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英國人眼中的「乾隆盛世」,與《馬可・波羅遊記》的描述...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國派出的第一個訪華使團到達中國。

英國人對這個神秘的國度充滿好奇。他們相信，中國就像《馬可・波羅遊記》中所寫的那樣，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然而，一登上中國的土地，他們馬上發現了觸目驚心的貧困。

清王朝僱用了許多老百姓來到英使團的船上，為英國人端茶倒水，掃地做飯。英國人注意到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國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國農夫喜氣洋洋的臉。

這些普通中國人 「每次接到我們的殘羹剩飯，都要千恩萬謝。對我們用過的茶葉，他們總是貪婪地爭搶，然後煮水泡著喝」。

乾隆時代的普通中國人與英國人生活水平差距實在太大了。

14世紀，歐洲人並不比中國人富裕多少。他們的食物中肉食比重並不算高，一大塊麵包加一碗濃湯就已經讓辛苦了一天的英國農夫心滿意足。

但是隨著經濟的質變，歐洲人與中國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經越來越大。

18世紀工業革命前期，英國漢普郡農場的一個普通僱工，一日三餐的食譜如下：早餐是牛奶、麵包和前一天剩下的鹹豬肉;午飯是麵包、奶酪、少量的啤酒和醃豬肉;晚飯是麵包和奶酪。星期天，甚至可以吃上鮮豬肉。

工業革命後，英國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國普通農民家庭的消費清單上還要加上兩三加侖脫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脫淡啤酒，黃油和糖各半磅，還有1英兩茶。

乾隆年間的中國人吃的是什麼呢？粗糧、菜葉、蕃薯，白米飯已經算相當不錯。通常情況下，在春荒之際，人們都要採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時代，民眾吃糠咽菜的記載比比皆是。

據《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業卷》介紹，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後，可剩餘11鎊，約合33～44兩白銀。而一個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也就是說，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根本沒有生產剩餘。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清朝統治下的普通人家可能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十分普遍。

乾隆盛世的貧困，不僅僅體現在物質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精神上。

到達浙江沿海後，因為不熟悉中國航線，英國人請求當地總兵幫他們找一個領航員。總兵痛快地應答了，而英國人卻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總兵的辦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從海路去過天津的百姓都找來。使團成員巴羅說：「他們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帶回了一群人。他們是我平生所見神情最悲慘的傢伙了，一個個雙膝跪地，接受詢問。他們徒勞地哀告道，離家遠行會壞了他們的生意，給妻子兒女和家庭帶來痛苦，總兵不為所動，命令他們一小時後準備妥當。」

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一幕讓英國人不寒而慄，在歐洲這是不可想像的。

英國人說：「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麼美妙。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一個事業有成的商人拋家離子，從事於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

這僅僅是英國人一連串吃驚的開始，比這更讓他們震驚的事還在後面。

在船隻行使於內河時，英國人注意到，官員們強迫大批百姓來拉縴，拉一天 「約有六便士的工資」，但是不給回家的路費。

這顯然是不合算的，許多百姓並不想要這份工資，拉到一半往往連夜逃跑。

而為了找到替手，官員們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莊，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從床上拉出來加入民夫隊。

兵丁鞭打試圖逃跑，或以年老體弱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看到他們當中一些人的悲慘狀況，真令人痛苦。

他們明顯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們總是被兵丁或什麼小官吏的隨從監督著，其手中的長鞭會毫不猶豫地抽向他們的身子，仿佛他們就是一隊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來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而同時代的歐洲，人權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一個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將另一個人置於腳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宮，叫無憂宮。沒想到這個無憂宮卻給他帶來了麻煩。

原來他的這個王宮選在了一個平民百姓的風磨邊上。在修建期間，磨坊主向法院起訴國王，說新建的王宮擋了風，不利於風磨轉動。最後國王不得不屈膝讓步，同意對磨坊主賠償。

這個故事有助於我們理解英國人何以對乾隆年間中國人的人權狀況如此吃驚。

乾隆皇帝對世界大勢的變化沒有絲毫察覺。

他視民間社會的活力和自發精神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敵人，積六十餘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裡。

大清社會各個層面都處於他的強力控制之下：他通過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杜絕了皇族、外戚幹政的可能，使他們只能老老實實安享俸祿，不敢亂說亂動一下。

他以高明的權術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們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間，以確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

對敢於反抗的「刁民」，他的態度是一味鎮壓。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汙吏如何壓榨剝削，走投無路，也只能聽天由命。

對於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對於知識分子，他更如臨大敵。他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掃除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間僅大的文字獄就出現了一百三十件。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萌芽。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類文明主流的產物。

橫向對比18世紀世界文明的發展，乾隆時代是一個只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

乾隆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面而來的世界大潮。

英國人一到中國，馬上發現中國人遠不是傳說中的那樣，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他們發現中國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但英國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觸過中國人，那些人看起來都很正常。

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中國移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在那些地方，他們發明創造的聰敏似乎也跟學習模仿的精確一樣出色。

然而，生活在自己國家中的中國人，卻遠沒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活潑自然，也缺乏創造力。他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同時也更冷漠、麻木和殘酷。

英國人分析說，這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就現政權 (滿清)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雖然登峰造極，但乾隆的統治並沒有任何新意，也沒有任何具有劃時代意義之處，這個所謂的「盛世」出現在了並不應該出現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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