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的一流學府，美國有哈佛、耶魯，英國有牛津、劍橋，法國則有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法國人的傳統以哲學為最高，最卓越的知識人必然是哲學家。近一個世紀以來，最有名的法國知識分子，大多寫過哲學性質的著作，至少也要通過自己的學科來影響一些根本的東西：思維，邏輯、語言習慣、知識體系、學科的區分與邊界。
1950年代雅克·德希達進巴黎高師時，他的同學裡有後來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勒華拉杜裡，有哲學家米歇爾·塞爾，他的授業老師路易·阿爾都塞，只比他大四歲，十幾年後以《保衛馬克思》一書成名，當時還沒有任何作品發表；開學才幾周，德希達就開始上米歇爾·福柯的實驗心理學課，後者也毫無名氣，但德希達已為他的風採所傾倒。「藏龍臥虎」這種詞彙，用來形容巴黎高師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就好比說「獅子山裡有好幾頭獅子」一樣。
1955年，德希達準備他的碩士論文，這篇長文是對他之前一年閱讀胡塞爾的一個總結，阿爾都塞批改了這篇論文，並打了不及格。德希達早年在考場上的不順利，以及他對考試的排斥態度，是相當有名的，不過，關於這次失敗，伯努瓦·皮特斯《德希達傳》裡的說法，與德希達自己的回憶略有出入。皮特斯寫道，阿爾都塞給論文寫了長達四頁的評語，懇切地勸告他「在陳述與表達上進行徹底的『改變』」，因為胡塞爾「並不是一個評委們『熟知的思想家』」。
但據德希達自己在《切磋》一書（薈萃了他後三十年的訪談和對話）中的說法，阿爾都塞當時明確告訴他，他難以把握，要去問問福柯的意見。福柯看了文章後，親口告訴德希達：「這篇文章要麼F，要麼A+。」福柯的意思很明顯：他「不明覺厲」。
不管真實情況如何，1955年，高師碩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人，對胡塞爾的了解程度和接受度還很低，這肯定是事實。考試給德希達帶來了很大的痛苦，考慮到他後來的成就，這種程式化的選拔和考核制度真是大可詬病的。當然，邁過了這道坎，下面的路看起來就要平坦很多。德希達從胡塞爾現象學研究起步，當他翻譯出胡氏《幾何學的起源》，並為之撰寫了超過此書篇幅四倍之多的導論時，他得到了哲學家康吉萊姆和福柯的肯定。康吉萊姆讚許說，讀這篇長文帶給他「精神上的滿足感」，福柯則說：「哲學的第一行為就是閱讀，你的閱讀恰恰證明了這樣的行為。這就是為什麼它具有如此莊嚴的誠實。」
對一個德國哲學家做了創造性的解讀，為一個年輕的法國學者確立了地位。日後，成功解讀德希達的後學，也能據此在這行裡站住腳跟。疊床架屋，闡釋之闡釋之闡釋，西哲之掘進就是這麼一條路徑；一個後學的命運，掌握在比他早入行的權威們的手裡。在德希達的成長期，他與阿爾都塞、列維納斯、福柯等權威過從密切。1963年後，他日甚一日地活躍，但每走一步都小心地探問前輩們的態度。
結構主義興起於那個時間段，福柯、羅蘭·巴爾特、列維-施特勞斯等是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何謂結構？我的理解，就是我們用手頭的符號無法把握，但的的確確存在並起作用的東西，它在各個學科領域中無所不在。福柯對「知識範型」的探索、巴爾特對「寫作零度」的揭示，其意正在向結構存在之前的語言和知識世界投射光束。
德希達也處在這個範型裡面，自然深受影響，且形成了某種「路徑依賴」。這在我看來是一種相當無奈的不自由狀況：在一個時期治學，就得對那時時髦的學問有所研究和回應，正如同在21世紀，再喜歡寫字的人也得被鍵盤所綁架。看德希達的著作，無論是《書寫與差異》還是《論文字學》，結構主義的味道非常濃重，濃得讓人窒息，句章之間不太正常的邏輯編排，以及成批量的術語使用，頗讓人想起了羅蘭·巴爾特那些獨具特色的文學批評。
但是，德希達的思想進路和寫作，對結構主義的一套又形成了突破。學理問題太過艱深，隻言片語難以說清，只談一個核心概念：解構。皮特斯在傳記的第11章裡說，德希達對「解構」的最為清晰的闡發，出現在《致一位日本友人的信》之中，而其立論的前提，是認定結構主義仍然被邏各斯中心主義所主宰，「即長期以來貶低文字的『語言文字的形上學』。」按照西方學術的常規路徑，他把這一思想回溯到盧梭那裡，以此來顯示，現代西方已經感覺到「文本性」是一個深淵，在這個深淵裡，越是現實的在場，越是缺席。他說，結構主義把秩序看作一個由無中心的元素統一運行而形成的東西，而結構主義者首先接受了結構思想，再去試圖描述結構的瓦解，由於他們只能使用瓦解前的語彙和符號，那麼這種努力就必然是徒勞的，結構主義也必然顯現出一種消極、無力的特點。
晦澀的學術並非《德希達傳》的全部。皮特斯運用了大量的私人書簡來描述一個哲學家血肉飽滿的一生。德希達並非象牙塔裡的人，他生於阿爾及利亞，青年時代趕上了那場慘烈的戰爭，趕上了戴高樂政府壯士斷腕，艱難放棄了殖民地。和阿爾貝·加繆的立場相仿，德希達也不想看到白人和當地穆斯林之間互成仇讎，刀兵相見，「也掙扎於對法國的歸屬感和對去殖民主義原則的認同之間」。但是，他也未曾參與籤署任何支持兩族人共存的文件，因為有家人在阿爾及利亞，他擔心陷他們於危險之中。
皮特斯強調，阿爾及利亞是德希達持續的內心之痛。2004年6月，他去世前參加的最後一場電視節目，主題便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問題：正如當年他不贊成法國人和穆斯林分開，他也不支持以巴分治，各建一國。他堅持認為，在多民族混居的地方，為了避免矛盾而將不同的民族分開、隔離，總不是最佳選擇，這就如鯀以堵治水，不如大禹以疏治水，是一個比較懶惰的笨辦法，也是缺少勇氣、缺少政治想像力的表現。但是，給予他的時間還是太少了。一個常見的事實：思想家越是思想深邃、關懷深廣，在進入永遠的寧靜時，帶走的遺憾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