明確建議，要求制止人們食用新鮮的春天蔬菜，飲用雨水。
在奧地利，由於懼怕汙染的大氣顆粒，公園裡小孩玩耍的沙坑被清理一空。
當時，甚至連中國也捏了一把汗。經過科學家緊張地監測，幾天後，結果顯示中國沒有受到汙染。但這場事故，給正準備上馬的廣東大亞灣核電站還是帶來了負面影響：香港570萬居民中，有100多萬人在反對建設核電站的請願書上簽了字。為此，在鄧小平的兩次親自過問下，中國政府1986年9月宣告：車諾比的事故不會改變中國發展核電的態度，而且中國將會高度重視廣東核電站的安全性，香港的激動情緒總算日漸平息。
一隻因遭受車諾比核汙染而死亡的鹿
三、此刻的蘇聯，則是另外一種氣氛。
「在過去的三個月裡，電臺一直在反覆不停地廣播：局勢很穩定、局勢很穩定、局勢很穩定······」一個叫安納託裡•施曼斯基的記者記錄道。
這些報導試圖讓人相信，事情不大，只是有人在抹黑蘇聯。「史達林時期的詞語又開始流行起來：『西方秘密機構的代理人』、『社會主義最可恨的敵人們』、『企圖破壞不可動搖的蘇聯人民大聯盟的反動勢力』。所有人都在熱火朝天地談論間諜和破壞分子，根本沒有人談論碘防護問題。任何非官方信息都被認為是來自外國的意識形態。」安納託裡•施曼斯基寫道。
關於即將到來的五一節慶祝活動是否要取消，烏克蘭當局開會爭論不休。4月30日，他們終於做出了決定，次日基輔市的慶祝活動從4個小時縮短到2個小時。
然而，這一天風向轉變，基輔地區也遭到汙染，市民們在不加防護的情況下走上街頭。
一周之後的5月8日，佩爾科夫斯卡婭——車諾比的撤離者，輾轉來到了基輔，住在了一位朋友的家中。
「我在浴缸裡洗澡，打開水管開關，我就放聲哭了起來。坐下吃飯時，我仍在流淚。為人們，為謊言，我覺得內心難過。報紙上刊登的不是事實。也許，這是因為我第一次親眼看到這些......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再去閱讀報紙上那些豪言壯語，我受到了巨大的震動，令人肝腸寸斷。」
車諾比難以遮掩的真相，在當年擊碎了很多蘇聯人的大國迷夢，令他們完成了一次苦痛的成長。
比如娜塔莉亞•阿爾謝尼芙娜•羅斯洛瓦，她當時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師。她回憶道：「剛開始我們的反應都一樣——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就讓有關當局去擔心吧，車諾比是他們的責任。那裡距離遙遠，我們甚至沒有看地圖。當時我們根本不想知道真相……但是當他們把牛奶貼上『成人用』和『孩童用』的標籤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覺這件事離家人又近了一點。好吧，就算我不是共產黨員，我還得在這裡生活。」
當更多信息被揭露，蘇聯民眾得知了災難到底多嚴重，他們對這個國家的信心崩潰了。「輻射劑量計在搖晃著，早已達到極限，而集體農場的辦公室卻立起了告示牌，聲稱：當地輻射學者表示，可以安全食用沙拉——生菜、洋蔥、西紅柿、小黃瓜——統統可以吃。地裡種的東西，大家全都吃了。看看現在輻射學者是怎麼說的？地方黨支部書記又是怎麼說的？他們怎麼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一位叫愛列娜基•謝廖瓦的記者說。
「因為秘而不宣或者不及時通報，對數十萬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險，蘇聯政治領導人必須對此承擔責任。車諾比事件以後，全國掀起了一場帶有明顯政治色彩的生態運動。在受害特別大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出現了社會運動，指責中央政權對這些地區的居民犯有『危害種族罪』。」俄羅斯學者魯•格•皮霍亞指出。
民眾以及加盟國因這場悲劇而產生的離心力，將在五年後匯聚成洪流，給這個政權致命一擊，這遠比核物質的鏈式反應更為嚴重。戈巴契夫後來說：「車諾比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車諾比災難的確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其前後的兩個時代迥然不同。」
士兵們在車諾比核電站插上國旗
四、為防止放射性物質再次洩漏，蘇聯政府決定建造一個巨大的掩體，將車諾比4號反應堆封閉起來。1986年12月，也就是爆炸過後七個月，這個掩體修築完畢，總共使用了約36.7萬立方米混凝土和7300噸鋼鐵，它有一個不詳的別名——石棺。
為了慶祝，士兵們在核電站的高處插上了國旗，就好像當年蘇聯紅軍在德國國會大廈升起國旗，昭告他們擊敗了法西斯那樣。
但顯然，這個國家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刻，早已經離他們十分遙遠了。
戈巴契夫在回憶錄裡這樣描寫1986年的蘇聯：「在我國社會和政府受到車諾比事故的巨大衝擊之後，國家的財政狀況使得情況變得更加複雜起來。石油價格下降到每桶10-12美元，這對我們的打擊同樣沉重。正當我們努力完成1986年-1990年的發展計劃時，現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
1991年12月25日，蘇聯國旗從克裡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一個龐大國家走到了盡頭。
車諾比核電站被移交給了烏克蘭政府。此刻，4號反應堆上的石棺已經破敗不堪，變得非常危險和不穩定。在以後漫長的時間裡，烏克蘭人必須一次又一次地確認石棺的安全性，確認他們已經徹底封印了那個災難。2012年，一座新石棺開始建造，預計將於2017年完工。屆時，這座斥巨資建造的新石棺，將平移到四號反應堆上方，連同舊石棺一起密封。
那麼，30年前的災難，到底給人們留下了什麼？
如果讓研究者來回答這個問題，答案可能是這樣的：
——早期在事故現場的人員，有203人因照射和燒傷而出現臨床反應。由軍隊、警察、消防人員、核電廠的職工等組成的「清掃人員」中，有7000多人在5年內相繼死亡。
——車諾比事故中，三分之二的放射性物質落在白俄羅斯境內，導致白俄羅斯23%的領土受到汙染，超過25%的森林和許多農田迄今仍在被汙染。從1986年到2015年，白俄羅斯經濟損失為2350億美元，相當於32個1985年年度財政預算。
——從1989年開始，患有甲狀腺癌的烏克蘭少年兒童的數量開始上升，2004年有374例，比1986年多18.7倍。
——綠色和平組織認為，已經有9.3萬人因受到輻射患癌致死。
……
如果拿這個問題去問當年的受害者，得到的答案可能會完全不一樣。
柳德米拉，消防員瓦西裡的妻子，後來再婚了。「我告訴他，我曾經有一個愛人，一個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愛人。我把我們的一切都告訴了他。」
但是，她從來沒有邀請過新的丈夫去她家——因為那是瓦西裡的家。
「我在一家糖果店裡工作。當我做蛋糕的時候，眼淚會順著我的臉頰流下來。我不想哭，可是眼淚卻不斷地往下流。」
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車諾比不僅意味著死亡，也意味著痛苦地醒來，和新生。
「偉大的帝國開始崩潰。首先是阿富汗戰爭，接著是車諾比事件。蘇聯解體時，我們才發現自己孤立無依。我很不想這麼說，但我們熱愛車諾比。車諾比成為我們生命的意義，成為我們苦難的意義，如同戰爭一樣。在車諾比事件之後，世人才得知我們的存在，我們才開啟了通往歐洲的窗口。我們是車諾比的受害者，也是車諾比的信徒。」羅斯洛瓦說。她已經不再是工程師，而是車諾比受災兒童莫吉廖夫婦女委員會主席。
30年後的今天，開往車諾比的旅遊大巴，會停在石棺400多米的一處停車場的邊緣，讓遊客們遠遠望一下石棺的全景，感受一下那個不祥之地的寒意。
但，可能會令人頗為意外的一件事是，如今，許多當年的原住民——多數是退休後的老人，已經自願選擇回到車諾比隔離區附近居住。他們在隔離區種菜、飼養家禽、捕魚打獵，倔強地堅守著曾經的生活。
對於他們來說，一切都已經變了，又或者一切都沒變，至少生活還在繼續。這些故土難離的人們，與那座2000年正式廢棄的核電站一起，變成了新舊時代交替的象徵。
羅斯洛瓦記得，有一次她陪著外國人一起視察隔離區，回程途中，夕陽西下。
「看看這塊土地多麼美麗！」她說。
「沒錯，」一位會說俄語的德國人說，「是很漂亮，但是被汙染了。」羅斯洛瓦發現，他手裡正握著一個輻射劑量計。
「這時我才知道，只有我的眼裡才看得到夕陽。這裡是我的家鄉，這裡是我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