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開創了大清盛世，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發展鼎盛，達到了我國封建時期的最高峰。當然，歷史並不只是光輝的、先進的一面，還有其黑暗、落後的另一面。大清恰恰也是在乾隆時代，由盛轉衰、走向了下坡路。
乾隆朝人口膨脹，大大超過了耕地面積的增加，人均佔有耕地數量迅速減少，加上土地兼併嚴重，社會財富被集中到少數貴族、官僚、地主的手中，並且連年乾旱，災荒頻發，吏治敗壞，階級矛盾逐步尖銳化，廣大貧民生計艱難，不得不鋌而走險。
下層的反抗鬥爭從零星分散的抗租抗糧，逐漸走向豎旗建號的大規模、有組織的武裝鬥爭。乾隆三十九年，山東臨清爆發王倫起義，在運河沿岸，南北交通的大動脈上發難，打破了近一個世紀中原無戰爭的昇平局面。
接著，乾隆四十六年、四十八年，有甘肅蘇四十三和田五領導的回民起義；乾隆五十二年有臺灣林爽文起義；乾隆六十年有貴州湖南的苗民起義；至嘉慶元年，白蓮教起義爆發，聲勢浩大，鬥爭持久，形成了對清王朝一次強大的衝擊波。
乾隆禪位之日，星星之火，已燃燒稱燎原之勢。此後，全國進入幹戈擾攘、戰亂頻發的時代，歷經嘉慶、道光兩朝50多年，清廷顧此失彼，疲於奔命。這場社會大動蕩一直持續到近代的太平天國起義。
乾隆執政時期，既創造了大清盛世，晚年又矛盾叢生，那麼他在哪些方面存在失誤呢？總結起來，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重滿抑漢
清政權實質上是滿漢地主階級的聯合專政，只佔人口極少數的滿族必須團結漢族地主和知識分子，才能保持穩定的統治，乾隆帝基本沿襲了這一傳統政策。儘管他本人浸透了漢文化的薰陶，但他對漢族的警惕、防範幾乎超過了清代其他帝王，他對漢族大臣和綠營兵很不信任。
杭世駿在乾隆前期批評當時天下巡撫滿漢參半，而總督則無一漢人。終乾隆之世，情況大抵如此，出任總督的漢人極少。乾隆時期，當政的文武大臣，前有鄂爾泰、訥親、傅恆、張廣泗、舒赫德、兆惠，後有阿桂、和珅、福康安都是旗人，只有張廷玉、于敏中少數漢員，身居要職，而他們也僅是供奉內廷，述旨撰詔，相當於皇帝的秘書，不是實際的決策者。
當時，滿漢矛盾雖然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始終是影響政治的重要因素。乾隆帝致力於保持滿族的文化習俗和尚武精神。他認為這是清王朝長治久安的保證，他說：「馬步箭乃滿洲舊業，向以此為要務，無不留心學習。今國家昇平日久，率多求安，將緊要技藝全行廢棄不習，因循懦弱，竟與漢人無異，朕痛恨之。」
儘管乾隆帝再三告誡，並採取了種種措施，可是事與願違，八旗貴族生活驕奢、浸染漢俗、廢棄武事的趨勢愈演愈烈，竟不可遏止。而一般旗人，雖有額俸，但清廷禁其從事生產和經商，致使日益滋生繁衍的滿族衣食無著，發生了嚴重的生計問題，可說是愛之適以害之。
其二，文化禁錮
乾隆朝有文化繁榮的一面，不幸的是這種繁榮並未導致思想在性質、內容上的飛躍，反而時常遭到風刀霜劍的凌逼摧殘。乾隆朝的文字獄和禁毀書十分苛嚴，有人估算乾隆朝文字獄有130多起，比康雍兩朝大大增加。且多屬捕風捉影，硬加莫須有的罪名。
士子吟詩作文，用字不慎，即招飛來橫禍，乾隆朝因文字得罪的多是下層知識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譏訕，觸犯聖諱，措詞不當，實際上並無鮮明的反清思想。
魯迅先生對乾隆朝文字獄有個說法：「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有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由於乾隆帝以文字罪人，民間互相揭告，往往以細微讎隙，陷人死罪，官吏們怕失察受責，故意羅織罪狀，張大其詞。
為什麼乾隆帝中葉文網嚴密，文獄迭起？這實際上是統治階層對下層人民反抗的預防性反應。當時，大規模武裝鬥爭尚未展開，但零星的反抗已漸頻繁，乾隆帝日益感受到來自下層反抗的威脅，企圖加強思想統治，顯示鎮壓手段，以防不測，以儆效尤。
這種預防性反應出自統治者謀求安全的心理，罪名的真實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嚴厲的懲處使社會懾服，將達摩克利斯之劍懸掛在可能的叛逆者的頭上。
文字獄的惡劣影響，使得知識分子對現實，甚至對歷史不敢議論，噤若寒蟬。龔自珍說：「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這正是乾隆時知識分子們共同心態的寫照。
其三，閉關鎖國
乾隆朝另一項政策失誤，是變本加厲實行閉關政策。他雖然並不拒絕對外通商，但規定只開廣州一口，制定了詳細的章程，限制中外交往和貿易，並強化了作為貿易中介的行商制度，形成了對外封閉的嚴格體制。
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政府派馬戛爾尼使團來到中國，在熱河覲見皇帝，提出擴大貿易的要求，但在覲見禮節上發生嚴重的爭執，英國使團被拒。毫無疑問，馬戛爾尼使團代表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所提要求包含著侵略性的條款，一定程度上會給中國帶來消極的影響。
但當時的英國尚不能向中國發動武裝進攻，只能採取和平談判的手段，謀求進入中國。中國也迫切需要疏通外交渠道，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擴大視野，以了解世界的潮流，改變中國與世界的隔離狀態。
然而，乾隆帝沒有感到和外部世界加強聯繫和交往的緊迫性，他以天朝上國自居，輕視和蔑視外國，因使團的禮節不周，心中不快，砰然關閉了談判的大門。
自大心理與愚昧無知蒙住了乾隆的眼睛，錯過了認識外部世界的一次機會。中英兩國如同兩艘巨大的航船在逐漸接近，中國方面，從維護統治出發，希望與外部世界保持安靜而隔離的局面，並力圖取得外國表面上的臣服，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理。
而處在產業革命中的英國卻在全球尋找殖民地，開闢商品市場。兩個國家的制度、傳統、追求的目標完全不一樣，一場大規模的衝突將不可避免。
乾隆帝作為18世紀中國最高的統治者，不但絲毫沒有覺察，而且，他的政策堵塞了其臣民和後人去了解、探索外部世界的渠道，這反映了乾隆帝思想保守落後的一面，其影響深遠，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惡果，應對歷史負重大責任。
除了上面幾點外，在評論乾隆帝的是非功過時，巡幸和土木兩件事也是人們熱議的話題。這裡也有必要做一個簡單的論述。
乾隆帝一生到各地巡遊，曾六次南巡，八次去山東、四次去盛京，五次西巡，一次到河南。至於熱河避暑，木蘭秋獮更多不可勝計。有人統計他一生的巡幸活動達150次之多。
乾隆朝國力強盛，財政充盈，故大興土木。60年間，擴建和修建圓明園、清漪園、靜宜園、靜明園，加上康熙修建的暢春園，形成了「三山五園」的園林格局。他又大規模改建、擴建皇宮、中南海、北海以及寺廟、房舍、道路橋梁、城垣、兵營、官署。其規模之大、用工之精、耗帑之多以及藝術水平之高，為歷代所不及。
巡幸和土木都要花費許多錢財，歷代均視為勞民傷財的弊政。連乾隆自己都說：「工作過多、巡幸時舉二事，朕側身內省，時耿耿於懷。」
但不管他人或是乾隆自己怎麼看，平心而論，巡幸、土木應該一分為二進行分析。這裡面當然有勞民傷財的一面，但如果轉換一個視角，作為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的君主，重拱端坐，深居宮禁，雖然省錢省力，但是不接觸社會，不了解情況，對運籌決策、用人施政是不利的。
歷史上有許多從不出巡的皇帝，很多是昏庸之輩，而像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成祖、清康熙帝等雄才大略的君主卻到處巡遊。
巡幸是封建君主與社會保持聯繫的一條渠道，雖然很狹窄而又間接，但對一個生長深宮與世隔絕的皇帝來說，保持這一點聯繫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乾隆出巡當然包含遊山玩水的動機，但還有政治和經濟的目的。如視察黃河、運河、浙江海塘，打圍習武、訓練士卒，考察官吏治績、農業收成，風俗民情等等。
至於大興土木，在乾隆自屬欣賞享樂的浪費行為，客觀上卻又是進行城市建設、美化自然環境之舉。那時候國家財力充足，在養兵給餉、軍事徵戰、減免賦稅、賑濟災荒、興修水利等方面花費了大量的帑銀之外，國庫藏銀仍多達每年財政收入的兩倍。
乾隆時代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建設，不可能投資工廠、鐵路或科學事業，富餘的資金可能的流向是編纂圖書的文化工程，以及建造園林、宮殿的環境建設。在各類工程修建中，普通的民眾同樣得到了實惠，清廷用工、用料不是勞役和徵索，所謂「物給價，工給值，絲毫不以累民，而貧者轉受其利。」
或許連乾隆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在大興土木的時候，這些建築如今都成了文物遺產和旅遊資源。可以想像，假如沒有乾隆，北京城將會是另外的樣子。
作為後人，我們在評價古人的時候不能過於苛求，乾隆皇帝創造了盛世，這是應該肯定的一面，畢竟不是每個皇帝都有這個能力的。同時，在盛世時期爆發出的種種矛盾他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所謂是非功過任評說。