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進化論，很多人自然而然會想到達爾文，達爾文的名字就是進化論的代名詞。
進化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這個理論涉及到人從何處來，又會向何處去，以及生命的存在意義等問題。
在達爾文之前，人們普遍相信創世說描繪的世界：上帝有目的地設計和創造的世界，有序、完善、永恆不變的世界。而達爾文為大家描繪了另一種景象的世界：沒有造物主，沒有預先的目的和設計，變化無窮的、充滿競爭的、不斷產生和消亡的、有過去的漫長和曲折的演變歷史、有不能預測未來的世界。
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思想家的達爾文卻完成了千百年來唯物主義哲學家和思想家未能完成的一場思想革命，扭轉了世界上無數人的生命觀。
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科學和人文領域有著重要影響，但同時也是一個極具爭議的理論。科學史上沒有哪一個理論學說像達爾文的進化理論那樣面對著那麼多的反對者，遭到那麼多的攻擊、誤解和歪曲，經歷了那麼長久而激烈的爭論。
達爾文的最大貢獻是促進了進化論思想的傳播，但達爾文對生物進化方式的解釋對不對，卻一直存在著爭議。
現在一般人了解的達爾文進化論並不是原汁原味的達爾文進化論，原始的達爾文進化論相當龐雜。達爾文進化學說大體包含兩部分內容，其一是達爾文繼承前人的進化學說中的部分內容（主要是布豐和拉馬克的某些觀點），其二是達爾文自己創造的理論（主要是自然選擇理論）和經過修改和發展的前人或同代人的某些概念（例如性狀分歧、種形成、絕滅和系統發育等）。
達爾文學說形成於生物科學尚處在較低水平的19世紀中期，那時遺傳學尚未建立，生態學正在萌芽，細胞剛被發現。作為生物科學高度綜合的進化論，它隨著生物科學的發展而不斷顯露出矛盾、問題、錯誤和缺陷，理論本身就不斷被修正和改造。
達爾文學說經歷了兩次大修正。二十世紀初，魏斯曼及其他學者對達爾文學說作了一次「過濾」，消除了達爾文進化論中除了「自然選擇」以外的龐雜內容，如拉馬克的「獲得性狀遺傳」說、布豐的「環境直接作用」說等等，而把「自然選擇」強調為進化的主因素，把「自然選擇」原理強調為達爾文學說的核心。經過魏斯曼修正過的達爾文學說被稱為「新達爾文主義」。這是第一次大修正。
第二次大修正是由於遺傳學的發展引起的對「自然選擇」學說本身以及與其相關的概念 （如適應概念、物種概念）所作的修正。二十世紀初由於孟德爾被埋沒的研究成果的重新發現以及底弗裡斯、摩爾根及其他遺傳學家對遺傳突變的研究，使得「粒子遺傳」理論替代了「融合遺傳」的傳統概念。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群體遺體學家又把「粒子遺傳」理論與生物統計學結合，重新解釋了「自然選擇」，並且對有關的概念作了相應的修正。群體遺傳學家用繁殖的相對優勢來定義適應，適應程度則表現為個體或基因型對後代或後代基因庫的相對貢獻，用這樣的新概念替代了達爾文原先的「生存鬥爭，適者生存」的老概念。此外，對達爾文的物種概念、遺傳變異概念也作了修正。這個時期的遺傳學家、生物系統學家、古生物學家等，他們綜合生物學各學科的成就和多種進化因素，建立了現代的進化理論，稱之為「現代綜合論」。
現在大家了解的進化論就是經過兩次修正的達爾文進化學說。達爾文進化學說之所以長期作為主流的進化學說，這與達爾文學說的產生過程，以及後來生物學發展進程有關。
達爾文學說通過「過濾」（第一次修正）和「綜合」（第二次修正），是不是就蓋棺定論了，得到學界所有人的一致認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到了二十世紀末，隨著分子生物學迅速的發展，一些傳統的生物學理念發生了改變，人們對生物的進化機制又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
作為達爾文進化論的核心， 「隨機變異」和「自然選擇」是不是驅動生物進化的主因，新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揭示出的異常複雜的基因表達方式以及不同生物分子之間的關係法則，提示人們在生物進化過程中可能既有生物分子系統內因的「驅動」，也有環境的「導向」。如今，達爾文進化學說要面對的可能不只是修正，而是要被重新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