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哲學家德希達:人生越寂寞 境界越圓滿

[摘要]德希達的名譽與成功直到末年都未能更改、消除任何一條咬齧他內心的記憶：曾被正規大學系統所排擠，被鄉戀所牽纏，被觀眾哄下臺。他的寂寞隨著每一次離別而增長，帶著他向圓滿的境界又邁近一步。

《德希達傳》[法]伯努瓦·皮特斯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作者雲也退，獨立記者，書評人，譯者，譯有託尼·朱特《責任的重負》、E.薩義德《開端》。

讀一個人的傳記時，我們常常會把與這個人的出身、職業、性格、信仰、政治立場與姿態等等相似的其他人給聯繫起來。一個多病的作家，會讓我們聯繫到另一個多病的作家；一個左翼學者，誘導我們將他與另一個左翼學者加以對比，而後者往往比前者更有名、更通俗。讀《德希達傳》的人，想必很難不聯繫到加繆，因為按讀者的一般慣例，一定是先接觸到加繆，而後才認識德希達。這兩人的相似之處一目了然：都是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白人，少年時都愛踢球，長大以後都曾帶著自由主義的心態介入阿爾及利亞危機，並且為和解之不成而傷心，此外，就連年輕時患上肺結核，居然都不謀而合。

但是在性情上，德希達遠沒有加繆那麼陽光。伯努瓦·皮特斯的這本書，寫了五六十萬字，呈交給我們的是一個「負能量」較重的哲學家的肖像。德希達的學術起步並不順利，在法國最有名的學府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他關於胡塞爾的碩士論文被打了回來，雖然後來福柯等人給予他的胡塞爾研究以很高的評價，但考試在他的心裡落下了不小的陰影，與他自抑、不自信的秉性結合了起來；對於外界的肯定，他的反射弧總是很長，似乎一直在確認這些肯定是否完全出於真心。疾病早早地在德希達心裡植入了對生命的凝重心態，更何況，他又不像加繆那樣，能輕鬆地憑藉個人魅力招徠女性而恢復活力。

即使讀得並不十分專心，我們都會從書裡的記述中感到，死亡事件，以及對死亡的預感，對德希達的一生影響有多大。朋友之死，雖然都有前兆，總像是不期而至似的，給他的研究、寫作、演講、辯論都染上了憂鬱的色彩。1980年開始的那五六年，法國知識界進入一個痛失大師的時期：薩特、羅蘭·巴爾特、雅克·拉康、保羅·德·曼、雷蒙·阿隆、米歇爾·福柯、西蒙娜·德·波伏瓦這些人中，福柯同他關係密切，但一場論戰拉遠了他們的距離；巴爾特的逝世促使他寫下了《羅蘭·巴爾特之死》（TheDeathsofRolandBarthes）；德·曼則是他的好友。密集的死亡，讓德希達在那段時間著手「開啟一個常常的悼亡系列」，他在連續的長篇演講中，一邊向亡友致敬，一邊回顧自身歷程並作總結。

皮特斯寫德希達，筆調始終是同情的，顯然認定傳記作者有義務把他從大量令普通人感到乏味無聊的抽象概念裡拯救出來。德希達的書信裡，充滿了讓人憂心的描述，皮特斯還常常在引用了他如何描述自己的操勞之後，轉而用第三人稱提及他堪憂的身體狀況。困擾著德希達的負能量取之不竭，他在20多歲時就曾因「被冷落和被迫沉默而痛苦」；儘管他最早的作品質量甚高，「但他仍感脆弱」，需要友人的不斷鼓勵；拉康在1967年12月的演講中濫用了德希達私下裡對他講的一則故事，從而「深深傷害」了他，導致二人斷交；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後，德希達屢屢為鄉愁所困擾；1972年起，德希達有了一個相好，這段感情給他帶來了「危機和憂鬱感」，他在寫給朋友拉波爾特的信裡說，一張大網讓他感到窒息和癱瘓，「生活對我來說也越來越沉重、艱難，幾乎變得不可能。我甚至沒有說起的勇氣。」

雅克·德希達，法國著名哲學家，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著有《論精神：海德格爾與問題》、《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書寫與差異》等。

由於引用了宏富的書信資料，《德希達傳》很接近一部心理傳記。它的傳主，與其恩師阿爾都塞一樣，都顯露出明顯的神經質症狀。德·曼死後，德希達為了替他辯護而捲入了漫長的辯論之中，而學術界的論戰，可想而知，既消磨人的精力和心情，又很難有讓人寬慰的結果，甚至可以說，德希達是受了德·曼的亡魂的連累。他本就是一個脆弱、敏感、容易憂傷的人，他對文字的高度敏銳，疊加在對亡友的責任感上，幾乎讓他疑神疑鬼。從傳記裡，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德希達還曾染上過恐飛症，一度還有自殺傾向。

皮特斯說，之後的一段時間，德希達進入「平和」期，可事實上並非如此。病痛、喪亡接二連三找上門來：親密朋友讓-呂克·南希接受了心臟移植；阿爾都塞逝世。皮特斯緊接著告訴我們，德希達始終處於超負荷運轉之中。假如一個讀傳記的人，本想從作者的筆下對德希達的著作和理論有更多的了解，至此他可能會懷疑，德希達的文句，他的辭藻，他那種過於奇特的詩學，是否也是他折磨自己的一種方法？

「延異」是德希達最有名的獨創概念，「解構」則是他頭頂的標籤。愛德華·薩義德曾經稱讚德希達對結構主義的超越：「法國結構主義景觀的獨有的問題，在雅克·德希達的寫作中被有目的地、理所當然地暴露了出來。德希達這個哲學家有自己的一套，不管怎樣討論結構主義，他都值得重視，因為他的工作的一個方面（誠然，是一個特別的方面）是以一種特異的直言不諱對結構主義者展開批判。」他的著作，從《論文字學》到《書寫與差異》，均有濃重的結構主義風格，簡而言之，結構主義識別出了一個沒有中心的語言空間，在那之中，無窮無盡的能指，用德希達的話講，在進行彼此「替代」；由於中心意味著在場，而無中心便指向了缺席，「能指泛濫無度，所指青黃不接」。

結構主義者們指出這一點便止步了，而德希達則不，他認為結構主義者沉溺在一種懷舊的、鄉愁的態度中無法自拔，而這種本質上屬於保守的態度，這種思想方法，仍然沒有走出決定論哲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德希達說，結構主義者的困境就在於，他們是在用一種工具批判它自己。雖然，語言的結構秩序正在受到衝擊，可是，除了語言，我們並無任何手段，可以以一種不依賴那一結構的方式來描述那個衝擊、破壞行為。

後現代主義和結構主義這一系學術流派，以術語多、晦澀、閱讀門檻畸高著稱。德希達和羅蘭·巴爾特等人一樣，都給人以幾乎一生都活在文字和抽象概念之中的印象。據傳，德希達曾數次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在我看來，他的一大「文學貢獻」，是確立了一種自我反思式的文風，對一個概念作向內的分梳，作向前、向上的追搗，並無集中的、鮮明的觀點，看不見明確的意義揭示；他自己的作品，暴露了書寫和書面語言自身的局限，就像保羅·克利、傑克遜·波洛克之類現代畫家，促使人們去反思自己觀察外部世界的視覺和審美習慣。

不過，皮特斯的這本傳記有點特別，他似乎完全沒有因為精研傳主的作品而沾染他的文風，他主要從書信和演講裡挖取內容，但他的寫作形式，或許德希達本人不會喜歡，沒準還會嘲笑。早在求學期間，德希達的老師就說他有種把要說的事情導向複雜，以及過於文字主義的傾向，要他設法節制一點，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成功地將自己的缺點發展成了優勢，一個讓他區別於其他任何一位哲學家的標誌。

21世紀初，莫裡斯·布朗肖的死，被皮特斯述說成了一個對德希達構成致命打擊的事件，因為他自己剛剛在一次討論課上談論過土葬和火化的問題：他有預感了，而現實如過去多次所表現的那樣，呼應了他內心的焦慮和悲哀。與德·曼不同，布朗肖與德希達的物理距離始終很遙遠，只是在文本中彼此欣賞。現在，他的死，同之前的「9·11」事件一起，復甦了刻蝕在德希達生命底板上的「久遠的憂傷」，隨之而來的，則是青年時代因孤僻、學業受挫、疾病等而來的虛弱意識。

「他一生的研究究竟在追求點什麼？」讀鮑德裡亞、布爾迪厄、利奧塔之類後現代主義法國知識分子的著作時，我們會這樣自問。他們對抽象的體制和具體現象作不懈的批判，他們不懈地表現自己對未來的焦灼與悲觀，爭做卡珊德拉式的人物，和他們相比，德希達的理想似乎通往一片更大的虛無：如果說羅蘭·巴爾特之類的結構主義者是在一片廢墟上低吟，如同一些孤魂野鬼在懷思一個回不去的過去，那麼德希達，他想做的便是在廢墟裡找一條無人問津、無人追隨的出路；如他自己所說，他揭示意義的過程就是「遲疑」，一種反邏各斯中心主義、因而也排斥理解的姿態。

晚年對政治的參與，在媒體上曝光頻率的增高，使得德希達的形象更易於接近了，但我還記得，2001年他來上海訪問時，我從他眼裡看到的那種謹慎、內向和不信任感。他不信任媒體，更深層的原因，如皮特斯的大作所印證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他的名譽與成功，直到末年，都未能更改、消除任何一條咬齧他內心的記憶——曾被正規大學系統所排擠，曾被鄉戀所牽纏，曾與長輩學人鬧翻，曾遭到輿論疏遠，曾被錯誤安排的觀眾哄下臺，還有，曾經送走的那些能理解他或能同他對話的人：德·曼、阿爾都塞、列維納斯、布朗肖他們本就為數寥寥，每個人都像一個寂寞的遊魂；德希達，他的寂寞隨著每一次離別而增長，帶著他向圓滿的境界又邁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